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福州港

第一篇古代福州港

第一章福州港的兴起（远古～元末）

第一节地质变化

福州港的形成，是漫长的地质变化作用的结果。

远在地质年代中生代（约2.3亿年～6700万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均有火山运动。至中更新世，由于新构造运动，闽江河谷开始下沉，周围山地上升。进入全新世（距今250万年前），福州盆地出现600～1000米左右的高山，而盆地继续下沉，中间河谷大约在海平面下37米。据盆地西部昙石山文化层贝冢（蛤蜊堆）推断，当时闽江入海处就在今天的甘蔗、白沙和大小箬一带。从上述史实看，福州盆地应属海湾，在海侵时期，现在南台岛的高盖山、大顶山、妙峰山以及盆地内高程不及10米而以屿命名的村落，如前屿、后屿、横屿等都应是海湾里的洲岛，后来才连成一片。

根据地理地质考证研究，自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平原区受过三次海侵，第三次海侵始于1.5万年前，至五六千年前达到高峰，以后海面趋于稳定，并稍有下降，加上河流沉积补偿，海岸线后退。直至1800年前，海面接近于现代海面的高度，基本形成现代的海岸线。这种世界性海面变化也影响了福州地区海岸线的变迁。据建国后水文地质钻探的钻孔资料，福州盆地属于冲击－海积平原。在海侵时期，海水是福州平原沉积的主要动力，当时海侵比较深入，连盆地的一些山间地带也受影响。以后，随着世界性气候转冷，海侵结束，海面下降，再加上闽江及支流长年累月的输沙沉积，福州海湾的沙洲陆续涌现，并有大量沼泽地产生。洲土不断向南扩大，突入海中，使福州形成半岛的地形。

第二节水上活动

福州地区现已发现的昙石山遗址、浮村遗址、闽侯庄边山遗址、闽侯溪头遗址等文化遗址，都处于濒近江海溪流的地方，近的就在近水旁边，远的也不超过1000米。遗址中发现的古生物贝壳中，既有潮间浅滩环境中生长的牡蛎、魁蛤，也有淡水环境中生长的河蚬，可以看出上古居民已濒江临溪而居，开始了原始江海水上捕捞活动。

周朝，福建称为七闽之地。先秦，中国南部及东南部是越族人的居住地，福建是越族中的一支-闽越族人居住的地方。闽越族人世代生活在大海江河之滨，长期与江海接触，生产以渔猎经济为主，往来交通以舟楫为工具，积累了丰富的江海航行经验。“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①

春秋末期，居住在江浙一带的越人开始由海道进入福州地区。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无强兴兵犯楚，兵败被杀，越王族各支向南逃散，分居江南海道，各据一隅，“或称君，或称王”②。这是北方越人沿海岸南行至福州附近海域的一次较大规模航海活动，也是目前所知的福州与邻省最早的航海活动。楚灭越后，南方百越纳入楚国势力范围，“楚子称霸，朝贡百越”③。其时闽越朝贡楚国的路线，或取海上自河口溯流入楚境，或溯流而上，再翻山越岭入楚境，均离不开水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人结集于余干水（今将新信江），翻越武夷山至闽江上游，再顺流而下达东冶（今福州），入闽。此时，具有一定规模的闽江航运已开创。后闽越都东冶，南越都番禺（今广东），福州与番禺间货物、使节往来主要渠道为海上交通。

汉代，闽越国攻东瓯（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大将严助浮海救东瓯，开辟福州至浙江的北路近海航线。这个时期，为防止汉兵自赣顺江而下至东冶入闽，闽越人占据余干，并在闽北地区闽江上游的富屯溪、南浦溪沿岸建造乌坂、汉阳、临江等大小6座城堡以拒汉兵。城堡间距离达百里左右，有水陆线路供驰达交往。后汉军征闽越，其中

一路越武夷山，顺江而下攻东冶。足见当时福州至内地水上交通已发端。只是自然条件十分险恶。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王余善“阴使南越”④击南越相吕嘉，可见当时福州至揭阳的南路海上航线已开辟，且福州至广州的海上航线也已存在。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杀汉三校尉而自立为武帝，横海将军韩说率水师沿着句章（今浙江宁波）至东冶的航线进袭福州。这一时期，服务于军事、政治活动的福州与邻省南北近海航线均已开辟。

①袁康：《越绝书》卷八。

②《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③《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史记》卷一～四《东越列传》。

第三节古港形成

港口的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古代港口一般都经历了自然状态、半自然半社会状态、社会人文状态三个发展阶段。人文状态下的港口是古代港口的形成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对固定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几种货物经常性地从港口输入或输出。以这个尺度衡量，福州古港的形成应该在西汉初年。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向南推进，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由于政治、军事需要，各方竞相利用船舶运送人员、物资，促进了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发展。

在闽越国与中原王朝济南越时而结盟、时而敌对的政治活动中，福州的南北近海航线也随之开辟。

后秦亡，无诸被立为闽越王，建都东冶。其时，福州盆地内的陆地仍很狭窄，只有东起石鼓山麓、北抵西郊的屏山一带，形成沿山边的一线港湾。福州为临水的半岛。《福建通志·津梁志》云：“旧为罗

城大濠（即澳桥，现铁路东站附近），相传无诸时，澳桥四面皆水”。此处原为海岸大湾坞，水深、不冻、避风，是占有地利的良港，同时因地处石鼓山麓，故名“石鼓川”。《葭柎草堂集》记载，汉时海船泊于还珠门外（今贤南路口）。因此可推断，汉代福州还珠门外沿澳桥而下有一宽广的港汊，即东冶古港。

汉武帝时，海外贸易通道开辟。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海外珠宝需求与日俱增，汉元帝年间（公元前48～公元前34年）设置的交趾七郡（今广东与广西的南部及越南北部）中外商贾云集。汉代的海上航行能力不可能做长途跋涉，而东冶“南望交广，北目空在淮浙”，地理位置适中，适合中途靠泊中转。陆路未开辟前，贡品由交趾七郡泛海至东冶，再转运江苏沛县或山东登莱，后由陆路运往洛阳或京都。直至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郑弘为大司农，奏开零陵（今广西全州县）、桂阳（今湖南梆州）峤道，至此，贡物北运改由陆路，东冶港渐失转运功能。

由此可见，海上交通的发展，南海贸易的推动，促使东冶港兴起。西汉时期东冶港的主要功能是寄泊转运，尚不具备真正贸易港条件。贡物改由陆路北运后，东冶港虽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海上交通活动仍持续不断。而此后直至隋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功能又演变为以军事、政治活动为主。

至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吴国的航海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福州是其重要造船基地，设三国时期唯一专事造船工业的职官――典船校尉。典船都尉营与一个造船工场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一带。其间，吴国有两次庞大的海上活动――公元230年万人水军横渡海峡求澶洲及夷洲而达夷洲（今台湾岛），公元226～231年历时6年遣舰队访问南海各国。福州是吴都南京至南海各国的必经之地。由此可见当时福州港口、船舰、水手的条件。

东晋末，孙恩、卢循起兵反晋，沿永嘉（今温州）至晋安（今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