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诗刊》读后感【精选】

原标题：2019年6月《诗刊》读后感
作者：陆浩斌，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
图片于c b.
作为2019年6月的《诗刊》，其文史之意义自然非凡。

在上半月的作品中，冯至的《西安赠徐迟》一诗和评价此诗的蒋登科的《新中国创造的美的传奇》一文让我们思接千载，在这一时空中抚昔叹今，恍如隔世。

作为《杜甫传》的作者的诗人冯至偶遇《歌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寄赠的个人之情映照在西南、西北和过去、明天的大张力之间，彷佛让我们回到了杜甫初赠李白时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诗人的风姿古今一揆，就在这般“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家国友爱诗情之中，我们重新回归了诗歌，时间和诗歌开始了，《诗刊》也开始了。

“方阵”栏目中收录的是高洪波的《霞客与侠客》的组诗，分别由《大诗吟》、《霞客与侠客》、《为陈子昂站台》三首诗组成。

“言由心生/寺近圣明”，高洪波别出机杼，以拆字法来重构、改造、发问、回应“天下诗为何物”。

学者戴锦华曾说，我们的时代是大时代而非小时代。

大时代有小诗但也呼唤大诗，“大诗长诗史诗/贯穿人类精神的历史/没有诗的民族是爬行的民族”，真正的诗歌是诗，但也正因此而需要“哲思的深刻”与“历史的熟稔”。

明人王鍪在《震泽长语》中曰：“世谓：‘诗有别才。

’是固然矣。

然亦须博学，亦须精思。

”这正是领略了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之真谛者。

霞客与侠客，“两个客人/一个读音”，所谓“笔为利剑”（ a d）。

诗人自当以言行事，如子昂一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甫语）。

同心同理，“国际诗坛”中的法国诗人塞尔日·佩里（）也认为诗歌是一种行动。

他同时宣称：“诗歌不是一种解决方法。

任何一种解决方法都不是诗歌。

”诚然，诗歌的言语行为（ c ac ）应当更为深刻，如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说的那样。

诗歌并非意识形态或简单的反映论可以概况的，诗歌是鲁迅意义上的“复仇”和“希望”，又是塞尔日·佩里意义上的“诗棍”。

诗是“剥掉外面的皮/在我们的最深处/找到里面”，诗歌“永恒流淌着/像水在我们指间/我们无法切割”。

2019年6月《诗刊》下半月的作品同样丰富多彩。

比如由青年诗人汇合而成的“银河”栏目非常具有新生力。

其中诗人白尔的《供暖机》组诗共分为《我将变成简短的语法离开你》《反复哭泣》《消失不见》《触摸，我的玛德莱娜》《供暖机》五首小诗，可谓是其中的代表。

“我”或者奶奶让“我”“不再说那些自以为是的话，/那些刺痛我的神经，和我虚掷的写作。

”于是“我滑落，坐在文献阅览室哭，就像，/从燕南园两颗白玉兰，掉下来的花叶。

”白尔刻画的“我”之形象彷若一个孱弱的北大小诗人，有心而无力，倔强地承受着看似并非自己所应负的“日月的孤寂”，以至于“不敢抽出任何一个走廊，和任何一个/你相遇。

”在这样看似过纯的诗心里，却住着一个反思的诗人的自我指涉与哀痛。

“我并不记得自己会写作，那是一项耻辱，/它曾让我捕获爱情，又让我逆反背离。

”在文学带来的最深二律背反的诗感中，政治、时代、地理乃至语言、爱情、自我……都变得失语了，在失语中言说这种“中性”，在努力“做工”中为了“分散精神”而集中精神言说失语，言说自己尚且热爱的事物，“在冬天里给我供暖”。

《诗刊》中的诗有时会压倒我，《诗刊》中的文恰堪以调剂、帮助我。

“茶座”栏目登的是黑陶的《艺术的极限，人的极限》一文。

是文前半部分讲了王国维、伊朗的阿巴斯、黄宾虹、保罗·策兰，在人物的穿插中交代了各种艺术的共通艺术性，像是议论的抒情化；后半部分则更倾抒情的议论化，谈到了诗人的重要品质和要素：才气·激情·血、自信与谦逊、从不迎合、传统与自我，大可与前半部分形成对观乃至“对号入座”。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者，殆未之有也。

”吾乡的王国维在如此“漫漫时光的淘洗”中，其存在却圣明之“寺”般以其心生之“言”直指着我们内心“詩”性正义，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海中之盐”。

尼采最喜血写之书，诗人的血气正当寓乎于此。

广义的诗人包含了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与思想家，他们应当是谦虚与自信并重而传统与自我同一的，这样的诗人才能在从不迎合中创作出真我真诗，入世而后出之，达到“艺术的极限”，亦即大写的“人的极限”。

确实，诗与人性乃是同形同构的。

《诗刊》下半月的作品同上半月一样，都反照出了诗性的再发现之气象。

如“锐评”中王年军与左存文之一正一反，便正写出了他们自己的人格之“独孤”与或感伤或热烈的复调情愫。

诗自无达诂，而其意义和价值也正在反复道说中形成新的并终将成为旧的银河。

《诗刊》之诗在这种坚持中保存、体认、物化、再生当代的属我的诗歌，也只有这样属我的诗歌才能属于“这一个”时代、“这一个”历史、“这一个”此在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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