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状况与困局

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状况与困局

作者：唐彦杨蓓

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基本概况，将我国刑事执行法学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分为繁荣期、探索期以及突破发展期三个阶段，在分析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阻碍我国刑事执行法学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发展困局的原因，并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探寻解决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刑事执行法学发展状况困局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刑事执行法学，是研究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与活动的一门法学学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基本理论，刑事执行法学与刑事实体法学（刑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同为刑事法学的三大支柱，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对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而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后刑罚目的真正实现，则有赖于刑事执行法的发展水平与完善程度。现代刑事法律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及犯罪人，更在于矫正犯罪人促使其回归社会，预防与减少犯罪，而矫正犯罪人并使其回归社会，实现预防与减少犯罪正是刑事执行法的任务。

总的来说，我国的刑事执行法学根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劳改法学，该学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得到了繁荣与发展。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欧美监狱学著作与理论传入我国，劳改学理论传统受到了巨大冲击。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监狱学的正式确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法治文明程度的日益提升，学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监狱法学其实不能涵盖刑事执行的全部内容，监狱法只能适用于有期徒刑、拘役以及死刑缓期两年的两个半刑种的执行，而其他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以及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的执行都需要建立一门规范的学科来予以系统研究。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应运而生。

一、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发展状况

纵观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发展历程，基本上可划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繁荣期（1998年—2002年）。

上世纪末至新世纪之初的前三年，国内刑事执行法学总体显示出较为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对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究来说，在老一辈刑事执行法学学者和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推动下，国内掀起了一个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高潮。这一时期国内学术期刊上以“刑事执行”为题的论文数量较多，部分高质量且能够代表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水平的专著陆续出版。在研究学术

活动方面，自1998年7月国内首次召开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后，为改革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推进刑事执行统一立法的进程，进入21世纪来国内数家刑事执行重要研究机构又召开了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执行法学基本理论研讨会。因此，我们基本上可将该时期称为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繁荣期”。

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分别是：2000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中国监狱学会、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犯罪与监狱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举办了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对我国刑事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思路以及如何完善刑事执行立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会议中有的学者首次就刑事执行体制提出了在司法部内部设立社区刑罚执行局，与监狱管理局并列，负责缓刑、假释和管制刑的执行，从2010年12月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的设立来看，该次研讨会的一些理论观点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以说，本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对未来我国刑事执行体制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研讨会后，《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0期组织了专刊，刊载了一系列国内著名学者关于刑事执行体制改革与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学术论文。

2002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犯罪与监狱学研究所、中国监狱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德国与欧盟法律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刑事执行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会议就刑事执行理念、刑事执行立法、非监禁刑、劳动教养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本次研讨会上，力主刑事执行法一元论的我国著名监狱法学学者邵明正教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建议稿，建议稿主张刑事执行主体向一元化转变，对特赦制度进行了专章规定，主张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刑罚的执行，突出了对刑事执行被执行人的权利保护。虽然该建议稿还不够完善，但这是我国刑事执行法学学者第一次就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做出的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未来的刑事执行立法工作积累了经验。

第二阶段：探索期（2003年—2006年）。

应当说，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学者们尝试突破我国现有刑事执行格局，力图推动刑事执行制度向一体化、科学化格局发展，但是实践中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刑事执行制度的变革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处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从属地位的刑事执行法欲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需要社会条件的成熟来予以推动。有学者撰文犀利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应是（刑事执行）立法的外在形式，更应注重立法的社会反应；当我们向往一种理想化的立法模式时，更应当清醒考虑，社会环境、立法资源、立法技术为此能提供多大的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之际，要想在短期内推进我国刑事执行制度整体格局变革并且看到成果似乎困难重重。在这几年中，刑事执行领域中专业理论研究骨干人才的流失开始发生。刑事执行学特别是“监狱学理论研究面临着人才断档的更大危险：一批年老的理论工作者退休；一些中年骨干研究人员流失；年轻人中有潜力的研究人员数量少，要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尚需时日，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很有可能继续流失。这种后继乏人的现象，令人十分担忧”。因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

时期，与发展第一阶段繁荣期相比，学术质量较高的专著与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以刑事执行法学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再也没有召开，学者们试图在等待社会条件成熟的过程中摸索我国刑事执行制度改革的出路，少部分学者看到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大趋势，开始进入在国内具有前瞻性的行刑社会化领域的研究，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一时期称为“探索期”。

第三阶段：突破与发展期（2007年至今）。

2003年7月两高两部颁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六省（市）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逐渐展开。随着2011年刑法第八修正案以及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规定社区矫正为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以及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以规范各地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行为，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大步推进。而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在历经了新世纪前十年中期的沉寂与探索以后，社区矫正在全国的推进为其寻求突破及发展拉开了序幕。在国际行刑社会化的潮流下，学者们的注意力不再着眼于官方不太认可的刑事执行整体体制的变革，而是顺应宽严相济的时代背景，更为实际与稳健的转向社区矫正在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审视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对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的推行对刑罚观念的更新，刑罚结构的调整，行刑权的配置以及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都将产生影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区矫正执行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当时法律中刑罚应由监狱、法院和公安机关来执行框架，对我国刑事执行既有体制提出了挑战，因而社区矫正的实施必然推动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改革。正是看到社区矫正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执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的突破口，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社区矫正的研究中，从2007年起国内大量关于社区矫正的论文和专著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在监狱学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部分地方院校和监狱管理局，如上海政法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等在监狱学方面的研究与著作尤其活跃，研究成果颇丰，仅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就推出了21世纪监狱管理创新丛书与21世纪监狱人文探索丛书共十余本监狱学论著。总的来说，近年来刑事执行专著出版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2010年为例，有关监狱学和社区矫正方面的专著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年出版量30余本的盛况。因此，基本上可以把2007年至今这段时间视作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期。

二、我国刑事执行法学的发展陷入困局的原因

我国刑事执行法学自诞生以来，无论从专著与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学术研讨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纵观刑事执行法学的整体发展，在经历初期的繁荣后之后似乎就一直处在发展的困顿中，没有形成学者们起初预想的发展态势。部分早期比较活跃的刑事执行法学研究者归于沉寂，一些法律院校的刑事执行法学教育在萎缩，就连国内较早设立的刑事执行法学专业的西南政法大学都从2013年起停止招收刑事执行法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