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里的理想主义者——读冯骥才《漩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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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田
漩涡里的理想主义者
——读冯骥才《漩涡里》
“在行动中思考，使思想更富于血肉，更具生命感，随时可以在思想中触摸到现实的脉搏。

在思考中行动，使足尖有方向感，使行动更准确和深刻，并让思想在现实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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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的非虚构作品《漩涡里》是他“记述人生五十年”系列的最后一部。

对于他二十年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而言，这是行动后的思考；对于他搁置已久的文学之路而言，这是深度思考后的行动。

按照作者的自述，这部书回答了他为何从文学领域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里”，讲述的是他人生之中的一次重要“转型”；这是一部文学性极佳的非虚构作品，同时是一个作家二十年来的心灵史，也是大时代洪流中的一段文化进程。

世人眼中的冯骥才首先是才情卓越的作家，是“津味儿小说”的代表，善于透过市井人情描摹人性；其次他是善写丹青的画家，长于将诗情赋予画意，能够将绘画“散文化”“文人化”；但近些年来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却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始终在为文化保护奔走呼号、殚精竭虑。

我们不禁要问，这三种身份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协调统一的？去年以《俗世奇人》（足本）获得鲁迅文学奖，今年完成了自传性非虚构作品的最后一部似乎都昭示着冯骥才已回归文学界，然而这二十年的光阴究竟在他生命中留下了什么痕迹？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漩涡里》以十四万字的篇幅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一、“四驾马车”的互文
2012年冯骥才70岁时在北京画院举办了名为“四驾马车”的画展，寓意自己年逾古稀仍用四匹马的力气拉着“文学”“绘画”“文化遗产抢救”和“教育”这四辆车。

他送给友人留念的画集取名《生命经纬》，经线寓意人生七十年的历程，纬线寓意他所涉足的四个领域。

《冰河》 《凌汛》 《激流中》已经展现出冯骥才在文学与绘画领域之间的转换，然而斯人着力经营的文化遗产抢救与教育事业却未见含英咀华式的“夫子自道”。

2018年付梓的新书《漩涡里》终于弥补这一遗憾，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1994年是冯骥才的起点，2001年则是他的转捩点。

自1990年回归绘画之后，冯骥才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画展。

饱览民俗风情的同时，他通过卖画的方式保住了周庄的“迷楼”和家乡宁波的“贺秘监祠”，这是他对文化遗产保护最初的参与。

冯骥才真正投身到城市文化的抢救是1994年天津老城的拆除，抢救估衣街失败后他开始思考作为文化人在历史中的责任，一步步走近了非遗保护的漩涡。

2001年冯骥才受聘于天津大学，担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从此跨入了教育领域，同年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此后他提出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概念，为文化遗产保护各处奔走，一方面深入田野开展为期十年的抢救工程，一方面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国家和政府呼吁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从筹措三十万国家项目资金开启保护工程，到后来成立私人基金会，冯骥才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他最初计划每年投入十五天，最后却全情投入以至于放下了自己最心爱的文学。

2005年学院落成后冯骥才将这里变成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基地，在教育的阵地上履行着一位学者和导师的职责，引领青年学者一同投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里”。

在走过了风风雨雨，历经了无数坎坷之后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响，2006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设立了“非遗名录”和传承人制度，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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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此进入了国家方略，摆脱了无红头文件、无资金的窘境。

2008年他因汶川地震建立了“紧急抢救羌文化工作基地”，促成了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建立；2011年全套二十二卷《中国木版画年画集成》完成，长达十年的年画抢救与保护工作完满收尾，他继续投入了藏族唐卡文化档案和中国口头文学数据库的抢救项目，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古村落的保护。

2015年他重返当年文化保护的起点后沟村，在老戏台前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这应当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冯骥才却说自己“只有逗号，没有句号”b，他仍然打算在这“漩涡里”继续陷落与升腾……
“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是冯骥才无可摆脱的宿命，而教育则是他践行理想的途径与手段。

在这“漩涡里”他越陷越深，作为作家的冯骥才似乎渐行渐远，而作为画家的他仿佛成了文化保护的“提款机”，此外他作为专家、学者和教授的面目则日渐清晰。

这部书里能够看到冯骥才多重身份的交汇，读到他在其间的挣扎、痛苦与抉择。

在此不禁要问：这四驾马车真的能够并驾齐驱吗？读者所最关切的文学又是怎样的位置？
如果将冯骥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四驾马车”就必将是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

在这里，文学是肌理，是底色，也是实践其他三个领域的思想来源。

冯骥才在《漩涡里》中承认，当天津老城被拆除时他感到“作家与他笔下的土地生命攸关”，因为“我的大量小说与散文都来自老城，我的人物都是这块土地上生出来的”。

c他笔下市井人物的根在民间，他们的光彩与营养来自民间文化，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冯骥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切并最终促成他自愿地身陷“漩涡里”。

尽管绘事丹青十五年，又师出名门，但当冯骥才从文界回归画界的时候画作风格却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我必须把自己的绘画建立在自己的文学感受与气质上，还要逐渐建立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支撑”。

d从文学当中汲取的养分造就了冯骥才“散文化”的绘画风格，生成了一种别致的现代文人画。

他在大学任教的初心本是培养文学绘画方面的人才，然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使得他不得不调整了方向，个人道路的转向造成了教育路径的转向。

在这时代的漩涡里走过二十年，冯骥才同时以虚构与非虚构的方式回归文学本身，这一次他带来的惊喜又安知没有这文化遗产保卫战的功劳？
冯骥才的“四驾马车”也许难以在同一时段并驾齐
驱，他们总是交替着、纠缠着此消彼长，在冥冥中构成一种互文。

文学与绘画是他静夜时分的思考与升华，文化保护与教育则是他白天的斗争与实践，四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促进、生成、转向与回归，在这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共同成就了冯骥才难以分割的整体文化气质，成为其生命轨迹中始终流转不息的精魄与血脉。

二、“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学升华
非虚构写作或者说非虚构文学并不是一件新生事物。

自1965年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创作《冷血》之始便已提出了“非虚构小说”的概念，彼时西方文界创作此类文体的多是新闻界出身的作家。

而在中国各种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可谓是非虚构写作的鼻祖。

自《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写作”以来，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正在不断被探索、被实践。

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的非虚构写作，其初衷是纯文学不再局限于某种固有的文学秩序，作者也不再拘泥于专业的作家。

非虚构写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过时间的淘洗一批作品留存下来成为具备可重读性的文学。

包括梁鸿、韩石山、刘亮程、李娟在内的一批作者均在非虚构写作中留下了个性化的痕迹。

有学者将非虚构文学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关注底层生活的，如梁鸿；其二是走向边地异域的，如李娟；其三是重返历史现场的，如刘亮程。

论者由此总结出非虚构写作的共性是“因为对以往‘虚构现实’文学的不信任，所以试图展现一种真实在场的力量；因为对中心赞颂话语的不信任，所以试图展现一种呐喊与绝望的力量”。

e 如果按上述标准，冯骥才的《漩涡里》似乎难以归类；在与诸多非虚构文学的比较中，其文本的异质性无疑十分鲜明，而无比强大的文学性与浓郁的个人风格无疑是《漩涡里》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

冯骥才有着将实践文学化、将历史记忆抒情化的强烈自觉与高超技法，即便是记录极具严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史，《漩涡里》仍然洋溢着浪漫的文人色彩，字里行间透露出文学的笔调。

书中各种与“非遗”保护相关的概念、术语与理论申说俯拾皆是，甚至直接引入实际工作中的报告书与申请书，但这些极易使文本枯燥化的内容在冯骥才笔下非但没有造成丝毫的阅读障碍，反而成为读者新的兴趣点与知识点。

毫无疑问，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必定包含许多沉闷乏味的内容、艰难烦躁的时刻以及冗杂的事务性工作，冯骥才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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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以高尚或严肃之名强加于读者，相反却从中涵育出诗意化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传递出一种不矜不怨但又无比坚定的精神力量。

文学对现实的救赎，于兹可见一斑。

对“非虚构作品”文学性的自觉与强调，冯骥才的创作既一以贯之、又日新月异。

从《一百个人的十年》开始，冯骥才已经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介入了非虚构写作。

从伤痕文学中《铺花的歧路》始，至《无路可逃》《炼狱·天堂》，冯骥才对灵魂的拷问与历史的反诘始终如一，对此学者已颇多注目f。

但当“文化大革命”已日益沉淀在民族记忆的深处时，《漩涡里》之中的围绕城改与非遗传承的种种起伏错落，对大多数当代人而言却是“睫在眼前长不见”的陌生，或者说已构成某种“当下”的传奇。

在特定时期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具有其合理性，但作家不应回避“重大题材”，不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一地鸡毛”g，如何记录这些正在发生的历史，不同的作者给出不同的方案。

冯骥才曾在访谈中言及自己的田野记录与专家学者的不同，他觉得专家的田野手记中有学术的发现、严格的调查和严谨的考证；而他所记录的更多是文化发现，包含着文化情感与文学细节。

h事实上这既是冯骥才作家的身份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他有意识的文学实践。

“今天对纪实类型的探索还有不足，常以为纪实就是忠实地还原历史与现实，对纪实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缺乏深刻认识。

”i在冯骥才眼中非虚构写作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必须“有优化提升”，“既然是文学，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在素材和运用素材的选择上要符合艺术的规律。

”j 对比一下当前的非虚构写作，似乎在创作理念方面略有不同。

当下非虚构写作中比较受推崇的恰恰是秉持科学的、田野的态度，使用社会科学、人类学方式进行的写作。

这与冯骥才对文学性及其审美价值的追求似乎有一些差异，当然这绝不是否定其他非虚构写作的文学价值，而是提出另外一种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即非虚构文学在书写严肃的、科学性的内容时是否也能保持一种极具文学化的书写模式？
由于讲述内容的特殊性，《漩涡里》比之前的《无路可逃》《激流里》更为别致且传奇，也因而在文体学方面更加具备某种典型性。

特别是与《激流里》相比，前者讲述的是文学读者所熟知的冯骥才，《漩涡里》展现的则是远离文坛之后的作家，这一传奇的人生经历无形中将文本“陌生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间离”效果，这就使得《漩涡里》更加注意运用小说与散文化的语言策略。

冯骥才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运用了散文轻松随性的笔调，使整部作品呈现出优美流畅、行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与此同时，作品内容的激荡，时代背景的巨变，以及作者个人命运的转折，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又使得文本具有一种小说的故事性和传奇性。

比如上篇第七部分“抢救老街”的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简直有如一篇侦探小说，让读者如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

这种故事性与作者在《神鞭》当中的叙事存在某种神似之处，一方面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非虚构的现实有时竟会超越虚构的想象力。

“文学中的真实，不应该只是被呈现的真实，更应该是被探究考量过的真实。

”k或许我们可以说，《漩涡里》为非虚构写作创造了一种新的书写范式，实践的文学化、突出的审美价值与文学意境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文体学的升华。

三、“小传统”实践的人文超越
冯骥才这部作品的另一特色在于文本中作者的强大与突出。

非虚构作品中有许多隐身的作者，略去第三人称叙事，即便是第一人称叙事也可能并无突出的主体性，至少没有如此强大的作者。

以同样是鲁奖获得者的李娟为例，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一书中她的讲述完全是个人化的，通篇以“我”的经历和生活为主题，这应当说是非常显性的，然而与《漩涡里》相比似乎仍然显得不够强大。

或者说李娟笔下的“我”始终是一个边缘人物，一个小人物，她所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谓的‘中心话语’之外的生活和事件，展现出对中心经验的逃离和偏移，展现出真实经验的残酷性，为被话语强权遮蔽了的‘非中心’代言”。

l相比之下，冯骥才笔下的“我”虽然也在为“非中心”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代言，但却没有小人物的边缘感，反而呈现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

究其原因或许来自于主人公自身的独特性。

李娟笔下的“我”可以是任何一个边地的女孩子，她身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然而《漩涡里》的“我”却只能是冯骥才，一个并不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作家。

当我们试图探讨这部作品的意义时，我们或许应当追问：冯骥才是谁？他为何特别？《漩涡里》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作者在自序里坦言：“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
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

我承认，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

从无可选择到不能逃避，我是从一种情感化的投入渐渐转变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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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者当初纵入漩涡是因为“情不自禁”，那么在情感的冲动渐渐退去，理性的声音逐步回归之后他所做的为什么不是放弃而是坚持？
冯骥才在演讲中反复讲过知识分子的三个特点：独立思考、逆向思维和前瞻性。

《漩涡里》记载了他题为《文化怎么自觉》的讲话，其中指出首先应该自觉的是知识分子，“当社会迷茫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给生活一些梦想”。

n他屡次谈到社会责任感与文化先觉，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o，而“责任感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良心。

责任感是一种社会承担。

你有权利放弃这种承担，但没有权利指责责任——这种自愿和慨然担当的社会道义”。

从以上的深情告白中或许能够理解冯骥才的“情不自禁”，理解他卷入“漩涡里”之后的“认命”，诚如他所言，“首先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一本记录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

p这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作者屡屡强调的“作家的情怀”也许就是他在文本中显得如此之强大，其主体性如此之突出的原因吧。

而之所以书写自身，为的是“我身上有很多同时代人共同的东西，也有我自己独特的东西，我带着我的背景、我的性格、我的历史，我就是这个时代长篇里的一个人物，我要把自己作为这个时代里的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写出来，但这一个就可以反映出更广泛的值得思考的、值得再认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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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在《漩涡里》我们既能看到“载道”，也能感受到“抒情”。

作者书写的是民间文化，是文化遗产保护史，这相对“正史”而言自然是“小传统”的书写，然而他呈现出的却是一种位于中心的，极具主体性的久违之感。

当他面对抢救估衣街失败的痛苦时，他说自己灰心而未死心；当他靠一次次卖画填补保护基金，被记者比喻为精卫填海时，他说：“精卫填不了海。

但精卫是一种精神。

”r书中冯骥才多次说自己是自不量力的堂吉诃德，他觉得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因此我的麻烦是双倍的：我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在理想中常常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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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在《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一文中曾指出，当今社会“专业化的结果，必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凋零”，“其实人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用知识和理智性的思考，教我们如何做人和面对社会”。

t那么，冯骥才在《漩涡里》书写一部专业化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史时却使用了博雅的、审美的，极具人文精神的文学化书写，这仅仅是一种文体学的升华还是有其更深的寓意？他说要在书中呈现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东西，这是否是“‘断裂’还是‘联系’人文中国的分歧”u？进一步深究，他之所以能具备如此凸显的主体性，之所以其书写的小传统能实现某种超越，正在于他是一个力图恢复人文精神，承接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这种大的责任感与道义担当使得他承接了“士”的精神，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脊梁。

他“像苏格拉底那样，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情怀和专业融合在一起”v，别人记录历史，他却创造历史。

不管怎样，冯骥才在“小传统”中践行着他的人文关怀，他所憧憬的重构人文精神的理想已经通过《漩涡里》传递给了他的读者。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身处“漩涡里”，关切的却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不管或成或败，我都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

“只缘我辈心不死”，虽千万人、吾往矣。

【注释】
a冯骥才：
《思想与行动》，
《漩涡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9页。

bcdnors冯骥才：
《漩涡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6页、56页、14页、265-266页、268页、201页、269页。

el张柠、许姗姗：《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f田耕：
《“文革”赋予冯骥才的“意义”——评冯骥才非虚文学〈无路可逃〉〈炼狱·天堂〉》，《现代语文》2017年第12期。

g王尧：《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丁帆》，《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hjq冯莉：《非虚构的力量——访文化名家冯骥才》，《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8期。

ik谢刚：
《“纪实与虚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mp冯骥才：《自序：纵入漩涡》，《漩涡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1页。

t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

uv王尧：
《冯骥才与人文中国》，
《中国艺术报》2017年10月27日，第4版。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国家文化交流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