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毁誉话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一个有着很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皇帝，在位十三年，朝乾夕惕，为政勤勉，朱批、上谕达千万言。厉行改革，实行耗羨归公和官吏养廉银制度，惩治贪官，清理财政，实行绅民一体当差和摊丁入粮制度。国库库银由康熙时的七百万两增至五千余万两。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可算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他性情阴鸷刻薄，薄情寡恩，施行严酷统治，不知体恤士民。因此，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留下许多风流韵事的美谈，而是种种毁骂和不良的传闻。雍正六年九月，有一个湖南乡村教书先生曾静，派他的学生到西安，向手握重兵，镇守西北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投策反书，书中列出雍正“失德”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那么，湖南至北京，山高水远，万里迢迢，曾静是怎么知道宫中的那些事的呢？经查，是皇八子允禩集团中被发配到云贵、广西的人沿途散播的。雍正即位后，残酷迫害政敌，将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即满语猪和狗，幽死禁所；又贬同胞兄弟皇十四子允禵，处死年羮尧，禁死隆科多。因此，曾静策反书中所列十大罪状，虽然未必都是真实，但也是雍正行不义之事所带来的结果。
雍正最为人所质疑的，是他的继位和死因，和顺治的出家、乾隆的出生，被认为是前清四大疑案。关于他的继位，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康熙临终之际，身边只有隆科多一个传诏大臣。康熙叫“传十四阿哥胤祯进见”，隆科多答应一声后却叫道：“圣上有旨，传四阿哥胤禛进见。”康熙怒不可遏，拿起一把玉如意砸向隆科多，玉如意坠地而碎，康熙也噎下了最后一口气。于是隆科多对跪在外间的皇子、嫔妃、大臣们宣道：“皇帝已殡天。传旨：‘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另一种说法，雍亲王胤禛勾结隆科多，将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后面的康熙传位诏书“传位十四阿哥胤祯”改为“传位于四阿哥胤禛”。还有一种说法，雍正在参汤里下毒，毒死了康熙；这也就是曾静策反书中所列十大罪状的第一项：谋父。关于他的死因，也有种种说法：一是为刺客所杀。据《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载，浙江学者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戮尸、灭门，其孙女吕四娘逃出，从大侠甘凤池学武，后混入宫中，杀死雍正，并带走脑袋；雍正陵墓里的尸体上装的是木头脑袋。二是被宫人缢死。此说出自野史《梵天庐丛录》。三是被下毒而死。据一本《红楼解梦》的书中说，林

黛玉的原型叫竺香玉，本是曹雪芹的恋人，后被选进宫成了雍正的妃子。曹雪芹为报夺爱之仇，混入宫中当差，与竺香玉合谋，将雍正毒死。四是荒淫而死。雍正当皇帝以后，身体虚弱，这是无疑的，但有人说虚弱的原因是他沉湎女色，夜夜要翻几次牌子。朝鲜的《承政院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说他“自腰以下，不能运动者久矣”，以致油尽灯枯。五是中风或服丹药中毒而死。
以上种种传闻，大多来源于稗官野史，以讹传讹，不足为凭。关于他的继位，应该还是“奉诏即位”比较真实。康熙皇帝是何等睿智之人，怎么可能在处置皇位继承这样一个关乎帝国大业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如此儿戏呢？自康熙五十二年太子二度被废以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置这个问题，怎么可能留到还剩最后一口气，而且不对着众皇子、后妃、王公和大臣而仅对隆科多一人说呢？要知道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位子，监督是相当严密的。还有，将“十”改为“于”、“祯”改“禛”，难道就看不出来？古汉语中“于”写作“於”，而康熙诏书上缺少这个介词“于”，于语法上也不通顺。只是人们对他的继位心中不服，加上当时形势复杂、险恶，虽有康熙的传位诏书，但不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阴谋诡计，也难以顺利即位，于是弄出了许多传言。他的真实死因可能性较大的是服丹药中毒。他身体衰弱，将丹药当作救命仙丹，还用来赏赐大臣。据文献记载，他死前十二天，圆明园还运入200斤炼丹的主要原料黑铅。常年服用这种有毒金属烧成的丹药，能不中毒吗？他死后第二天，刚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了两个炼丹的道士。但尽管如此，这些传言反映出的是一种民意，一种人心。
雍正身负骂名二百七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二月河的小说《雍正大帝》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才将他彻底地翻了过来。二月河的小说及其同名电视剧，又将雍正皇帝塑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天下“苍生百姓”，说他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却是赢得身后骂名滚滚来。记得当年著名杂文作家何满子看了以后，写了一篇《难道我们还要为雍正隐恶扬善吗？》的文章。我非常赞同何满子的观点，一个残暴专制、嗜杀成性的封建头子，怎么能将他美化成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一心为公，日夜辛劳的圣贤呢？中国的皇帝中，没有这样的圣贤，无论是谁，只要他掌握了至高无上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就不可能从本质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流弊是很大的，有多少人去看史书，人们

大多是从影视作品中接受历史知识，而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是看不到那个时代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的，封建统治者的凶残和地狱一般的社会，被“戏说”巧妙地转化为人民向往的圣君贤臣、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大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太平盛世。我们现在一而在、再而三地制作、播放这类东西，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强化、美化封建专制主义吗？难道我们还想驯化、奴化人民吗？在《雍正大帝》中，雍正的种种违反人性的东西，都被披上了锦绣外衣，或被隐去。即如迫害兄弟事件，当时年满20岁的15个兄弟中，只有十三、十六、十七三个阿哥未遭迫害，但作品中只提到八爷、九爷、十四爷受迫害之事，而且还将事件说成是，八爷等弟兄，为了一己私利，一再和朝廷为敌，做尽坏事，直至发展到逼宫；而雍正则对他们委以重任，仁至义尽，最后忍无可忍，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宁可背负杀害兄弟的恶名，不得已而将他们杀掉。改名一事尤其设计得巧妙，雍正是在愤怒控诉八爷党“滔天罪行”的时候顺带说：“他们这样做，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我没有这样的兄弟，他们简直不是人，是阿其那，是塞思黑。”就像人们骂人时所说“你不是人，是畜生，猪狗都不如”一样，其原意并没有真的将人当成畜生。雍正给兄弟改名的真意，鲁迅先生认为，杀害兄弟是要背千古骂名的，而如果将其更名为猪狗，他所杀的就是猪狗而不是他的兄弟了。这符合雍正的性格，就像一个心眼龌龊的小孩，专干这样自欺欺人的事情。再如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是非常残酷、惨烈的，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作品中不提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被枭首后脑袋悬在菜市口10年的汪景祺和已死四十多年、仍被开棺陈尸、家属亲友300多人被株杀、流放的吕留良等案件，而浓墨重彩地渲染曾静策反投书案。对于曾静这样的灭绝九族的大案，雍正来了个“出其料理”，赦免了曾静，并亲自写了一篇《大义觉迷录》的长文，列举事实宣扬自己的政德、政绩，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的十条罪状，命曾静到各地宣讲。曾静对其活命之恩，当然感激涕零，痛悔万分，心悦诚服地作现身说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作品中却将此当作雍正的仁政来宣扬。
雍正为了制止他的故事在民间传播，施行了严酷的文化、思想统制，乾隆为了进一步制止这些故事的传播，施行了更加严酷而又严密的文化、思想统制，但这些故事还是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可见，人民的口是封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