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向共和》谈晚清人物的评价

演讲者简介：

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1998至1999年曾在日本大学讲学。专业研究方向：近代对外关系史。主要著作和学术研究成果：《邓小平外交》（海南出版社，与人合著），外交部项目：“美国新一届政府的西藏政策及其对策研究”。发表中国外交思想史和中国晚清外交方面的论文多篇。

正文：

感谢北大BBS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平台。最近央视播放的《走向共和》在同学们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伟大的近代为我们现在和以后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基础，路径上的依赖使我们不得不一再回头望那个起点：我希望每一次的回眸都会是理性的胜利和心灵的洗涤。我们所关心的重点是从《走向共和》探讨如何评价晚清人物。首先声明的是，我们是作为历史学的门外汉来探讨历史人物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普通民众的声音，因此很多评价确实是缺乏充足的历史资料证据的。如果按照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思路，这个讨论是不可能解决这么宏大的问题的。其次，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应该有一个坐标系，在我看来，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坐标：作为官方的历史，作为资料的历史和作为百姓观念中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如果说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所有的事件和人物的总和，那么它具有不可重复性(再现性)，因此，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个人所掌握的。我们的历史大多是一种观念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上，求证和评价同等重要：而往往评价的社会功能——甚至政治功能太强从而压倒了求证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普通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历史进行考证。如此，在官史和学者掌握的历史之间，民众的历史观便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自己对信息的偏好和信息被传播的渠道的权威性。历史剧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历史观载体的功能，它所传递的信息直接影响到作为观念存在的历史本身。

在晚清——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我们一直被一种简单二元论的观念支配。新媒体出现以前，地方戏是百姓精神的重要载体：戏剧的脸谱阻断了对历史重新评价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精神里多元化基因的发展。忠臣不得志，是因为奸臣当道；好人的痛苦生活都是坏人造成的；如果坏人都被消灭，天下一片大好。这种思维的长期影响导致我们很难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读史成为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事情，所谓读史明志而已。实际上，对历史进行宏观意义上的、多元的思考，比如，把中国近代史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衡量，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体制意义上的探索，就是跳出传统窠臼的重要思路。下面回答朋友们的问题，由于网速的原因，很多问题可能不能尽快回答，也不能连续性地探讨，请谅解。

问：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进步人士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改良迅速走向革命。康有为对守旧派的不容(其实没有慈禧的默许不可能有《定国是诏》的颁布)，孙中山对共和革命的推崇和对立宪新政的极端排斥，都说明中国政治思潮的激进主义的泛滥。请问李老师，你如何看待这种激进主义，它是必然的吗？如果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为何中国在晚清没有类似欧美的自由主义的思潮？

答：激进主义在中国晚清和民国时期出现有它制度上的根源，简单而言，它是一种对传统专制主义压制的自然反弹，因此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中国式的激进主义也具有中国自身的传统，和欧美的激进主义有不同之处。最重要的，它还是体现了中国朝代循环的历史规律，即所谓“分久必合，合久比分”的历史规律。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当时的激进主义都没有使中国真正在制度上、文化上产生创新，一方面，“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思想穿了件改良和革命的外衣而已。另一方面，近年来史家对激进主义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颇有微词，但我不认为那是一种经典意义上的革命。借用

阶级斗争的理论，资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实在很难说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阶级，几个精英能代表百分之九十几的农民吗？推翻帝制没有先进生产力的经济政治基础，很难说是真正的革命。孙文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历史特有的王朝循环的间隙上添加了一把火。

问：如何评价李鸿章？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一般对他的评价是卖国的、否定的；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文章为他“翻案”，肯定他的一些作为，主要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他所做到的，已经比较难能。我想问问李老师个人对李鸿章如何评价？

答：对李鸿章的评价产生出如此前后不一的矛盾，问题就出在我们是在用一个观念来取代另一个观念。而我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作为手段。历史研究本身就是目的。所谓定案、翻案，皆为政治干预学术所致，都不是真正的学问。关于李鸿章的评价请大家看梁启超《李鸿章传》，其中的评价比较公允。我本人对他的看法有四句话：勇于任事的人格魅力；不好勇斗狠的大智慧和大谋略；对千古变局的时代感；具有现代性的改良意识。

问：李泽厚先生认为上世纪初的中国其实应该多给清政府更多的时间和耐性，不应该那么轻率地选择革命之路，改良的道路比革命要好，中国应该“告别革命”。李老师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答：历史没有选择。

问：李老师怎么看在朝鲜时的袁世凯？

答：许多人认为，自曹操之后，能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名者惟袁世凯一人。在玩弄权术的官场，他是如鱼得水。当然，他并非生来就如此老谋深算。朝鲜时期的袁世凯年轻气盛，在两次事变当中以有限的兵力而反制日本，确实为清国在朝鲜的统治挽回了面子。但他视朝鲜如奴，视日本如蚁，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日本的争夺也制造了麻烦，其两大失误为：一，以高压治朝，直接干预朝鲜内部事务，改变了中国对属国关系的历史常规手段，使中国陷入朝鲜内部纷争而不能自拔，使中朝关系趋于恶劣。二，敦促中国出兵代朝平乱，使李鸿章误信其言，以为中国出兵不会引起日本干涉，正中日本诱敌之计，可以说是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是，这种积极的措施并不是非理性的，希望挽回大清的颜面，并力图拒敌于国门之外，仍然是合理的决策。

问：李老师对《走向共和》中刻画的“国父”形象有什么看法，到处筹钱，好像演得猥琐啊。

答：其一，历史和历史剧是两码事。作为历史剧，为了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演得过火、演得猥琐那是演员的事情。其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革命也是请客吃饭，没钱怎么革命？孙确实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为革命筹款。其三，还孙一个平民形象可能旨在烘托气氛，不过我相信如果年轻的孙文活在今日，应该是一个“愤青”，他的成长自然是有个过程。学界多对孙要么戴高帽要么全盘否定，我想这正引起我们对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了解的情绪。我们不得不承认，孙中山之所以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是因为他面临所有“海归派”都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的法权体系，又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中国文化自身变革的根本问题？换言之，他不给这个千年古国文化革新的机会，而直接“全盘西化”，从他个人讲易，而从四万万同胞讲，又何其难也！我想因为筹款的事情他来不及有更多的思考吧。

问：请问李老师对慈禧作何评价？有人边看《走向共和》边说女人祸国，呵呵。

答：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把慈禧狠批了一通，可以视为一般人评价的一个标准。但我认为有几点人们往往会忽略：一，评价慈禧太后在有几千年父权传统的中国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男权思维的影响，本能地对女人统治怀有或多或少的敌意。二，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僭主政治和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正统的模式，是遭怀疑和唾弃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是恭亲王当政，如果光绪能主政，中国就不会被“误”了。问题是：如果咸丰以后的几个皇帝能主政，就一定比慈禧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