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读书报告
1984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一书在美国出版。

198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着手翻译了此书。

笔者读的是由中华书局2002年8月出版发行的中文版本。

本报告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主要内容
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并未直译，原英文原标题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柯文用了“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说法，而不是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之类，因为柯文是反对将中国分为“传统—近代”的单纯二元模式的。

也就是说，柯文特意回避使用当时美国学界主流认可的“近代”这一概念，而强调了中国的历史本身。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柯文的严谨学风与历史观。

总观副标题，本书应既有对前人“书写”方法的总结，也有对新方法的论述，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叙述”的概览。

正如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其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

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1这也基本概括了本书的意旨。

本书正文部分分为四章。

其整体结构乍看为“先破后立”，实则为“破中有立、立中有破”。

也就是说，书中对其它三种研究模式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批判性地指出其局限；同时，正是在这些局限中，“中国中心观”也渐渐浮出水面，露出真容。

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模式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它们均认为西方的介入是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这种局限导致的后果就是“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
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1。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中，柯文系统地分析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利与弊。

冲击—回应模式是费正清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为了寻求出路，被迫作出回应的历史。

其中，这一回应既可以是积极的学习西方，也可以是消极的抵制西方。

无论哪种，费正清认为这两种回应都使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始于西方的。

柯文指出，冲击—回应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最适用于研究近代的中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研究内陆则不适用。

非常明显，这一模式将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均认为是对西方的回应，这样一来，一方面将一些不属于回应的历史事件误认为是回应；另一方面甚至将某些根本不是回应，或者与西方无关的变化直接忽略。

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中，柯文对李文森提出的传统—近代模式进行了批判。

李文森将中国直接割裂为传统与近代，认为传统中国已停滞不前，已绝无可能以自身之力谋求发展，只有依托西方才能进入近代。

且不论其西方中心主义之病根，单从这二元对立的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就不得不说其荒谬。

无论是中国，抑或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传统中都势必孕育着近代的因素，而近代中更少不了对传统的继承。

简单地将此二者割裂，不言内部因素而言其它，实可谓谬上加谬。

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中，帝国主义模式看似是站在了前两种模式的对立面，脱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躯壳，直言西方介入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依然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步入近代，实则与前两种模式相辅相成、如影随形。

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中，柯文在总结前三种模式“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2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自己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上，柯文主张将中国历史细分化，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并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二、两点启示
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68页。

1、下一个中心主义？——“取向”与“模式”
前三种模式的原文都用的是“model”，而中国中心观则用的是“approach”。

“approach”的原意是“接近、靠近”，本书中林同奇将其译为“取向”。

柯文在最后一章中这样解释这种“取向”：“我这里讨论的更多的是一组趋向，而不是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

”1对于“中国中心”，柯文强调它与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不同，既不是指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也不是完全无视外界因素、将中国历史发展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的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柯文是试图站在中国的视角，从中国出发，既以内部因素为中心和重心，同时又参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研究中国近世史的。

这一出发点和初衷是好的，但是依循此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行度如何，柯文也对此作了反省与分析。

一方面，对于美国学者而言，采用中国中心视角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民族自豪感的强烈驱动下，很可能会将“approach”变为“model”，甚至走向“centrism”的极端。

关于这一点，本学期顾斌教授在课上提到过，他说在中国研究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非常排斥“西方”，只要是“西方”的观点就是错的。

这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不仅背离了柯文的初衷，也为研究增添了更大的屏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

那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柯文在结尾这样写道：“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3也就是说，柯文也很难直接指出能够完全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能尽量“减弱”，并且这种影响是出于研究主体的自觉。

更难以捉摸的是，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来检验这种自觉意识产生的研究成果是否真实。

进而，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有一种研究“取向”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真理？这种取向又是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2、局部与整体
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70页。

2同上，第211页。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柯文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并发现其准确把握的难度，因此他批判了前三种模式的共性理论框架，避开了前人的宏观论述，避开了将中国近世史视为整体研究的对象，转而提出了将中国历史横纵细分的研究方法，并极力倡导融合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而不只是拘泥于历史学领域。

从本书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柯文总是举出个例来批判前三种模式，并证明自己的观点。

在他自己的相关研究中，也将中国分为沿海和腹地。

而他在本书中极力推崇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更是从地理角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地区。

同时，柯文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划分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

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划分，就是可以将研究的触角不仅仅停留在整个社会的表层，而是深入到内部，探索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笔者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对于柯文来说，研究对象越细化、越局部化，研究的结果就越趋向于真实。

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另辟蹊径，刷新了前人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一种趋向历史真实的可行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新的概念词汇。

另一方面，虽然柯文注意到了局部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极度特殊化的追求，使得柯文忽略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甚至忽略了整体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对“动态”的强调，柯文的研究方法缺乏了恒定的标准，也可以说，柯文根本就是在竭力取消这种恒定的标准。

这让我们开始反思，如今，缺乏标准的动态局部研究大为流行，那么，标准还重要吗？整体还重要吗？
柯文之前的三种模式都是站在西方的视角，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甚至是全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正是试图将这种思维模式彻底推翻，并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模式。

他们都是在努力创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范，不同的是，之前的三种模式都具有较强的限定性，而柯文的取向却更为开放，有一种试图包揽一切却又说不清、道不全的意味。

而从这一历程中也可以看出，之前的三种模式都是从中国近世史整体出发，并有鲜明的标准与定式，当这类理论经历了鼎盛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了反其道而行的新理论。

那么，据此可以设想，当强调局部与动态的“中国中心观”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是否也会出现与之相反的新理论呢？整体的宏观概括与标准的精确划定会不会再次回到研究者的视野？
通读全书，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更像是一种前提，还需要之后的研究者不断地实践与反思，使之完善为一套充实的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学的研究，以局部切入是可行且易行的方法，但作为研究者，不妨也立足于整体关照的基础上，将部分与整体相联系，突出局部又不失整体。

此外，对于以西方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也应理性对待，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观点一无是处。

因为中国学研究需要不同的视角，这种“不同”既包括不同背景的学者都从中国本身出发而产生的差异，也包括了以中国为出发点和以中国之外的视角为出发点而产生的差异。

特别是对于中国本土研究者而言，西方及其它非西方视角都是新视角、不同的视角，这些研究成果及其中蕴含的深层文化原因都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