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教学资源

“那时候我们在干校”

1.“文革”中的干校不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而是党政机关干部、

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2. 钱氏夫妇都在自己59岁那年（钱1969，杨1970）下放到河南

罗山县（不久迁往息县东岳，最后到明港）的“五七干校”。

3.钱钟书在干校当通讯员，每天到镇上邮电所取回函电时要路过

干校菜园。杨绛在干校菜园劳动，两人相距不远，但只能在菜园相遇时说几句话。

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不过，他们很可能几步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

——引自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

“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

（1966年）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1967年），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

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摘自杨绛《我们仨》

“你还有钱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杨绛女儿）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摘自杨绛《我们仨》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钱56岁，杨55岁。

8月9日，杨绛被戴高帽子，名目是“资产阶级学者”，不久就升级为和钱钟书一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后被编入了“牛鬼蛇神”组成的劳动队，杨绛专职是打扫女厕所。

8月29日，杨绛被剃成“阴阳头”（即剃光半个头）。她只得戴上一个自制的假发，大暑天闷热不堪。这几个月里，劳动、陪斗、写交代、作检讨、挨批斗、听训斥，成了杨绛全部生活内容。

1967年，钱57岁，杨56岁。

5月1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所规定“牛鬼蛇神”今后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供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由“监管小组”监管劳动。钱钟书的任务是打扫院子。

1969年，钱59岁，杨58岁。

社科院各所的知识分子，都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钱氏夫妇亦在其列。11月11日，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后迁到息县东岳、明港）的“五七干校”。

1970年，钱60岁，杨59岁。

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交出实际并不存在的“五·一六分子”名单，王得一不肯捏造名单害人，含冤自杀7月12日，杨绛动身来干校。

1972年，钱62岁，杨61岁。

3月，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钱钟书和杨绛一同回到北京。因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暂居一间办公室，直到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