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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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

毕业论文

柏拉图的民主观及现代意义

院系：法学院

专业：法律（非法学）

班级： 16研法律（非法学）

学生姓名：**

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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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

烟台大学法学院

柏拉图的民主观及现代意义

摘要：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产生和政治社会发展都影响深远。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他对正义理论、政体建设、国民教育等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法律篇》和《政治家篇》中对国家的法治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前，研究西方政治学，柏拉图著作成了最基本的读物。对于柏拉图的研究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立场，支持者认为，柏拉图可以为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很多问题提供启发，反对者则认为，柏拉图主张专制，是极权主义的源头。本文的研究即是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简要的梳理，展示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传承，指出有关柏拉图专制的很多批评，存在诸多问题，柏拉图本人并非如批评所说是极权主义创始人，他的政治思想中含有很多的民主元素。

关键词：柏拉图，民主，正义，理念

引言

作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柏拉图对西方政治思想影响深远。怀特海曾说，全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著作的注脚。甚至对柏拉图进行猛烈批

判的波普尔也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

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

在西方知识界，柏拉图的很多著作都成了必读书目，在中国，柏拉图思想

也成了人文社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柏拉图的政体学说是为了应对民主制

的缺陷，作为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善的理念”雅典民主制度，具有正当性，但是由于民主制处于宇宙秩序的底端，其正当性存在不足，雅典的政治活

动难以达到至善，作为哲人苏格拉底有义务促进城邦实现更大的善，他坚

持哲学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与雅典的城邦并不相容，苏格拉底服从

城邦的决定这一行为本身，也是对于城邦“善的理念”的促进，柏拉图通

过对苏格拉底种种选择的描述，试图引发人们对雅典的“民主悖论”进行

关注并寻求改进之道。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柏拉图时代城邦

生活，城邦公民价值观念，柏拉图以前的政治思想，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基础，实现理想城邦路径等进行综合的考察，力求对柏拉图的政治观点有一

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引导更多人文社科研究者对其思想给予足够关注，在

强调政治科学主义研究的同时，对于价值范畴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柏拉图民主观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谈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不得不对他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适当关注，

正是古希腊城邦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思辨文化孕育了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一）柏拉图时代的民主制度

生于公元前 429 年，卒于公元前 348 年的柏拉图，在雅典民主的熏

陶中长大，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马其顿统治等时代，

目睹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变化，对雅典民主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雅典的

民主政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存在很大区别，它的参与者只是局限于有公

民权的少数人范围内，从未包括奴隶、外邦人或者妇女。反而寡头政治却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一些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参与权，但却具有自由身份或世

系群体者的地位。

即使是在伯利克里的统治，也暗含了专制的因素。“坦白地说，你们

所维持的是一个暴政：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要放弃

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6作为休昔底德最复杂的创作之一，该演说十分鲜明的指出，雅典城邦制度中存在的专制因素，以及对帝国取得地位、骄傲、荣誉等利益毫无批判的接受这一弊端。在公元前 5世纪至前 4 世纪，

消除特权的压力很少直接采取经济上的重新分配的形式,废除债务和重新

分配土地的呼吁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恐吓而没有世纪行动。相反，伯利克里

的民主改革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废除正式的政治和宗教崇拜特权，要么把特

权往下扩展到群体其他成员，使更多的人能分享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至迟公元前 440 年代，这种压力产生的成功政府形式被称为“民主政治”。而它的反面，即保存或重建起贵族或少数富人对城邦的控制，逐渐

被称为“少数人的统治”、“寡头政治”。到公元前 330 年代，亚里士

多德《政治学》写作的时代，这两种标签已成为标准的说法，但它们却不

是两个全然相反的概念。

在柏拉图代表作《理想国》创作时期，雅典民主已经处于城邦制度的

晚期，雅典民主的很多问题进一步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失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开始动摇，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信任危机充斥整

个城邦政治生活，城邦内各派系的争斗不止，此时的雅典，也早已不是雅

典民主的黄金时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动荡，外来的各种价值盛行，传统神

灵的崇拜，不再是这个地方人们唯一的尊崇，社会中充满了风气的败坏，

人们主张极端的平等和自由，无知的人和有知识的人平等，懒惰的人和勤

奋的人获取同样的报酬，“买来的那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的自由”，“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自由到了极点”7。在这种多元

社会中，集体精神消失，“所有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

敏感，只要谁有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

到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

还是不成文的”8政治生活变得脆弱，民众对于城邦的义务淡化，嫉妒和个人主义的盛行，雅典城邦出于崩溃和无序的状态，领导者不再去考虑公共

利益，而是为将民主参与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途径，虽然每个公民在名义

上都可以参与城管的管理，但是这种参与也只是流于形式，公共的政治生

活已经很难实现城邦的理想与正义，国家的权力被智者或者其他政客们操纵，所谓的民主制度也成为野心家谋取政治私利的舞台,城邦中的投机者，迎合大众的情绪，通过煽动性的言辞，对激进和不理性的公民进行诱导从

而谋取一己私利。更让柏拉图难以接受的是，民主制度的严重衰退，传统

价值观的倒塌，极端激进和不理性的雅典民主，最终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这时几乎不可能指望他对那愉快的发挥多方面才能的民主政治生活抱有

伯利克里的那种热情了”。他深知雅典人的本性中的无知、自私，对公共

利益的冷漠，《理想国》的对话，正是对雅典民主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和改革。谈话者身份的不同，彰显了在动荡时期不同阶层和派别为挽救雅典民

主政治所进行的努力。选取的地点比雷埃夫斯港也颇为特殊，作为雅典对

位开放的港口，它对各地来访者展现了充分的包容。柏拉图认为，正是多

元的生活状态，促成了各种价值的盛行，人们迫切需要对这一制度进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