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理论刊物发展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

从文艺理论刊物发展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
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a作为文学场最重要的部分——期刊，无论是原创作品刊物、选刊、文摘还是理论研究刊物等，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文学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发展与变化，这一系列变迁都在文学场中完成。

在整个文学场与其他社会场域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包括作家个体、作家群体、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出版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行动者，这些文学行动者的文学实践必然会与社会其他行动者发生关系，在观察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行动者所遵循的无疑是“文学”的法则。

新世纪以来，期刊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其出版过程也是一种文学实践，本身也蕴含着无穷的讯息。

“大众传媒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依靠传媒的刊载、评论、传播，文学方得以保存、流布和发展，才能对民众、对社会、对美学观念与道德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b 文艺理论刊物作为期刊的一个种类，其发展影响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文以《当代文坛》为例，通过对该刊的刊文情况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和研究，梳理文艺理论期刊在整个文学场中的作用，一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演变轨迹。

一、理论期刊促进文艺创作与研究双向繁荣
图书、杂志、报纸等媒体构筑起当代社会的日常公共文化空间，社会个体通过媒体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而这些媒体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

作为文艺理论刊物则会影响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因为文艺理论刊物与读者、作家、评论家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

从文学角度看，理论期刊“除了真实记录同时代文学活生生的、微妙的、驳杂的进程，批评还必须对文学的发展条分缕析，追求其来龙去脉，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中筛选出可以流传的作品，以伟大的经典作为审美参照，彰显杂芜的当代作品中那些与所处时代紧密结合同时又超越了所处时代的、不朽的情思，以渊博的学识和逻辑的分析
存菁去芜，激浊扬清”c。

从文艺理论刊物自身的角度看“就是构建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d。

反之从读者角度讲，文学批评可以让读者了解某位作家，某部作品，调整自己的阅读感悟，从而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趣味。

从作者的角度讲，文学评论可以让作者知道某个作家的创作水平，作品的风格与优劣，从而影响作者的创作实践。

再从批评家（学者）的角度讲，一篇研究文章是否被认可与自己选择的评论对象有很大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批评本身具有选择性，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以至于现很多批评家与作家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关系，这就不难理解很多研究文章往往扎堆于名家名作。

但是批评的声音集中在少数人口中，往往形成话语霸权，不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更会湮没许多作家作品。

文学创作与研究作为文学发展的两极不可偏废。

在文学场中，写作者、出版者和阅读者实际上就是在文学的法则之下进行着深刻的精神交流与文学对话。

“文学期刊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无论从‘选辑’还是‘论述’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其对典律的构建，也反映出各种权利关系的博弈与消长。

正是文学期刊，构成了作品经典化过程的第一个重要场域”。

e新世纪以来老一辈作家永葆青春，佳作不断；新生代力量不断涌现，为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家队伍在扩大，作品数量急剧增加，中国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为文艺理论刊物必须处理好期刊、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把握文坛创作宏观动态的同时，既要考虑评论稿件的质量，也要考虑被评论者的文学创作潜力，不断加强评论栏目的策划。

“策划在引领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风尚、推出文学新人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现代化大生产中的调配、诱导功能发挥到极致。

”f在栏目策划过程中“关注当代文学创作流变、研究和推介当代作家作品，一直是《当代文坛》的重点所在。

”g新世纪以来，作为出版者的《当代文坛》既注重刊发研究莫言、贾平凹、格非、池莉、邱华栋、红柯等学界以及读者熟悉的当代作家作品的文章，也有意识地刊发方磊、夏商、王方晨、张欣、沈东子等暂时不为人熟知的文坛新锐的研究文章，开
设评论小辑便是研究重要作家的重要栏目。

莫言荣膺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莫言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

1980年代《当代文坛》就开始关注莫言，刊发了《莫言的感觉》（《当代文坛》1986年第4期）、《谈〈透明的红萝卜〉的一点缺憾》（《当代文坛》1986年第4期）等评论文章，之后又几次开设莫言评论专辑，发表了多篇研究莫言的文章，共同见证了莫言的创作成就。

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坛》还通过栏目策划，推出了“贾平凹评论小辑”、“韩少功评论小辑”、“阿来评论小辑”等作家作品评论专辑数十次，这种有效的互动促进了作家的创作，也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文学研究的繁荣还体现在研究视阈的拓宽。

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出版机制、评级机制等等外部领域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并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在文艺理论刊物上和读者见面。

这些文艺评论往往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寻找共通的规律，儿童文学、科幻小说、电影电视、文学刊物、图书装帧、文艺与传媒关系研究、建筑美学、文学译介等等都纳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形成全方位多格局的研究体系。

当然，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也有令人堪忧的一面。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之死”的话题讨论层出不穷，多家文艺理论刊物都参与了讨论，2021年《当代文坛》也参与过“文学之死”的话题讨论，刊发《“死者”身份的几点考核》等文章。

关于文学之死的说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经典的缺失，而《当代文坛》等一大批文艺理论期刊本身的文学实践可以给这个问题以答案，文学期刊和文艺理论期刊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在塑造着经典，为构建正常的文学秩序，为认识文学、研究文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代文学批评目前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既需要有理论的眼光，也需要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体验，如何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刊物就起到了衔接和沟通的作用，在批评家类型化越来越明显的状态下，文学批评刊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h有了问题意识，“刊物不再是跟在文学创作的后面，而是与文学创作并肩前行。

这同时也就给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i如对“底
层文学”的关注，“检审新世纪十年的文学实绩，‘底层叙事’无疑是其中最为醒目和最具文学史可能的文学现象……在《天涯》《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的合力推动下，‘底层叙事’几有一振文坛之势。

”j再如“身体写作”、“读者之死”、“《兄弟》的争鸣”、“反智主义”、“生态批评”等等，也都极具问题意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对其研究引入新视点，既繁荣了文学创作，也活跃了文学研究。

其间的《当代文坛》敢于直陈文坛时弊，向作者敲响警钟。

如刊发了唐小林的《论三位名作家的几个小问题》k一文，通过文本实例分析，提出阎连科、格非、贾平凹三位作家的创作缺陷以及评论家对此的忽视，直指三位作家存在的语言问题、生活哲学问题和细节描写的自我重复问题，在众多的溢美之词中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为文坛增添了些许活力。

二、消费时代文艺理论期刊的新境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文学审美本质也得到充分的肯定，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

同时，由于全球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以文化工业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媒为手段的消费主义文化。

它通过大众传媒制造的幻觉文化不断地对大众进行驯化寻唤，并将其置换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进而实现对大众的制约。

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消遣、娱乐价值已经被放在第一位，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感性的消费性的文化，在被整合到市场之后已经彻底商品化了。

文学的大众化对繁荣文化市场、满足大众对多元文化的需求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彻底的商业化也给文学和文学期刊带来极大的挑战，“一改传统文学期刊在计划经济下主要为作家服务的宗旨，取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下为大众读者服务。

”l文学在新世纪以来发生了悄然改变，文学期刊在不断适应着商业化的趋势，有观点认为商业化是文学的大忌，期刊刊登商业广告一度被认为是向商业妥协的举动。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杂志因拒绝商业广告而成为美谈的案例，“这刊物可算为中国出版界辟了一个新局面。

它的产生似乎就是为着纠正目前
‘杂’志年的风气，于是，从形式和内容上，来一个彻头彻尾的涤清。

当许多拥有数万读者的大刊物招揽起补肾丸及其女用袜带的广告时，这小刊物硬着脖颈，一份广告也不肯登”。

m直到今天，很多人对纯文学刊物刊发商业广告颇为不满，甚而认为这是商业化对文学的入侵，其实不然，这反而是文学繁荣的体现之一。

文学的商业化愈演愈烈，文学刊物的表现尤为明显，四封上开始刊登商业广告，如《人民文学》刊登白酒广告，组建董事会，通过商家赞助举办文学奖，扩大商家和刊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达到双赢。

刊登广告的最终目标是广而告之，发行量越大的杂志越具有商业价值，受众越多才越受到商家的亲睐，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刊物影响力的大小。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边缘化乃至文学之死成为文学场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这种讨论的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量期刊发行量的急剧下降以及文学杂志的改刊、停刊。

在新时期之初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许多文学期刊发行量动辄达到百万，而现在连维持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作家要生存，刊物要正常运行，离不开资本投入与市场运作，也离不开商业活动与文学的合作。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无论是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