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与《暴风骤雨》

周立波与《暴风骤雨》
1946年冬，天出奇的冷，“大烟泡”呼呼地刮着，室外气温达到零下40多度。

元宝镇区委不太宽绰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元宝镇的男女老少，他们都是来参加农会成立大会的。

会前，这些农会积极分子将《挖穷根》、《闹翻身》、《跟共产党走》等革命歌曲，一首首地唱着，有时还互相拉歌，一人领头，大家跟和。

还见一个身穿黄大衣、脚穿日本军用大头鞋、戴着眼镜，略显文气约摸三十七八岁的人站在会场前边，一边用大头鞋轻轻敲击着地面，一边用手打着拍子。

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他就是用汹涌澎湃的历史画面展现黑龙江地区解放战争时期轰轰烈烈土改运动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

周立波，原名周绍义，字凤翔，又名周奉梧。

1908年8月，他诞生在湖南省益阳县清溪村一个中农兼自由职业者的家庭。

1924年秋，绍义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先生的鼓动、启发和教育下，从1926年开始接触新文学，接受“五四”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在时局动荡和革命的浪潮中，先后投身上海工人运动，参加“左联”。

在抗日时期，又怀着满腔爱国主义热忱积极奔赴抗日战争疆场。

1939年12月，他到达延安桥儿沟，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

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周立波文艺思想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1946年秋，周立波从热河来到黑龙江地区的珠河县(今尚志市)元宝区，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委员(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

他是元宝镇土改运动的领导者，为帮助广大农民翻身，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挖穷根，倒苦水，组织群众反奸除霸，斗争地主，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在元宝镇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他利用空闲时间记录下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斗争情景，为他的鸿篇巨著《暴风骤雨》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元宝镇离珠河县城50余里，是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三面环山，北面有条黄泥河，对岸就是那座像大元宝的元宝山，镇子由此而得名。

元宝镇有着百年的沧桑历史。

清朝和民国年间，沙俄曾在这里砍伐我们的木材。

后来，关内逃荒的农民挥动着镐头用血汗开垦了这个草甸子，使之成为肥沃的良田，可大部分土地却落到地主豪绅手里。

这个镇有十余户地主，占有大部分好地，他们依靠日伪反动势力，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

地主韩凤歧(韩老六)有40余垧土地。

不但用土地高额地租剥削穷苦农民，还依仗自己是大行政村的村长(相当于乡长)、协和会会长的势力对农民派捐、派税，巧取豪夺，民愤极大。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儿又出现了土匪，反动势力极为猖獗，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由于30年代中期，赵尚志带领抗联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宣传过抗日救国的道理，共产党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

周立波到元宝镇后，和其它区委同志一起分析了元宝镇的形势，决定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松江省委、珠河县委的指示。

他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与贫雇农亲切谈心，很快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村里有个叫花玉蓉的“穷棒子”，原籍山东，从小跟着娘要饭，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了，一家4口闯关东来到元宝镇。

周立波很快与他交上了朋友，给他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在周立波的启发下，花玉蓉进步很快，成为一名斗争坚决、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周立波在元宝屯举办有30多人参加的农民短期训练班，亲自培养教育出一批优秀的农民干部。

并创造了“栽槐树”的工作方法：就是把屯子划分为几个片，每个片有一个学员小组。

黄昏时，学员小组成员各自选取一家贫苦可靠的农民来“栽槐树”，还邀集附近农民也到这家参加唠嗑会，从中发现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然后再通过积极分子扎根串连，把全体农民发动起来。

周立波很喜欢参加这种唠嗑会，听别人唠，他自己也唠，唠自己在老解放区打鬼子、打汉奸、打国民党反动派的事。

学员们很自然地插在里面讲革命道理，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
做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

群众发动起来了，周立波和其它区委领导同志决定趁热打铁，引导群众一道挖穷根、挖臭根、挖坏根。

元宝镇土改运动是由斗日本汉奸走狗陈福廷开始的。

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周立波和区里的其他同志都以积极的革命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他们派出一批精明强干的村屯干部和民兵，分头到一面坡、尚志、延寿、哈尔滨等地，抓捕潜逃在外的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1947年5月，在元宝区工作了半年多的周立波，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土改第一线，奉命调到松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松江农民报》。

在离开元宝时，群众帮助他收拾行装，最多的是书、报和写的密密麻麻的本子。

这些书、报和材料装了满满三麻袋。

办报期间，周立波时时刻刻为元宝镇土地改革运动的场面所激动，他一面编报，一面回味、思考在元宝区参加土改的那段斗争生活，并在妻子林蓝同志的鼓动与协助下，着手写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动笔前，原计划写上下两卷、80多万字。

起笔后，仅用50天时间，就写出了上卷初稿。

在松江省委的支持下，周立波于7月份携《暴风骤雨》上卷初稿，到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

在周家岗4个月的时间内，他一边工作，一边修改上卷初稿。

根据发生在周家岗“七斗王把头”的真实素材，加工提炼，演化为小说中“三斗韩老六”的故事情节。

还把农民英雄温凤山为追捕逃亡地主而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移加在书中主人公赵林(赵光腚)的身上，使这一英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熠熠生辉。

10月下旬，周立波回到省委宣传部。

1948年4月，《暴风骤雨》的上卷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

上卷完成后，周立波仍然悉心揣摩书中人物的形象塑造，继续深入农村体验生活。

他先后到过拉林和苇河等地的村屯，访问过呼兰县的长岭区，在日常细心的观察与积累下，1948年7月13日，周立波又开始了《暴风骤雨》下卷的写作。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王首道同志非常支持该书的创作，并专门借了一间房子给周立波，让他安心写作。

7月16日，周立波和林蓝一起搬到松花江畔太阳岛上的一间房子里，在短短的46天的时间内，奋笔疾书、挥汗如雨，将对农民兄弟的无限热爱与手足之情，对共产党领导的拥护与爱戴之意跃然纸上。

1949年5月，东北书店正式出版刊行《暴风骤雨》的下卷。

书中的人物几乎在元宝镇都能找到原型，人物的身世、处境、性格、嗜好，甚至有的连姓名都相差无几。

如斗争地主的带头人郭长兴(郭全海的原型)，他大公无私，聪明能干，很受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他和当时的妇女主任刘淑贤(妇女主任刘小兰的原型)，有一段密切关系。

两人一起参加土改斗争，一起参加党训班。

书中的武装委员白玉山，原型叫白福山，和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老哥在一起过日子，以后拣了一个满身生疮的媳妇高桂芬。

两口子参加土改后，白福山当了武装委员，高桂芬当了妇女主任(即书中的白大嫂)。

高桂芬泼泼辣辣，工作肯干，很受村中妇女的信任。

书中反面人物韩老六和生活中的韩老六很相似。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小说出版后，发行量很大。

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于5月19日在文协专门召开一次《暴风骤雨》座谈会。

1949年6月，《暴风骤雨》被作为东北地区的优秀作品之一，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1年底该书又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荣获该年度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

随后，又被译成英、法、俄和苏联各少数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写的是黑龙江农民，用的是黑龙江农的方言土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黑龙江人民进行土改斗争宏伟的场面。

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土地改革斗争最初期的一部作品，是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来源：《黑龙江历史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