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之梳理

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之梳理

——兼论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

蔺长旺

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摘要

本文围绕晋文化考古这一主题，对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对晋文化的概念与体系构建进行了探讨，对晋文化研究与开发提出了打破地域局限进行夸域研究与整体开发的顶层设计理念。

关键词晋文化晋文化考古历史文献历史疑问晋文化体系时空框架

自上世纪末六十年代以来，考古界围绕着晋文化考古这一主题，通过在临汾盆地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终于揭开了尘封数千年古晋国文化遗存的神秘面纱，并自此而引发了晋文化研究高潮的到来。

一、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之梳理

侯马晋囯遗址考古大会战，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晋国历史的序幕，证明了侯马晋文化遗址即是晋景公所迁的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之后，又发现了涵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迄今山西境内最大的晋文化遗址——天马曲村遗址。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现今行政区域翼城和曲沃两县之境内，在曲村、北赵、天马和毛张四个自然村的覆盖之下，该遗址规模甚大，确非一般之聚落。遗址中

发现有居住遗址，有烧制陶器的窑，有铸造铜器的陶范，其文化内涵之丰富可见一斑。特别是在曲村北还有近一万座墓葬没有挖掘，也许地下还会埋藏着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最为重要的是考古界在北赵的村南发现了9组19座晋侯墓葬，通过数十年对这个晋侯墓地群的发掘研究，业界认为有确凿的证据已经完全证明至少有八代晋侯及其夫人葬在那里，也就是从第二代到第九代。因为通过对墓群出土的青铜器、墓葬的棺模、陪葬品以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不但可以证明这里是父子相继的具有连续性的晋侯墓地，是从第二代夑父到第九代的晋穆侯的墓地，而且也有相对充分的理由证明这里应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所在地域，是“晋”的中心区域⑴。

不过，诸多的历史疑问随之也自然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是第一代晋侯叔虞的墓葬地在哪里，为何在晋侯墓地群里未能发现，“叔虞封唐”的“唐”又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两个问题，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未能通过实地考古挖掘找到其确切的位置，这个延续两千对年的历史疑问似乎依旧存在。尽管目前考古界曾在浮山桥北商周先族墓地发现出土铜器铭文的“先”字在陕西周公庙甲骨文中是和“唐”同版的，但更为直接的相关线索甚少，且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争议。看来靠考古来发现“叔虞封唐”的“唐”地之所在的路程似乎还很遥远。况且，即使找到了叔虞墓，作为始祖的坟墓是否在“叔虞封唐”的地点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汉朝以来，对“叔虞封唐”的“唐”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种之说，争论不休。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只是划定了一个大概的区域，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地理位置，于是便留下了一个两千年的历史谜团。东汉的班固及其之后的郑玄、杜预、郦道元、顾祖禹等大家都赞成晋阳之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经实地考察研究后，提出了“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即翼城之说。此外，还有夏县安邑说、霍州永安说、乡宁鄂地说、河北唐县说等等。

对于晋阳说，比较多的意见是在现在的太原附近，以致吸引了很多的游人，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唐叔虞的封地。太原有一个晋祠，在晋祠的附近有一个坟丘，传说就是叔虞的墓葬。对此，山西考古研究所曾经组织人进行了挖掘，挖掘的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汉代以后的一个纪念性建筑。看来，晋阳说目前尚得不到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而所谓河北唐县说的推论根据之一又是依据于“晋阳之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来河北唐县说也是值得推敲的。有意思的是，河北唐县说也以司马迁“河、汾之东，方百里”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因为唐县也在河水与汾水之东。

至于翼城说，从考古发现的间接佐证和相关文献记载的推断上来看，似乎较为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中有一段话：“帝尧，高辛氏第二子，母帝喾四妃陈丰氏曰庆都。……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十有六以侯伯践帝位，都平阳，号陶唐氏”。这就是说，帝尧在十五岁那年被封为唐侯的时候，所封地就在翼城。另据田建文、高青山所著《晋国文化研究》，“按郑玄《毛诗·唐谱》中记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夑改为晋侯’，‘唐’位于晋侯墓地之北。之后，2003年浮山桥北商周先国墓地的发现，证实了唐国应在先国之南。2004年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和2007年翼城大河口墓地两处西周墓地的发现，勾勒出了唐国的疆域范围，应在横水北、大河口西。”这样，再结合司马迁唐在“河汾之

东，方百里”和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中“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以及郑玄《毛诗·唐谱》中“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古唐国和早期晋国的分布范围只能是曲沃、翼城及襄汾、浮山、尧都区以崇山为中心的结合部了。

二是对于对于晋侯墓地群中最后一组即93号和102号墓，究竟是晋文侯还是殇叔，目前业界尚存争议，这个新出现的疑问目前尚无确切可信的答案。

三是曲村—天马遗址作为晋侯的墓地群，为何到了第九、十代之后就没有了？它与临近的羊舍墓地群有无内在的联系？尽管目前有数学者认为羊舍墓地群可能是继曲村——天马晋侯墓地之后另开辟的一块晋侯墓地，是曲村—天马遗址的有机构成部分，但当前亦未形成最后定论。

四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晋国曾经多次迁都，有“七都六迁”之说，还有“三都两迁”之说，历史上自周初唐叔虞受封始到三家分晋至，历36君，时间跨度长达650年左右，期间都于几处，说法不一。但从考古学上来看，在曲村—天马遗址到晋的最后一个国都侯马新田之间，似乎是出现了断线，两地能否联系起来，其间是否还有一都，如果还有的话，又在何地？是名“翼”还是名“故绛”？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历史疑问之一。近年来关于晋都，田建文先生认为“目前可以确定的有唐、故绛、新绛（新田）。翼与故绛为同一地点的两种称谓。而多见于文献的‘翼’，则更不具备像‘故绛’一样可以作为一座城市也可作为一个地区，而只能作为一个城市。《左转·桓公三年》：‘逐翼侯于汾隰。’翼侯即晋哀侯。《史记·晋世家》：‘翼，晋君都邑也。’按《毛谱》中所说晋穆侯迁都于绛，孝侯改绛为翼，翼为晋之旧都也。”⑵

五是晋国的范围问题，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晋地最初是“河、汾之东，方百里”。但新的考古发现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曲村—天马遗址往南越过绛山的横水墓地和邻县翼城的大河口墓地在考古器物的文化层面上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如此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倗国、霸国和晋国又似乎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是何关系，是并列，是从属还是一国两制？在文化面貌上又有怎样的异同？这些也都是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问，看来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上述有关晋文化的考古和文献研究所存在的一些疑问，有待于未来考古界的实证，也有待于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遇而未必能可求，而历史学家的研究又会遇到历史文献的有限性和可信性的双重制约，再加上历代也都会有盗墓问题的存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疯狂的文物盗窃和破坏，造成了诸多重要历史信息的缺环。这就使得有些历史疑问很可能会成为永久无解的谜团。

总体来看，尽管对于晋文化的考古和文献研究所存在的诸多疑问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晋国历史考古与研究成果的整体认知。晋文化的考古已经证明了晋文化不是起源并发祥于太原附近，而是在霍太山以南的临汾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一点不仅对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广大公众对晋文化的基本认识。

二、晋文化研究与开发之我见

（一）晋文化的概念与体系

历史上山西简称“晋”，又因曾发生过三家分晋的历史事件而又获别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