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探

内容摘要：【摘要】一般认为，张氏学术观秉承于金·刘完素。

笔者认为，张子和学术理论基础，从《内经》及王冰注《素问》中获得有力的支撑。

同时也可以发现，子和许多观点与《内经》并不完全合拍。

张子和的学术思想在目前公认的七大流派(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伤寒、温热)中是较为独特的一家。

其独特之点在于，它的学术渊源承受似有别于其他学派，把张氏学术思想、治疗方法、方药医案等资料与扁鹊学派人物和著作的学术观点作一些对照，有相通之处。

子和的贡献在于将扁鹊学派的理论、治疗方法潜移于祖国医学的统一理论体系之中。

故可认为是扁鹊学派传人。

【关键词】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
张子和的学术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进程中极具代表性，它对明清以降中医各家学说的活跃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怎样梳理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呢?本文就此略作探讨如下。

张子和学术思想溯源
一般认为，张氏学术观秉承于金代刘完素。

《儒门事亲》中，张氏多次提到“今代刘河间……真得黄庭之秘旨也”［1］。

子和阐发河间“六气皆能化火”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说；其攻邪三法，深得河间“拂热郁结”，“玄府结涩”等病理观的启迪，选方推崇河间所制双解、通圣、益元诸方，用药苦寒凉。

《金史》认为“其法宗刘守真”。

近人任应秋先生说：“从正之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2］，径将其划归于“河间学派”。

可见子和受河间之学影响颇深，从学术源流分析，似乎是河间之学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从张子和的病邪理论、气血流通病机论、攻邪三法的治法与方药，与刘河间并不完全一致。

以河间所倡“降心火，补肾水”之治法为例，子和治病亦每论及此法。

实际上是用攻邪三法，攻逐火郁湿滞，以交通上下，达到既济心肾，虽提法相同而实质则异。

所以任应秋氏认为：“是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

”［2］显然张氏学术思想主脉，只是受河间影响较深。

按一般思维习惯，对中医学术源流，人们往往会上溯至《内经》。

纵观《儒门事亲》，子和多次引用《内经》原文以论证自己的学说。

故《金史》云：“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

”
另外，唐代王冰对《内经》创见性的注释，给予子和不少理论依据。

《儒门事亲》多处引征“《内经》曰”，实际上是出自王冰注。

例如子和在阐述攻邪三法的治疗机理时，以王冰“金郁泄之，渗泄，解表利小便也”为据，主张“发表与渗泄，非解表而何”。

推崇河间益元、双解等方，并自创宣渗解表方——桂苓汤；对王氏“木郁达之，达谓吐之，令其条达也”之说，引为吐法之治疗机理，并扩展为“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对王氏“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的下法机理，进一步阐述为“下者是推陈致新也”。

张氏“攻药不留中”［3］论，源于王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子和十分推崇王冰的贡献，“伟哉王冰之言”，是出其肺腑之声。

张子和学术理论基础，从《内经》及《素问》王冰注中获得有力的支撑。

我们也可以发现，子和许多观点与《内经》并不完全合拍。

与金元其他三家之学一出，众人嗡然从之大不相同，子和其道初行，即引起同行“其惊且骇”，继而“既不得其术，从而诬之”。

以岐黄正统自居的世俗医者对其说纷然谤喙直至近代，甚至超出了一般学术争鸣，而把子和看作离经叛道的“山野无韵之人”，其原因之一，也是基于这种不合拍。

从大处着眼，《内经》用阴阳对立统一、平衡失调来阐释疾病的病理变化，而协调阴阳就成为基本治则和最终目的。

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张子和则力倡“六气从火从湿”，把疾病的病理归结为“百病生于郁滞”，将一部《内经》归纳为“惟气血流通为贵”。

把“贵流不贵滞”放在“贵平不贵强”之先，可以显见其学术倾向之微妙不同。

从小处观察，《素问·刺疟论》说：“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张氏则主张“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

《素问·汤液醪醴论》论治水肿：“平治于权衡，去宛陈，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张氏则主张“凡湿勿针，《内经》虽云缪刺其处，莫若以张长沙治伤寒法(指汗吐下)治之”。

他以亲身经历禁戒：“又如治水肿者……有人于两足针之，水出如泉，水尽亦毙矣”，主张改用灸水分穴的治疗方法。

《素问·奇病论》有“子喑”一症，提出“无治也”。

张氏则说：“虽有此论，可煎玉烛散二两……时时呷之，则心火下降而肺金自清，故能作声也。

”
此外，《内经》所论“劳者温之”,“惊者平之”，张氏都另有自己的理解。

这些观念及治疗方法的不协调，既可看作张氏在《内经》理论指导下有所创新，也可视作学术上的不同见解。

论及张仲景《伤寒论》与《儒门事亲》的学术承授关系，张子和是既继承与发展，也有“勿滞仲景纸上语，惑杀世人”的惊人之说。

综上所述，张子和作为攻邪派代表人物，其学术渊源受《内经》、《伤寒论》、刘河间影响极大，说“继承与发展”应是恰如其分。

但细察熟思之，则未能快然于中，张子和也曾说：“由是通今博古者少，而师传遂绝。

”这不应是指《内经》、《伤寒论》，因其书俱在，学术上已被世人引为正统，子和所云“师传”，当另有所指。

张子和是扁鹊学派传人
张子和的学术思想在目前公认的七大流派(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伤寒、温热)中是较为独特的一家。

其独特之点在于，它的学术渊源承受似有别于其他学派，它是秦汉之际产生的黄帝学派与扁鹊学派理论的融合。

在张氏学术思想中，可以窥及扁鹊学派的许多主要学术观点。

因此，笔者提出张子和是扁鹊学派传人的假说。

扁鹊学派在唐宋时期已逐渐衰微，并被黄帝学派取代，但其学术基因由于张子和的传承与创新，走上了与黄帝学派渗透融合的道路。

子和将扁鹊学派的理论、治疗方法潜移于祖国医学的统一理论体系中。

从这一观点出发探讨张子和的学术渊源，才具有特殊的意义。

李伯聪先生著《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中考证：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学派不是黄帝学派而是扁鹊学派。

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学派。

它有本学派医经和医方。

《黄帝扁鹊之脉书》(指《史记·仓公传》所引《黄帝之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10部)是战国时期扁鹊派著作；《扁鹊内、外经》是其派医经；《扁鹊俞附方》是其派经方。

古籍中所见署名“扁鹊”、“子义”、“吴普”、“李当之”的本草，都是扁鹊派的本草著作。

今传之《难经》、《中藏经》，不是发挥《内经》奥旨之作，而是扁鹊学派东汉和六朝时期的著作。

《汉书·方技略》医经总论使用了扁鹊派传统术语，反映了扁鹊派某些独有的医学观，是以概括扁鹊学派医经为主而撰写的。

《褚氏遗书》、《扁鹊心书》是宋代扁鹊派著作。

其派人物有汉代著名医家淳于意、华佗、涪翁、程高、郭玉，南北朝世医徐氏(七世十一人，如徐文伯、徐嗣伯、徐之才等)及以“第三扁鹊”自命的南宋窦材等［4］。

任应秋先生说：“或谓凡一学一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

”［2］根据李伯聪先生的这些结论，我们可以把张氏学术思想、治疗方法、方药医案等资料与上述人物和著作的学术观点作一些对照，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郁滞”病理观与“气血流通”说从战国秦汉时期的一些史籍中，可以窥及扁鹊学派的
病理观。

如“且扁鹊之治也，审闭结而通郁滞”［5］，“致水火之剂，通闭散结，反之于平”［6］，“血脉流通，病不得生”［7］。

张子和攻邪三法的提出与应用，则是建立在“百病生于郁滞”的病理观上，他“惟以气血流通为贵”的学术思想，应是秉承扁鹊学派之正宗。

2、汗、吐、下张子和运用汗吐下三法的渊源，自称乃仲景治伤寒法移作医治杂病之用。

《伤寒论》的汗吐下法乃至某些方剂，却都是从扁鹊学派继承而来。

《千金要方》引华佗之言曰：“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灸之即愈。

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

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

……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

若病因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

……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

……然热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也。

”［8］这可视作《伤寒论》汗吐下之雏形。

张子和论吐法也申明其术有所本：“惟见太仓公、华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余无闻，乃知此法废之久矣。

今予骤用于千载寂寥之后，宜其惊且骇也。

”他运用的“撩痰法”，也本自华佗“令以指刺喉中吐之”［8］。

他遵“所谓导引而汗者，华元化之虎鹿熊猴鸟五禽之戏，使汗出如傅粉，百疾皆除”，因五禽戏久已失传，张氏另创“盘脚叩首法”导引发汗；张氏还说：“忧恚磅礴，便同火郁，太仓公见此皆下”，故其攻邪三法是学有所宗。

3、水火之剂“水火之剂”是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习用的方剂。

扁鹊曰：“阳石以治阴病，阴石以治阳病。

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剂。

”［9］仓公治病也使用了火剂、水剂，“致水火之剂”［6］是当时常用的治疗方剂。

《南史》记徐文伯治疗宋孝武路太后之病，“众医不识，文伯诊之，此石搏小肠耳。

乃为水剂消石汤病即愈”［10］。

六朝以后，运用“水火之剂”的人已不多，很少有人知晓“水火之剂”是什么了。

《儒门事亲》中曾二次指出：“次用火剂，黄连解毒汤是也。

”“可服火剂，火剂者，黄连解毒汤是也。

”《名医类案·风瘅门》注“火剂”：“即黄连解毒汤或云黄连一味为火剂汤。

”当年之“火剂”是否为黄连解毒汤已难以考证，但“火剂”的运用明显是来自这一学派。

4、十剂北齐徐之才提出的“十剂”，是对本草方剂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儒门事亲》开宗明义第一篇医论，即《七方十剂绳墨订》，对十剂作了详尽的阐述与补充。

徐之才是扁鹊派重要医家，张子和称十剂为“绳墨”，是作为标准规矩来对待的，这不应视作一种巧合。

5、禁咒黄帝学派是不主张禁咒的。

《素问·五脏别论》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在扁鹊学派存在并兴旺时期的战国秦汉之际，医学仍把巫术当成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直至唐代都是如此。

据《史记》载，长桑君传扁鹊“我有禁方”，阳庆传淳于意十种医书中，也有《接阴阳禁书》。

以后南北朝时世医徐氏的医术，从《南史》的记载中也有巫术成份。

《中藏经》中也可见“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11］等提法。

虽然史载淳于意是坚决反对巫术的，但从整个学派来说，是保留了不少巫术成份的痕迹。

《儒门事亲》中，《治病百法》录咒法7则，《十形三疗》有“咽中刺塞”案，真实地记录了张子和用“咒水法”治疗的情形，并称“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

他在用禁咒治疗“疮疖肿毒”案中，则称“得于祖母韩氏，相传一百余年”。

故子和禁咒之术的运用，当有其学术渊源。

一概将其推卸在麻知几“掺入”，则有失公允。

至少可以说，在张氏晚年还是很热衷于此道的。

6、“五苦六辛”与本草“五苦六辛”出自《汉书·方技略》，是扁鹊学派本草学的重要理论，其义今已不传，《内经》亦无此说。

子和根据攻邪理论及汗吐下三法的运用经验，结合药物性味，阐释为：“五者，五脏也，脏者里也；六者，腑也，腑者表也。

病在里属阴分，宜以苦寒之药涌之泄之，病在表属阳分，宜以辛温之剂发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

”并结合五积六聚、表热里寒、用药方法等具体临床运用说明这一理论。

《儒门事亲》举吐药29味，汗药40味，下药30味，《本草纲目》参照此录入，对后人影响较大。

但有相当比例的药物在历代本草著作中，均未载它们的汗吐下功用，后世医家习惯上也未把它们作汗吐下药对待。

据史料记载，高后八年阳庆传淳于意之书有《药论》，扁鹊弟子有《子义本草》，华佗弟子有《李当
之本草》、《吴普本草》，现均不存，仅《吴普本草》部分佚文保存在《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中。

《吴普本草》引“扁鹊”、“神农”二家，不同之处颇多，当各是一家之言［4］。

然而张子和引用这些药物时，均申明“以本草考之”，“以本草校之”，必有所本。

既然《神农本草》系统无载，则极可能在扁鹊学派本草中这些药物均被认为有汗吐下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