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之梳理

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之梳理

——兼论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

蔺长旺

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摘要

本文围绕晋文化考古这一主题，对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对晋文化的概念与体系构建进行了探讨，对晋文化研究与开发提出了打破地域局限进行夸域研究与整体开发的顶层设计理念。

关键词晋文化晋文化考古历史文献历史疑问晋文化体系时空框架

自上世纪末六十年代以来，考古界围绕着晋文化考古这一主题，通过在临汾盆地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终于揭开了尘封数千年古晋国文化遗存的神秘面纱，并自此而引发了晋文化研究高潮的到来。

一、晋文化考古与历史文献中若干历史疑问之梳理

侯马晋囯遗址考古大会战，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晋国历史的序幕，证明了侯马晋文化遗址即是晋景公所迁的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之后，又发现了涵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迄今山西境内最大的晋文化遗址——天马曲村遗址。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现今行政区域翼城和曲沃两县之境内，在曲村、北赵、天马和毛张四个自然村的覆盖之下，该遗址规模甚大，确非一般之聚落。遗址中

发现有居住遗址，有烧制陶器的窑，有铸造铜器的陶范，其文化内涵之丰富可见一斑。特别是在曲村北还有近一万座墓葬没有挖掘，也许地下还会埋藏着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最为重要的是考古界在北赵的村南发现了9组19座晋侯墓葬，通过数十年对这个晋侯墓地群的发掘研究，业界认为有确凿的证据已经完全证明至少有八代晋侯及其夫人葬在那里，也就是从第二代到第九代。因为通过对墓群出土的青铜器、墓葬的棺模、陪葬品以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不但可以证明这里是父子相继的具有连续性的晋侯墓地，是从第二代夑父到第九代的晋穆侯的墓地，而且也有相对充分的理由证明这里应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所在地域，是“晋”的中心区域⑴。

不过，诸多的历史疑问随之也自然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是第一代晋侯叔虞的墓葬地在哪里，为何在晋侯墓地群里未能发现，“叔虞封唐”的“唐”又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两个问题，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未能通过实地考古挖掘找到其确切的位置，这个延续两千对年的历史疑问似乎依旧存在。尽管目前考古界曾在浮山桥北商周先族墓地发现出土铜器铭文的“先”字在陕西周公庙甲骨文中是和“唐”同版的，但更为直接的相关线索甚少，且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争议。看来靠考古来发现“叔虞封唐”的“唐”地之所在的路程似乎还很遥远。况且，即使找到了叔虞墓，作为始祖的坟墓是否在“叔虞封唐”的地点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汉朝以来，对“叔虞封唐”的“唐”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种之说，争论不休。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只是划定了一个大概的区域，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地理位置，于是便留下了一个两千年的历史谜团。东汉的班固及其之后的郑玄、杜预、郦道元、顾祖禹等大家都赞成晋阳之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经实地考察研究后，提出了“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即翼城之说。此外，还有夏县安邑说、霍州永安说、乡宁鄂地说、河北唐县说等等。

对于晋阳说，比较多的意见是在现在的太原附近，以致吸引了很多的游人，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唐叔虞的封地。太原有一个晋祠，在晋祠的附近有一个坟丘，传说就是叔虞的墓葬。对此，山西考古研究所曾经组织人进行了挖掘，挖掘的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汉代以后的一个纪念性建筑。看来，晋阳说目前尚得不到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而所谓河北唐县说的推论根据之一又是依据于“晋阳之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来河北唐县说也是值得推敲的。有意思的是，河北唐县说也以司马迁“河、汾之东，方百里”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因为唐县也在河水与汾水之东。

至于翼城说，从考古发现的间接佐证和相关文献记载的推断上来看，似乎较为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中有一段话：“帝尧，高辛氏第二子，母帝喾四妃陈丰氏曰庆都。……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十有六以侯伯践帝位，都平阳，号陶唐氏”。这就是说，帝尧在十五岁那年被封为唐侯的时候，所封地就在翼城。另据田建文、高青山所著《晋国文化研究》，“按郑玄《毛诗·唐谱》中记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夑改为晋侯’，‘唐’位于晋侯墓地之北。之后，2003年浮山桥北商周先国墓地的发现，证实了唐国应在先国之南。2004年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和2007年翼城大河口墓地两处西周墓地的发现，勾勒出了唐国的疆域范围，应在横水北、大河口西。”这样，再结合司马迁唐在“河汾之

东，方百里”和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中“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以及郑玄《毛诗·唐谱》中“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古唐国和早期晋国的分布范围只能是曲沃、翼城及襄汾、浮山、尧都区以崇山为中心的结合部了。

二是对于对于晋侯墓地群中最后一组即93号和102号墓，究竟是晋文侯还是殇叔，目前业界尚存争议，这个新出现的疑问目前尚无确切可信的答案。

三是曲村—天马遗址作为晋侯的墓地群，为何到了第九、十代之后就没有了？它与临近的羊舍墓地群有无内在的联系？尽管目前有数学者认为羊舍墓地群可能是继曲村——天马晋侯墓地之后另开辟的一块晋侯墓地，是曲村—天马遗址的有机构成部分，但当前亦未形成最后定论。

四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晋国曾经多次迁都，有“七都六迁”之说，还有“三都两迁”之说，历史上自周初唐叔虞受封始到三家分晋至，历36君，时间跨度长达650年左右，期间都于几处，说法不一。但从考古学上来看，在曲村—天马遗址到晋的最后一个国都侯马新田之间，似乎是出现了断线，两地能否联系起来，其间是否还有一都，如果还有的话，又在何地？是名“翼”还是名“故绛”？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历史疑问之一。近年来关于晋都，田建文先生认为“目前可以确定的有唐、故绛、新绛（新田）。翼与故绛为同一地点的两种称谓。而多见于文献的‘翼’，则更不具备像‘故绛’一样可以作为一座城市也可作为一个地区，而只能作为一个城市。《左转·桓公三年》：‘逐翼侯于汾隰。’翼侯即晋哀侯。《史记·晋世家》：‘翼，晋君都邑也。’按《毛谱》中所说晋穆侯迁都于绛，孝侯改绛为翼，翼为晋之旧都也。”⑵

五是晋国的范围问题，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晋地最初是“河、汾之东，方百里”。但新的考古发现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曲村—天马遗址往南越过绛山的横水墓地和邻县翼城的大河口墓地在考古器物的文化层面上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如此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倗国、霸国和晋国又似乎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是何关系，是并列，是从属还是一国两制？在文化面貌上又有怎样的异同？这些也都是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问，看来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上述有关晋文化的考古和文献研究所存在的一些疑问，有待于未来考古界的实证，也有待于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遇而未必能可求，而历史学家的研究又会遇到历史文献的有限性和可信性的双重制约，再加上历代也都会有盗墓问题的存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疯狂的文物盗窃和破坏，造成了诸多重要历史信息的缺环。这就使得有些历史疑问很可能会成为永久无解的谜团。

总体来看，尽管对于晋文化的考古和文献研究所存在的诸多疑问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晋国历史考古与研究成果的整体认知。晋文化的考古已经证明了晋文化不是起源并发祥于太原附近，而是在霍太山以南的临汾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一点不仅对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广大公众对晋文化的基本认识。

二、晋文化研究与开发之我见

（一）晋文化的概念与体系

历史上山西简称“晋”，又因曾发生过三家分晋的历史事件而又获别称“三

晋”。因此，“晋学”、“晋文化”或称“三晋文化”这一称谓和概念，已经成为代表整个山西地域文化特征的大概念，一个大的广义性的概念。而本文所讨论的以临汾盆地考古为支撑的有关晋国历史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的“晋文化”这一概念，相对于前者而言，则应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应被包含在广义的“晋文化”这一概念之中。笔者赞成刘合心先生关于晋文化时空框架和历史层面界定的观点，即站在广义的晋系文化这一层面的高度，从纵向时间区间来看，晋文化的历史分期应从“晋文化”、“源”和“流”这样三个历史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层面属于晋文化的孕育期或史前期，即晋国立国以前山西地区远古历史文化的漫长发展，是晋文化形成和崛起的历史渊源，这就涉及到了古“唐”地乃至距今4000多年尧舜禹时期的文化积淀；第二个层面，属于晋文化自身的形成与发展期，即从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的晋国和三晋国家文化，是山西古代历史文化趋于成熟形态的发展高峰期，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轴心期，这也正是本文所讨论的晋国历史考古和晋文化；第三个层面属于晋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流变，即秦汉以来山西地区绚丽多彩的文化风貌⑶。这个三层面时空框架的确立，不但清晰地勾画出了一条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连续不断的完整路线，而且也构建起了晋文化的完整体系，为我们全方位开展晋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可依据的时空坐标和框架。

（二）晋文化研究重在挖掘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当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价值趋同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宿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源，才能辨清今后的发展方向；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脉，才能泽惠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切实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晋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考古发现的实证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去伪存真，去客观地还原晋国历史的原貌，是晋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基础性建设，而在其基础上深入地挖掘晋文化的内涵和人文精神，打造具有历史和时代价值的文化名片，服务于现代社会，也是当前一项不可忽视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工作。

从上述晋文化体系的“根”、“源”和“流”这三个层面的分析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诸多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比如说，晋国赵氏孤儿“舍子救孤”的大义与昔日帝尧废丹朱而禅让虞舜的贤举，在本质上其所彰显的人文精神具有同等的历史和时代价值。众所周知，晋文化自身形成和成熟的时期，正处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时间坐标的中期，正处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活跃、文化昌盛的时期，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老子、孔子、荀子等思想家也都形成于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说晋文化资源丰厚，并非虚言，比如仅就现今成语词典的收录而言，其中来自晋文化及其相关的成语典故就不胜枚数。当然，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人文精神的精粹，并非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与时俱进的理念，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修养。笔者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晋文化研究与开发必须打破地域局限

中华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增强地域经济竞争能力和推动的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探求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轨迹和规律，把握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特定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研究中，急待深化的热点。

从晋国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其疆域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到其兴盛时期，曾发展到了横跨现今行政区域的晋、豫乃至冀、陕部分区域的广大地域。孕育、成长在黄河流域的晋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晋文化研究与开发，应立足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不应脱离历史地理环境这个基本的时空框架，不应受到某些地方经济开发功利思想的左右，否则，就会出现不应发生的地域文化之争。按照现今行政区域的划分，曾经是多都数迁的晋国文化遗存在临汾地区至少会涉及到河、汾流域的翼城、曲沃、襄汾、侯马等多个县域。看来，进行跨地域、跨领域的合作研究和整体开发打造晋文化的顶层设计理念，应当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就目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晋文化领域里的研究成果来看，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打造一个从晋国的源头到晋国的最后一都横跨多个县域的晋文化系列文化旅游线路，形成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晋文化大区域。这样的顶层设计，可整合资源，集中投入，整体开发，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⑴李伯谦《一次别开生面收获喜人的学术省会》曲沃县晋文化研究会会刊 2009年第一期

⑵田建文高青山《晋国文化研究》临汾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第一集

⑶张建英《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