略论《清诗纪事初编》 - 传统中国研究

略论《清诗纪事初编》

秦蓁

[提要] 《清诗纪事初编》禀“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编选主旨，在体例范式上，与《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一脉相承，以纪事诗编陈述“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对“诗史互证”理念进行阐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关键词] 《清诗纪事初编》诗能存史《雪桥诗话》诗史互证

《清诗纪事初编》1是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的遗著。全书八卷，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二千馀首，每一作者条下皆系有小传，博采生平、综述经历，常作考订，间出己见。本文通过材料的爬梳，探求此著作之师承关系，并试图阐明邓之诚先生“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

一、《清诗纪事初编》与同类纪事诗编

《清诗纪事初编》承用“诗纪事”的名称，然其与前此所谓“纪事诗编”的旨趣不尽相同。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自序云：“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老矣无所用心，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可考，即略纪大节，庶读其诗，知其人。”2从“殆不满百”到“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的搜辑结果，其着力点实在于保存诗人的文献资料。

清代厉鹗《宋诗纪事》。自序云：“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前明诸公剽拟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问，迄今流传者，仅数百家。即名公巨手，亦多散逸无存，江湖林薮之士，谁复发其幽光者，良可叹也！……披览既多，颇加汰择。计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略具出处大概，缀以评论；本事咸著于编。其于有宋知人论世之学，不为无小补矣。”3宋诗经明人弃斥略尽，吴之振《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总之不过二百家，则《宋诗纪事》存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之诗，以“精熟两宋典实”之学力，网罗散失之诗歌，矫正明人专宗唐诗之失，对文学史的贡献尤大。

近人陈衍《元诗纪事》。自序云：“钱竹汀先生尝病《元史》疏芜，欲采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说之类改修《元史》，恐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事详《汉学师承记》。乃记合《元诗纪事》于《元史·艺文志》，统称六卷，……独念竹汀先生博极群书，尤熟元事，果如计、厉二书之遍采诗林故实，其卷数必衮然以数十计。而《师承记》所称六卷，除《艺文志》四卷已刻外，《纪事》才二卷耳；《稽瑞楼书目》亦云止二册，何其少耶？新修《嘉定县志》云五卷，则合钱侗、陶梁所补言之，意其为书，必专取夫关系《元史》得失者，与计、厉二书之体例异焉者也。”4陈衍点出“以诗补史之未详”的见解，然其所编选的辽、金、元三朝诗纪事，材料全采诗话、笔记，所矫正的只是计、厉两家因收寻常无事诗以至纪事诗有名无实的弊病。与唐诗、宋诗纪事一样，一般不涉及或不注重重大政治事件和现实社会生活。

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下所引文不注明者，准此。

2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4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近人陈田《明诗纪事》。自序云：“至此集以纪事为名，无事可纪者，亦广为甄录，冀以揽前哲之芳馥，为后人之贻饷云尔。”1收录了一些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长诗，尤值得注意的是其间附考订史实的部分，如考证甘瑾《公孙》一诗是为陈友谅在江州时，以春暮结彩为花树，自府第夹道植至匡山一事而作；又如据陈南宾《题墨竹》一诗，遂推疑诗人身份或为明氏遗裔；类此者颇多，很可见出作者的考订功力。

《清诗纪事初编》与上述纪事诗编相承继的关系甚为显著，即表现在对存人存事、搜索文献故章以及对故事的考证兴趣上；然其相异之处亦极彰然。序言开篇，即拈出“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的观点，指出计有功、厉鹗、陈田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的不足，自许其选本“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着眼点在于诗史相通的部分，秉“以诗证史”的旨趣，与前列诸项纪事诗编相比，拳拳于文学的史料价值。

今人钱仲联先生于八十年代主编的《清诗纪事》，“形式上以宋、辽、金、元诸朝诗纪事为基本参照，以求和《唐诗纪事》以来的前人同类著作衔接配套，内容上兼取《明诗纪事》的突出优点，以辑存有清一代以诗史为主体的叙事作品为宗旨”2，晚于《清诗纪事初编》，但显然并未以《初编》为先行者。钱先生认为，《初编》直接采诗于名家别集，而未从诗话、笔记入手，采录之诗常病于空泛而不具体，笼统而无特定背景，似乎已经“脱离了诗歌纪事传统体例的要求而更近于传统名人的史学专著”。由此可见，钱先生的《清诗纪事》，直承唐、宋、辽、金、元、明历代诗纪事一系，在编辑体例上与自成一体的《初编》不甚亲近。3而此则更可以证明《初编》之师承另有别体。

据笔者统计，《初编》录600家诗人，其中尚有132家是《清诗纪事》所没有录的；而在两家纪事诗选本都录的468位诗人中，所录取的诗歌多有不同。请以明末三遗民为例。《初编》录顾亭林10首诗，其中有2首是《清诗纪事》亦选录的，此2首皆有顾亭林自注；录黄宗羲4首诗，其中有2首是《清诗纪事》亦选录的，此2首皆有黄宗羲自注；《初编》录王夫之6首诗，这6首诗《清诗纪事》一篇也没有选录。再以清初三大家为例。《初编》录钱牧斋诗4组，《清诗纪事》选录了其中的三组；《初编》录吴梅村诗5首、龚鼎孳诗4首，《清诗纪事》中一篇也没有选录。举其荦荦以见大端。那些邓之诚先生确凿认为有事可以追索的诗歌中，清诗纪事编写组从相应的笔记、诗话中，找不到有关材料，于是只能摒弃。如《初编》选录了吴梅村《临顿儿》、《芦州行》、《捉船行》、《马草行》、《打冰词》五首，而这五首，《清诗纪事》一首也没有录；不止如此，这五首诗歌，并非梅村体，因此多数选摘吴梅村诗歌的本子，都不入选，为其皆非梅村通常所谓名篇之故也；而尤可注意的在于，在邓之诚所作的吴梅村小传中，解释《读史偶述》三十二首中第3、4、5、11、12、13、15、17、19、22、25、26、27首（《清诗纪事》选三首）；解释《读史有感》八首中第1、2、3、4、6、7、8首（《清诗纪事》选三首）；解释《古意》六首（《清诗纪事》亦全选）；解释《偶得》三首（《清诗纪事》选二首）。可见邓之诚并非不悉梅村于沧桑间事属笔之功。

1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94页。

3钱钟书先生于1987年12月25日给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的信中说：“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诗，即寓‘西洋镜一戳就穿’之讥，然《晓亭诗钞》卷二只有《西洋画》诗；又如称邵陵自题《疎园集》诗非邵长蘅所及，不知此诗全袭南宋戴东野《农歌集》卷四之作，仅易一字而已。（拙著《谈艺录》314页已隐摘其讹。）此类不胜枚举。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参见《钱仲联学述》，同上。按：《初编·自序》明言诗人“代怨诽以歌谣，易弁服以冠冕”，分明是从世道人心来评价诗的意义，与钱氏的观照角度显有不同；况且，“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则已先于钱先生批评之前谢不能战矣。但信中“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似不能不稍作置辩，若钱先生的批评成立，则《初编》有涉于“编造史料”之罪名。不过，从钱钟书先生提出的例证来看，皆无以支持其批评。邓之诚先生所读《晓亭诗钞》，是否与钱钟书先生所获相同，尚待核实，即便确是误录，似乎也还构不成“杜撰虚造”的罪名；古人借前人或他人之诗来表达心志，后人读此诗而未及知晓此诗所用为成句，似乎也说不上“逞其私智”。此为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