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东海：2020年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资产价格的泡沫化

谢东海：2020年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可能来

自于资产价格的泡沫化

谢东海

2008年以后，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无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且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都呈趋势下行。美国去年劳动生产率有恢复性上行，但2019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劳动生产率环比已经录得负增长，同比增速也仅有1.3%。

回顾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在劳动生产率增速未能持续上行的背景下，驱动主要来自劳动力的投入，其表征是失业率不断降低。但各国经过一轮恢复性增长后，失业率已處于相对低位，个别经济体表现尤其突出，如美国、日本和英国，其失业率均已在历史低位。

目前就业率已在相当高的水准。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若主要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则持续性会较强；反之，若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回落，而依赖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则在到达一定水平后，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瓶颈。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无法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加以回顾，近几十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两大因素驱动。

一是信息革命。大量新技术的应用，大量新的商业模式的引进，均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二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得更多的人口加入到经济增长的行列，受益最大的先是日本、德国，随后是东南亚，再然后是中国。这个过程当中，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升。但现在，这两大因素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升出现了严重分化。危机之后，劳动生产率排名前5%的企业，不管是在制造行业还是服务行业，其单位工人劳动增加值都获得了大幅提升。若希望从技术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需有新的技术得以采用。

现在我们都对人工智能、5G等一系列新技术寄予厚望，但和互联网革命、2000年之前这段革命一样，我们能够看到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如何在更宽场景中应用，现在还是不清晰的，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场景出现。

再来关注另外一大驱动因素：全球化。

换句话说，全球化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在危机前后即已停止。进一步的，发达经济体的FDI存量虽然仍在持续流出，但速率已相对温和；而美国因为减税，叠加贸易摩擦等因素，其FDI已经呈净流入状态。

也就是说，全球化不仅没有推动投资持续流入新兴经济体，部分还回流了美国。而中国FDI存量也开始出现下降，一方面，这与国内产业升级，部分企业因劳动力成本提升转移到其他经济体有关。

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2016年价，千美元）

另一方面，这也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关税提高，部分企业转移到境外有关。从以上观察来看，驱动全球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全球化因素在2007、2008年后已不复存在。

每一个国家的企业都会对本国政府进行游说：我们应该全球化、我们应该去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应该保持相对友好的国际关系。

而当全球化停滞后，受益于该进程的群体在减少，同时有一些国家的工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没有直接受益的，这时地缘政治中的贸易摩擦等各类事件会非常容易出现。

再回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两大因素，2020年会否发生改变？

首先，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过程。而在全球化方面，新一轮转移或更多发生在中国和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之间。

但回顾上一轮产业转移，到了2005年前后才加速，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缓慢变化，才会有加速的发展进程。中国向其他经济体的转移，现在也只是处于非常温和的状态，因为还涉及供应链的问题，供应链不是想转就能转出去的。

中国的奇迹也不是一个必然，其中也有幸运和其他多方面的促成，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具备条件去承接如此庞大的制造业产能。

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看不到短期内能迅速扭转的迹象。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的变化是非常慢的，经济在短期内恢复高速增长不是那么快、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否就有危机发生？短期也看不到。

低迷的经济增速会带来很多压力，这些压力会否导致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个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202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依旧存在，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在各个地方仍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地缘政治上的动荡，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对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在供给这端找不到非常强劲的驱动因素，再来看需求端是怎样的状况。虽然没有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但需求增加也可以让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更好的水准。

先看人口。主要经济体的劳动人口除了美国，都已不再增长，日本最早进入这个阶段，欧元区是2016年，中国是2018年开始不再增长。

人口增长率在持续下滑，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在持续上升，老龄人的抚养压力在持续增加。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老龄化的世界，老龄化的世界，需求会降低，这是正常状态。

再看收入。若收入能增长，需求也可以持续增长，但这里我们遇到了和劳动生产率类似的问题，即收入增长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准。为什么？近些年，大量的新增就业来自于低工资行业，所以大多数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速都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影响需求的还有居民部门的财富。危机后，各国都实行了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持续上升，但这并未让居民部门普遍受益，因为并不是所有居民都持有大量资产。

以美国为例，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朝政治频谱的极端方向发展，各国之间、国内各群体之间的争执也在加大。

对应政治上的表现，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开始盛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事情的出现往往是这样，刚开始大家认为事情会很快过去，但回顾近些年的国际事件却不尽然。

很多事件一旦发生，也都比所想象的持续时间要长。金融市场的变化很快，真实世界的变化却非常慢。很多人想象的最坏情况虽然不是很快就会出现，但一旦发生，持续时间可能比想象的要长。

有2008年危机的前车之鉴，各国的政府都明白需要避免危机再次发生，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提前行动，而不能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当局会在情况还没变坏时就采取措施，最容易、最简便的就是货币政策。各国都在持续的进行货币宽松，但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一个假定前提是危机是短暂的，这个危机只要把它撑过去，刺激就可以慢慢退出。

但这次不一样，它的不一样就在于危机过去这么多年，央行始终无法退出。欧洲央行曾试图被动退出（持有债权到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