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析

篇一：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摆脱流俗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潜藏的事实。”〔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以非凡革命胆识写就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所体现出的独立精神和判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本文试图就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动因

关于毛泽东赴湖南考察的动因，不同时期的说法不一。1926年12月28日的长沙《大公报》这样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将赴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2〕。从这则报道看，毛泽东此行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主要使命是“巡视党务”，而对与农民运动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则是由于受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托。这与1937年11月问世的《毛泽东自传》的说法明显不同：“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农民部，并被派往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3〕至于为何人何组织所派，毛泽东没有说。但从语气来看，应该是指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题解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4〕题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为了反驳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才去考察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毛泽东想反驳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中共中央也很想进一步了解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被派往湖南考察。恰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又委托毛泽东对诸多问题进行考察。毛泽东此行是受到多方委派，负有多重使命。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说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公报》的报道的背景是国共合作，而且当时的共产党人一般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因此强调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毛泽东自传》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然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作用，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进行介绍。至于《毛泽东选集》题解的说法，也是由选集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个人选集，自然要突出作者自己的特殊作用。可见，这几种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不同时期选择的角度有所区别。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考察。所到之处，毛泽东都邀请农民和“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5〕。在考察过程中以及结束后，毛泽东曾将调查所得与湖南区委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且就农民运动问题做了几次报告。这样，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主张。2月16日，毛泽东曾经写信向中央汇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标志着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已经成熟。因为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毛泽东特地这样说：“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内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7〕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正式写作应该开始于2月17日，成文时间应该在2月20日左右。

众所周知，“毛泽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8〕。实际上，毛泽东在以自己考察所得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间接资料。如，在论述农会组织情况时，毛泽东这样说：“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如益阳华容等县??大部分尚未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9〕在论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10〕在论述

农民武装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因农民起来形势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11〕，“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12〕。诸如此类的论述，涉及的大部分县份不在毛泽东考察范围之内。在指出个别地区因为打菩萨引起不良后果的时候，毛泽东还使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乡湖北阳新二县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13〕。关于这些县份的情况，毛泽东只能从间接渠道进行了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该表在考察报告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是毛泽东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这份表格并非自己调查所得，而是湖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11月的统计〔14〕。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使用自己调查所得材料的同时，也使用大量的间接材料，才使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容极为详实，从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辨正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15〕还批评毛泽东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16〕。张国焘则怀着别样的心情“回忆”：“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7〕

四、“革命先锋”——“赤贫阶级”辨析

李维汉还批评毛泽东“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2〕。李维汉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级”。对于这些“阶级”，毛泽东这样分析：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23〕而中农“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24〕从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富农乃至中农的否定态度。在论及贫农时，毛泽东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在那里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一切破坏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25〕在这里，毛泽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贫农运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强调：“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26〕那么，“赤贫阶级”(文中毛泽东将“赤贫阶级”与“赤贫”交替使用)究竟是指什么人?请看毛泽东对“赤贫阶级”的描述：“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27〕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游民无产阶级”的分析基本一致：“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28〕毛泽东还这样解释“次贫阶级”：“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工业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9〕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贫农的定义基本一致：“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