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西迁和兴起(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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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西迁和兴起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独特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并非仅因为由秦作了战国的终结,并开启了汉代文明;更重要的是,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即由之开辟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新纪元,其后其前的历代王(皇)朝皆无可与之比拟者,二千年来的帝国制度正反两方面都可以从秦找到它的历史缩影,都可以从秦的制度中寻到它的根基和因子。”[1]所以,恽敬在《三代因革论》中就有“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感慨。[2]谭嗣同《仁学》一书亦有“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的结论。这说明,对秦史及秦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远远超出了秦史本身。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上提出的文明起源“三历程”和国家形成“三部曲”与“三模式”理论,考察秦人发展与建国的历史,则秦人既经历了其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进程,又经历了由方国、古国、到帝国的国家形成的完整阶段和发展模式的“次生型”形态,[8]其完整性和典型性是其它部族及其国家的历史所无可比拟的。所以,对秦人早期历史的关注和探索,不仅为三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它对于从源头与深层揭示和管窥中华民族、传统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原初构成开辟了通道。
秦人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早期:中潏—德公(周初—前677年),都城:西犬丘(秦邑)、汧渭之会、平阳、新西邑
中期:德公——孝公(前350年),都城:雍城、泾阳、栎阳
鼎盛期:孝公—二世(前350—前206年)
一、秦人的西迁
1、关于秦人起源的两种对立观点
秦人族出东夷,后经长期流动迁徙,最终入居陇右天水而兴起建国,然后再东进关中进而统一中国。这是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人历史的基本论述。近代以来,关于秦人族源的讨论始自王国维,其《秦都邑考》发表后,争论纷起,至
今不休。主要观点有西来说、东来说和北来说三种,而争论焦点主要在东、西之争。
东来说:所谓东来说即秦人“源自东夷”说。持东来说的学者以傅斯年、卫聚贤、黄文弼、陈秀云、郭沫若、范文澜、丁山、徐旭生、马非百、王玉哲等为代表。
关于东来说,主要观点有四个方面:
(1)秦人与东方的殷人、夷人都有起源于“玄鸟陨卵”的神话传说,即有着共同的鸟图腾崇拜。
(2)秦为嬴姓,而嬴姓族多居于东方,如西周、春秋时期的徐、郯、江、黄、奄等国。
(3)秦人祀少昊之神,传说少昊嬴姓祖,居于东方。
(4)秦的祖先与殷王朝关系密切,如费昌、孟戏、仲衍、蜚廉、恶来都曾为殷臣。
西来说:西来说即秦人“源自西戎”说。持西来说的学者主要有王国维、蒙文通、周谷城等。
关于西来说,主要观点也有四个方面:
(1)秦之祖先世系较连贯,可信程度较大是自中潏以后,已“在西戎,保西垂”。
(2)秦为西戎族,起远祖戎胥轩已称戎,并与申戎通婚,在西方。春秋之时东方诸国多称秦为戎。
(3)秦人祭祀用马,与中原诸国不同。秦人杂祀,崇拜草木、山川、禽兽,秦之风俗与戎狄同。
(4)秦人由东方而西迁的可能性不大,中潏时已在西戎,周公东征迁之于理不合。[19]
秦人最早见于记载的历史,源白一个神秘而动人的神话传说故事:上古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女脩的姑娘,有一天她正在埋头纺织,忽然一群燕子从头顶飞鸣而过。她抬头一看,正好有一只燕子掉下一颗蛋来,女脩惰从地上拾起这颗蛋,并把蛋吞吃了,没想到女脩吞下这颗蛋以后,竟身感有孕,后来便生下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取名叫大业,他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
女脩这位秦人的始祖母,是传说中“五帝”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帝的裔孙,而颛顼帝又是东夷部族少昊的支裔。所以,从秦人始祖母女脩向上再追寻其远祖,便是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少昊。少昊族即是秦人的父族。少昊下经颛顼到伯益,他们作为部族的首领,其活动反映了传说时代秦人远祖族系的传承脉络。
大费又叫伯益,也是一位辅佐舜、禹的名臣。当时,中原地区水患频繁,舜命大禹取代其父鲧负责治水,伯益和周人始祖后稷便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得力助手。大禹改变其父“壅塞”的办法,而采用“导山导水”的疏导的方法。在治水中,伯益主要负责导山,他同大禹一道尽心竭力治水,十三年间“过家门不敢人”,终于使治水大获成功。当舜奖赏大禹时,大禹诚恳地表奏说:治水成功,并非是我个人的功劳,而主要是得益于大费有力的协助。于是,伯益也受到舜的奖赏。而且,舜还将自己宗族的姚姓美女许配给伯益。这标志着伯益族地位的提高。此后,伯益又担任执掌山林湖泽的“虞官”,为舜负责畜牧业,结果不仅牲畜兴旺,而且“鸟兽多驯服”。从而得到舜的进一步赏识和宠信,封伯益族为赢姓,伯益也获得主持祭奠少吴金天氏的特殊地位。伯益不仅是治水专家和畜牧能手,而且也在发展农业上有突出的贡献。伯益随大禹平治水土时就曾开辟山泽,进行过许多农田治理的工作,后采,他又奉大禹之命率领百姓种稻,并将野生稻骁化为人工稻;相传伯益还是凿井技术的发明者和制箭能手。可见,伯益及其秦人祖先,为中华古代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2、秦人的西迁
(1)现有观点:
一次:陈秀云认为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迫迁于今之陕西的“九毕”(咸阳以北)。然后又有三次迁移,初以非子由“九毕”至犬丘(今陕西兴平);再由非子被封至秦(今陕西眉县);最后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今甘肃礼县)。
两次:黄文弼认为秦人西迁两次,第一次是自商末飞廉一支至造父别居赵城;第二次是周孝王前后,非子自赵城居犬丘,为周孝王养马,非子受封并“邑之于秦”。[45]即主张秦人自赵城西迁至今陕西兴平和甘肃天水。
三次:高福洪主张秦人分三个时期西迁,也就是三次西迁。第一时期在伯益玄孙费昌之后,秦人为避水害由黄河下游溯河西上进入中原,即《史记》所载“子
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这一史实。第二时期就是“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部族随首领而西迁至商的西部接近戎人之地。第三时期在商末周初秦人遭周人镇压,残留下来的一部西迁至晋南,后为赵城造父一支;另一部分继续西迁,深入到戎人地区,游牧在西犬丘一带,即后来为周孝王养马的非子一支。
四次:杨东晨从嬴姓族开始西迁算起,认为秦人有四次西迁。[51]尧舜禹时,东夷嬴姓随皋陶、伯益佐禹治水,留居或分迁,伯益封于秦(今河南范县),胥轩、中潏、蜚廉、恶来、费仲等,均为该秦国贵族的后裔,这是第一次西迁。夏末商初,嬴秦军民随商夷联军扫除夏的残余势力而至关中,此为第二次西迁。商末时,二次西迁至关中的秦人,被周文王所灭,沦为游牧奴隶;与此同时,在晋南的蜚廉一支秦人亦亡国;周公东征时,俘迁大批嬴姓族人于关中东部。关中之嬴秦国军民奉商王命去镇守“西垂”,这是秦人第三次西迁。周穆王时,又迁晋南赵氏大骆、非子族及关中东部之“秦夷”入“西犬丘”,至西周晚期建国复姓,就是秦人的第四次西迁。
(2)秦人西迁的具体线索
线索一:畎夷入关中
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族属问题》:夏末,商人联合夷族灭夏,商夷联军西进攻下夏朝的心脏地区汾河下游的大夏,再西上进入泾渭流域,清除夏人的残余势力,然后定居关中。
《竹书纪年》:“桀三年,畎夷入于岐以叛。”《后汉书·西羌传》:“后桀之乱,犬戎入居邠岐之间。”
路线:山东曹县(犬丘)、河南永城(犬丘)、山西兴平(犬丘)、甘肃礼县(西犬丘)
《春秋》隐公“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左氏传:“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
线索二:雍水即淮水,可证秦人自淮水迁到关中
顾颉刚引《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大臺山,古文以为终南;◇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东。……有◇山、斜水、淮水祠。”注家多以为“淮”为“褒”或“雍”字之误。然《散氏盘铭》中亦有“淮司工”一名,该盘即发现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渭水南岸,可证《汉书·地理志》所载“淮水”一名不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