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

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
古祖雪1　雷　良2
(1.衡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湖南衡阳　421008; 2.中南大学文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　要　形而上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它的命运,尤其是它在近、现代哲学革命中的发展历程,对当代哲学重建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形而上学的主题如本体论,由古希腊哲学家规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在发生了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被哲学家们运用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即使在“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中,它也没有因遭到批判而退出舞台。

相反,现代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重建形而上学,因为它是人的禀性,是哲学的基础。

但是,重建形而上学必须以人及人的实践为出发点和核心;东、西方哲学精神的融合是未来形而上学的出路。

关键词　形而上学;命运;本体论;认识论转向;拒斥形而上学;解释学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 (2001)04—0001—06
形而上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十分深远,几乎
西方社会的每种文化样式,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形而上学的烙印。

正如康德所言:“人类理智多少世纪以来已经用各种方式思考过了数不尽的东西,而任何一种新东西都几乎
没有不和旧东西相似的。

”①
本文试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形而上学的命运,揭示其现代意义。

一、形而上学的开端
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这个术语出自西方哲学。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在编纂老师的一部研究超感觉、经验之外的对象的著作“第一哲学”时,将它放在其科学著作“物理学”之后,并取名叫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致力于研究那可以分开来(独立)的“不动者”,目的就是要透过经验,研究一般原因和原理。

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它,形成了以普遍概念或范畴的逻辑推论为形式的
纯粹思辨哲学的体系。

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也由此得到规定,它是哲学这棵大树的根。

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

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纯粹思辨的概念体系,故又叫本体论形而上学。

本体论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人的形而上学性,人是世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思想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最高
点”。

②
这个“最高点”,当是指“存在”,即使存在者如其所在地成为存在者的东西。

而在人外向地认识世界和内向地观察自我的过程中,惟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对其他所有存在者的存在发问。

因此,存在作为在者之所在,其意义首先表现为“此在”,即人的存在的意义。

因为如此,卡西尔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
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

”③惟其如此,才有了泰勒斯、毕达格拉斯等哲人对万物(包括人
收稿日期:2001—04—11
作者简介:古祖雪(1958—
),男,湖南醴陵人,衡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雷　良(1961—
),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第22卷第4期2001年8月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No.4Vol.22
Aug .2001　
自身)的“始基”的追问,苏格拉底那振聋发聩的呼吁“认识你自己”,以及柏拉图对“共相”的研究,柏拉图发现理念是事物的共相,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追问事物的一般原因和原理,发展了第一个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体系。

理论形态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形成,也同西方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方语言的主要特征是系词being(我国通常译为“存在”或“是”)的普遍应用。

在柏拉图那里,一个主语与表语通过“是”这个系词联成句子。

从哲学上说,这意味着主语与表语都分别有了“是”,从而成为“所是”(“存在”)或“是者”(“此在”)。

而“是”便成了最高的类概念,最一般的共相。

这是本体论的雏形。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规定为研究第一原理的学问,亦即关于“是者之所是”的学问。

但是,本体论的定义是17世纪由德国的沃尔夫规定的。

他认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是’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是’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

④之所以这时候才出现本体论的定义,是因为在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形而上学居于统治地位,哲学就是本体论。

由于哲学家们生活于本体论中,自然无需为本体论下定义。

本体论构成了古代哲学家理解的“前结构”。

本体论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第一,它在形式上利用西方语言中的系词“是”作成普遍的范畴“是”和“是者”来表达。

本体论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关于“是”的学问。

第二,本体论形而上学所追寻的是一个与经验世界相脱离、纯粹概念的领域,它研究事物的最终原因和一般原理,探究“是者之所是”,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根据。

这在经验范围内是无法达到的,而只能超越于经验之外去探究。

因此,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

⑤第三,形而上学注重逻辑的应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关于“逻各斯”的结合的思想,创立了形式逻辑。

黑格尔改造了形式逻辑并创立了辩证逻辑,用它重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

综上所述,形而上学是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逐渐发展成为以本体论为核心、超验的,以普遍概念或范畴的逻辑推论为形式的纯粹思辨哲学体系。

二、形而上学与近代认识论转向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被神学家
用来论证宇宙的神学统一性,走向了神学思辨与独断。

此时,理性屈从了信仰,哲学依附于神学,人在极度压抑中失去了自我意识。

近代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是在反抗中世纪神学思辨与独断的斗争中产生的。

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人的自我意识,重现人类理性的光辉。

因此,“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的自我意识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

⑥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首先就意识到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鸿沟。

“我思故我在”向世人昭示了“思”与“在”的矛盾与对立,也标志着近代哲学开始自觉地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研究和揭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与统一;它不仅从内容方面提出和研究“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地从形式方面提出并研究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辨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总之,近代哲学已由过去专注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并由此揭示世界的统一性。

但是,在发生了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因为:
第一,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等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向人们展示世界的统一性,表明它回到了人这个出发点上。

第二,形而上学将理性神学还给宗教,将理性自然交给自然科学,将灵魂的研究托付给实验心理学之后,致力于人的研究,揭示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可认识性。

第三,近代形而上学以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武装自己,摆脱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朴素性、直观性,深入地研究了实体与属性、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自由与必然、潜能与现实等范畴,从而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立场上,进一步追问“是者之所是”。

为了解决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近代形而上学家必须考察人的认识的来源及人的认识能力,才能回答人的认识能力能否认识那个现实世界和超经验的“自在之物”的问题。

因此,洛克说:在进行任何形而上学思考和争论之前,有一个带普
　2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22卷
遍性的问题需要决定,人类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并且人类认识有可能凭借于准确揭露知识的来源和揭露知识所产生的发展过程。

唯理论者笛卡尔继承了本体论的逻辑推论方法,试图从“天赋观念”出发,运用公理化的演绎推理,逻辑地推导出关于心灵、物体、上帝的普遍必然性知识,并由此消除心灵与外在实体的对立。

他由“我思”推出“我在”,并由此推出上帝的存在,这样,心灵、物体、上帝实质上统一于“我思”,它们之间的鸿沟消失了。

斯宾诺莎运用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推导出一个唯一的实体———“神”(或叫“自然”),其属性便是思维和广延。

莱布尼茨认为有灵魂能思想的“单子”才是唯一的实体。

这表明,唯理论者将人的理性能力推至极点,在他们看来,世界统一于人的思想抑或观念,走向了独断论。

与唯理论者相反,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固守在经验范围内,否认一切超越出经验界限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确实有效性。

洛克的“白板说”表明人类知识来源于对外在世界的感觉经验;休谟则走得更远,他否认有一个脱离经验的理念世界,认为一切超出经验的推论皆依据因果性,但因果性这个观念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为它仅仅是人们在多次看到相继出现的对象而形成的思想习惯,并不存在于经验对象中。

这样,依因果律得来的知识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质言之,经验主义认为超越于经验之外的实体并不存在,从而取消了两个世界的对立,走向了怀疑论。

康德既反感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因为他们将逻辑实体实在化而实质上否定了存在;又蔑视经验主义者的怀疑论,因为经验论者将有限的经验实体普遍化从而也将存在否定了。

他看到人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既具有运用逻辑推理的理性能力,也具有从经验构成表象的能力。

由于唯理论者和经验主义者各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导致了独断论和怀疑论。

因此,康德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二者的统一。

他把人的认识活动的各种结果当作既定事实,肯定人类认识的经验内容,从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中追溯人必有使各种认识的结果(或知识)产生出来的能力,并进而追溯这一能力的统一形式和作用,进入了远离经验的纯粹理性的领域,使本体论形而上学重见光明。

康德通过考察数学和自然科学,得出人具有将先天认知形式与经验内容结合的能力的结论。

他也看到人的理性并不穷尽于认知,出于其自然倾向,会有超越于经验的运用,并形成纯粹理性的概念。

此时,形而上学便出现了。

但是,康德对历史上形而上学的滥觞深怀不满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要为形而上学划定界限。

在他的诸多批判中,首先,他指出形而上学超越于经验之外,无法被证实,因而是假命题。

其次,形而上学运用的形式逻辑,从大概念推出小概念,是先天分析判断,其结论已包含在前提之中,从中并未产生新知识;且运用范畴进行推论,即使在正确使用逻辑规则的前提下也会产生“二律背反”。

尽管如此,康德并不主张“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的研究”,因为人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

因此,康德试图建立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并将形而上学限定在道德和政治的领域中。

由是观之,康德既肯定了人的理性能力,又肯定了人类认识的经验内容,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通过划界保留了形而上学的地盘。

他本人对此更是踌躇满志,宣称自己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但是,这种调和只是表面现象。

在康德那里,人只能认识由主观建立的现象,而经验之外的“自在之物”完全不可知。

这样就使思维和存在陷入更尖锐的矛盾之中:认识到的东西不具实在性,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又不可知。

三、拒斥形而上学运动
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客、心物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体系。

它自身内在的缺陷和矛盾导致了哲学自身的危机。

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瓦解后,形而上学遭到激烈的批判与反对。

在各种反形而上学思潮中,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充当了先锋。

实证主义者明确提出要用实证的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克服其思辨性、独断性。

从此,现代哲学中的“拒斥形而上学”运动拉开了帷幕。

但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及其第二代经验批判主义并未回答“拒斥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

真正完成这个使命的是实证主义的第三代即分析学派。

而且这个学派开创了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
　2001年第4期古祖雪　雷　良: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3
一阶段是以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摩尔和罗素的分析方法的提出为标志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宣言的维也纳学派的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则是它在美国的信徒蒯因所倡导的逻辑实用主义。

其中以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最具代表性。

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的课题上,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纯粹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反对研究本体论问题。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分析哲学要求用具体的方法,即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方法代替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

再次,在对形而上学的生存权利上,分析哲学家认为本体论问题(命题)根本不存在。

石里克认为:形而上学完全失败,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课题是人的理性不能胜任(如康德以为的那样)的事业,而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课题。

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形而上学没有意义。

分析哲学家只关心意义,认为意义是与价值无涉的。

而且,有意义的陈述(命题)只有两种,即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

形而上学既不想断定分析陈述,又不想落入经验科学的范围,它就不得不使用一些无运用标准的,因而无意义的词,或者把一些有意义的词用某种方式组合起来,使它们既不产生分析的陈述,也不产生可经验地证实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伪陈述,即无意义的陈述。

因此,形而上学家不是有所主张,而是一无主张。

形而上学家之所以铸成大错,是因为他们将伪陈述或伪问题当作真正的问题接受,而且事前不加思考这些问题是否有意义就作出了解答。

不过,为了解释为什么自古以来形而上学历经不衰,他们区分了语言的两种作用———表述作用和表达作用。

形而上学不能表述事实,却可以表达感情。

因此形而上学陈述的虽不是认识的内容,但能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

正如石里克所说,“形而上学是概念的诗歌”。

⑦
分析哲学家们进一步分析了产生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语言的误用和人的心理倾向。

维特根斯坦继承了摩尔和罗素的思想,在《逻辑哲学论》中研究了语言的影响及其产生影响的微妙方式,得出结论:形而上学产生于我们企图在我们的语言内,就我们的语言来谈论语言的界限。

另一些人如赖兴巴哈还注意到形而上学的非语言根源,他发现人的心理存在着追寻普遍性、确定性的倾向。

这有点类似
于康德的“理性的自然倾向”。

在分析形而上学的性质和根源的基础上,分析哲学家们“拒斥形而上学”的有力武器就是逻辑。

但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现代数理逻辑。

在他们看来,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已能使人们对形而上学命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作出新的、明确的回答,从而彻底清除形而上学。

但是,逻辑分析是同语言分析息息相关的。

在他们看来,整个实在领域都被实证科学所占领,哲学只能占领科学这块阵地,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和事件,而是科学的陈述和概念。

卡尔纳普甚至认为哲学仅仅是从逻辑的观点考察科学,科学语言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因此,语言分析是哲学的任务。

维特根斯坦后期致力于日常语言分析,旨在消除语言的误解与误用,“治疗”形而上学。

他认为通过划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区分明确的思想与含糊的思想、辨别真正问题与伪问题,便可以达到消除语言误用和“治疗”形而上学的目的。

但是,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分析哲学的意义标准以及以语言、逻辑为本体的教条,却令实证主义者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正如波普所言:“实证主义没有从经验科学中把形而上学根除掉,却使得形而上学侵入了科学的领域。

”⑧蒯因更是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原则。

“拒斥形而上学”运动终于失败了。

四、现代形而上学的命运
在各种批判形而上学的思潮中,人本主义也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从主客、心物二元分立出发思辨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思维方式。

人本主义哲学家试图回到人本身及其现实生活这个出发点,将理性导入人的生活,使人的存在成为可理解的事实,真正达到人的自我理解,重建现代意义的形而上学。

叔本华、尼采、基尔凯戈尔等人从个体的人出发来建立形而上学,尽管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矫枉过正遭到更多的批判,但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路标。

胡塞尔痛感自伽利略、笛卡尔以来的自然科学传统所倡导的“自然理性”对人的自我理解的扭曲,呼吁“回到事物本身”,通过现象学的直观达到对人的全面理解,试图建立他的现象学本体论。

不过,在重建形而上学方面,足以彪炳史册者则非海德格尔莫属。

　4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22卷
首先,海德格尔深刻地反思了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把“存在者”解释为“存在”的历史,这一传统的确立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成的。

苏格拉底将德性、知识和智慧合而为一,从而在人之外设立起一种更高的完全包容了德性、知识和智慧的神,人的使命是倾听、尊奉和执行神的启示、命令和召唤。

柏拉图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任何现象界的存在物都有其理念的形态,人可以通过回忆克服对纯粹意义的遗忘,从而重返绝对理念的路程。

这样,“神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构成了一切解释的基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原因由此得到说明。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研究这一构成原因的东西,并把研究它的学问就叫形而上学。

如此确立的形而上学,旨在通过认识和分析某类终极存在物来解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根据,从而将一种科学式的思维方式引进到哲学问题的研究中来,奠定了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

笛卡尔发扬了这一传统,用“我思故我在”揭示出一种既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又不同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主题,将精神与肉体、思维与存在分开,擢升精神,使人成为纯粹思想的实体。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主题被限定在“我思”这样的思想实体上,形而上学也就逐渐由对本体世界的追寻转向对本体世界的认识。

康德批判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不问形而上学可能与否就乱用理性权威去认识它的错误倾向。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分别代表了形而上学传统的三个阶段:确立形而上学、认识形而上学、反思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指出,这三个阶段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形而上学基础———“存在”的无知。

他呼吁“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追问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反思与批判摧毁了整个形而上学传统及神、灵魂、自由意志、绝对理念等作为意义和价值之保证的各类存在物,意味着人对存在本身的回归,剥夺了人的一切保证。

由此看来,“回到形而上学基础”也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作寻根问底的追问、对人的现实处境的深层次的思考。

因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海德格尔创造性地将狄尔泰的解释学与老师胡塞尔的现象学融为一体并发展出一种本体论解释学。

在他看来,“此在”总已经存在着,而四周所存在之物只有在“此在”
的筹划中成为其“上手事物”时才有它们的位置。

如此一来,世界与人的对立消失了,它们在人的自我领会的解释学法则中融为一体,世界作为敞开状态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这样“此在”的前理解状态得到了发掘。

基于这种前理解状态的“前有”、“前见”和“前设”构成了“此在”理解的“前结构”,直接指向“此在总已经存在着”的本真实情。

这就是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

它构成了其基础本体论———“存在论”的方法论原则。

再次,从内容上看,海德格尔通过追问存在的意义把人的存在推至首位,探讨“此在”存在方式,并由此得出结论:存在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世界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就是超越问题。

这些原则铺成了一条通向“形而上学基础”的康庄大道,从而使建构形而上学成为可能。

但是,海德格尔并未完成重建形而上学的任务。

他毕生倡导理解(对“此在”即对人的理解)却又常被人误解。

尽管如此,他的反思给传统思维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倡导并建立了一个解释学本体论体系,以“意义”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指出历史性的、体验性的“理解”是保持和扩展那种既非(人的)感觉印象又非抽象概念的“意义”的独特方式,从而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胡塞尔的知识论沟通起来。

“解释学”是一个“体系”,一门“学问”,但是它既不同于以感觉为对象的物理学和心理学,也不同于以抽象概念为对象的逻辑学,而更象胡塞尔多年向往、晚年更竭力倡导的“严格科学”即“人文科学”。

法国的利科用“符号学”使“解释学”充实起来,以直接体验性的“符号”作为把握“解释学”所要“理解”的“意义”的模式,以这种“符号”的结构和体系为特征的“解释学”更具有科学的形态。

当然,也有许多人试图通过其它渠道来建立形而上学体系。

但他们也同海德格尔一样遭到批判,因此,形而上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一代一代的哲学大师们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和启发:
第一,形而上学是人安身立命之本。

人在外向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有内向地认识自我的要求,而且,人的自我意识只能通过人的对象性认识来达到,并且不断超越,达到对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把
　2001年第4期古祖雪　雷　良: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