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人道主义创始人谢周勇论新时代

在历史上，每隔一个时期，还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思想家和政治家结合在一起。他们是真正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使命不是从现存秩序下平静无事的正常情况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于一个隐藏的泉源，来自于一个仍掩盖在表面之下，但是像冲击外壳似地冲击表面世界，并将它迸裂成为碎片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在我国，孙中山，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实际的政治人物，同时又是思想人物，他们对于时代的要求——什么东西已成熟到可以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时代的社会人道。他们自己驱使自己了解这个初生期的原则，他们时代所要采取的必要的直接的连续的前进步骤；他们自已驱使自己把这一切当作他们的目标，并不遗余力地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来自于人民，但是他们走在人民的最前头。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性——历史性人物——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时代的眼光最远大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时代的最优秀的言行。也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人民才创造出了最伟大、最生动、最精彩的史剧；也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人民才创造出了最伟大、最生动、最精彩的新时代；也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人民才真正沐浴于一代最伟大、最生动、最精彩的新时代的新福音之中！
世界社会人道主义创始人谢周勇论新时代
即然青年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那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要想从旧社会人道的绳索下挣脱出来,从而推动自己步入一个新时代,其基本规律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类社会，每当旧社会人道的旧的生产关系及其旧的上层建筑已明显地成为我们人类桎梏的时候，人民就产生出两种必然的情绪：一种是沉默，一种是爆发。这种沉默是在一种受欺骗、受践踏和受压迫之下的蕴积着对维持和保守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的腐朽阶级的仇和恨的沉默。因此，这种沉默与其说是沉默倒不如说是沉闷更确切；而这种爆发，则是在这种受欺骗、受践踏和受压迫之下的要求彻底改造现状的人民的呼声。这种呼声的最高点，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革命的壮举。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年迈的老腐朽阶级被其年青的新腐朽阶级“接班”、“传代”之后，社会是否就能够真的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呢？
当一个新生产力已明显地进入了人民生活之中的时候，人民总是憧憬着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关系也将随之走入人民的生活，并热切地憧憬着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于是，就在这个新时代到来之前，人民就在那些旧的老朽的腐朽阶级之后，将这种憧憬寄托在他们的继任者身上，并憧憬着他们的继任者将能够带来其前任所已决不可能带给人民的利益。但是，憧憬固然美好，然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只与一个新的公正的生产关系的到来相辅相承的，并且，也只有在一个适合新生产力发展的新社会人道的生产关系在实际中实际确立的情况下，新的时代才能够真正地到来。所以，年青的或者年老的腐朽阶级与一个新的时代都决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要永远代表同一个旧的生产关系和同一个旧的上层建筑(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同一个旧的生产关系，具体地总是从他们所代表的同一个旧的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的)，他们也就永远代表同一个旧的时代。
由于旧社会人道的旧的生产关系总是有利于在这种旧社会人道的旧的生产关系下的即得利益者，所以，在这种旧社会人道的旧生产关系下的那些即得利益者们，是决不愿意看到任何一点可能触动其即得利益的新社会人道的新生产关系的确立的。因此，新社会人道下的新生产关系便成为他们视野里的洪水猛兽——压抑和阻碍这种新社会人道下的新生产关系的确立，便成为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顽抗的壁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指社会上已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新社会人道，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老腐朽阶级也被新的代表同一个旧的生产关系的年青的腐朽阶级代替的时候。〗，一个似乎最能迷惑人的时期开始了。就在这个时期里，新社会人道不断地涌向社会，涌向社会的思潮，并为广大的人民所普遍地认识和接受。这时候，一切不更改旧的生产关系及其旧的上层建筑的行动和企图(腐朽阶级政权的情形)或者一切不顺应人民改革旧的生产关系及其旧的上层建筑的行动和企图(人民政权中的腐朽阶级——贪官、污吏阶层的情形)都将明显地暴露其腐朽阶级腐朽的原形。因此，碍于新社会人道和人民要求改革现状的强大的冲激力，狡猾而阴险的腐朽阶级常常以人民的名誉，以貌似新社会人道的关系，而将维护其腐朽的阶级利益的旧的生产关系及其旧的上层建筑粉饰、装修一“新”——但是，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假借或者打着新社会人道关系所换汤不换药确立起来的所谓“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不过是在其旧的生产关系和其旧的上层建筑之上披上的一层又一层好看的愚弄人民的外衣而已，其实质也依然不外是对人民的层出不穷的欺骗！
但是，新生产力必然地产生出新社会人道，也必然地产生出新社会人道之下的新的生产关系。并且，这种新的社会人道关系，既便在人们以沉闷的方式强忍着旧的社会人道关系的时候，那个最强大和最革命的生产力，也依然以其势不可挡的力量，冲破其旧的、固有的社会思潮的根基，而将新社会人道的关系呈现于世人的面前——这就是人们都已看见，并都已预感到的必然实现的一个进步的社会的基础。然而，必然而尚未实现的事物呈现于人们眼前是一回事，实现这个必然而尚未实现的事物是另一回事。由于从旧社会人道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社会人道的新的生产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动摇其旧社会人道的旧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并且将直接地动摇这个现存社会的腐朽阶级的利益，所以，期望和要求这个现存社会中的腐朽的阶级去改变旧社会人道的旧的生产关系是不理智的。他们的本性必然地驱使其压抑和阻碍这种已被人民都看得见的新社会人道的新生产关系的确立，以维护其已得的阶级的利益。他们只是在人民都已经以公开的形式要求推动这一进步的时候，他们才可能在形式上接受这一一致的要求。但是，只要人民对其并没有公然地予以铲除，他们的各种答复或者各种付诸行动的形式，就必然地是在保留其根本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对其人民的层出不穷的欺骗。并且，这种欺骗的花招愈多，人民遭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愈深、愈重。
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都没有一个新时代是靠时间的推移而自生自灭地从一个旧时代的母体里滚入我们这个世界的。相反，任何一个新时代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大爆发中，由一团激烈的革命之火所熊熊燃烧起来的。在我国创造了我们现代中国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伟大的革命，就是我国最近的举证！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曾受到当时流行的、尚未彻底破灭的“等待式”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894年，他上书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幻想利用汉族的督抚集团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真正的社会改革，并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项改革主张(《上李鸿章》)。但是，他得到的是蔑视！和平改革的愿望终归落空。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洋务派无能和卖国的投降政策，中国战败。这一铁的事实又一次震撼了孙中山，终于使他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伦敦蒙难记》)，从此，他终于还是踏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而面对叛变革命，并已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几经挫折的毛泽东则发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吼声！——历史又一次同样地在我国证明，伟大的一代人民中国，也是在隆隆的人民革命的炮火声中，而不是在忍屈抱辱的等待之中诞生的。
此外，当一个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地步的时候，倘若在这个社会之中，没有一个人物能够看到并发现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中新的社会人道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由于自己仍旧在旧社会中亦步亦趋，或者说由于自己的无能而使自己的人民永远遭受这种旧社会的更多、更大的苦难。在历史上，往往就在这种社会已上上下下、从头到脚已腐败透顶的时候，才出现了这样的人物。并且，这种社会也只有在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之后，这个社会的革命领袖们才将由于有了这面光荣、正确、伟大的旗帜而使他们的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直至推翻一个旧时代，建设起一个新时代。同时，同雏鸡破壳的道理一样，倘若在这个社会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物能够领导这个社会的人民发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新运动的话，这个社会同样也由于自己的无能而使自己的人民永远忍气吞声地生活在那个没有人味的无聊的旧时代的生活里。并且，既使这个社会已腐朽到流血、流脓、流水的地步，甚至于已有了自己时代的新社会人道发现者的时候，还是如此。
因此，历史和自然的法则告诉我们人类：当一个社会已既不社会，也不人道的时候，沉默或者沉闷，将使旧的生产关系和其旧的上层建筑更趋完善，因为当人民对旧的生产关系和其旧的上层建筑已到了敢怒而不敢言地步的时候，维持和保守旧的生产关系及其旧的上层建筑以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腐朽阶级，就会使用其更能在表面上满足人民的这种改变要求的形式以搪塞人民的口舌；而爆发或者革命，则使旧的上层建筑彻底解体，并使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旧的生产关系也随之一起解体，而代之以新社会人道的新上层建筑和其新的生产关系。前者在使旧的生产关系及其旧的上层建筑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的同时，又使人民受到了更深刻、更艺术的欺骗、践踏和压迫；而后者则在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之上，建设起了新社会人道的新上层建筑及其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才使社会真正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已取得了质的进步的时候，人们的认识世界也随之必然地走到一个新的视野。于是，就在这个新视野中，新的社会人道便自然而生了。但是，新社会人道的诞生，并没有Biblioteka Baidu变旧生产力之下的旧社会人道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内容，相反，它所希冀于旧生产关系的，却正好遭到建筑其上的旧上层建筑的阻碍和否决。因为，维持和保守旧的生产关系，对于凌驾于其上的统治者来说，总是相得益彰的事〖注：“维持和保守旧的生产关系，对于凌驾于其上的统治者来说，总是相得益彰的事”意思是说，维持和保守旧的生产关系，只能有利于现在正在驾驭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者〗。但是，这时候对于统治者说来更有利可图的事业，对于广大的人民却正好是更有害而无一利的事业。因此，是否承认新的社会人道，并确定其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于社会大厦之中，便足以成为腐朽阶级和进步人民的分水岭。那么，一切都很明白，一切承认适合新生产力发展的新社会人道，并拥护、支持确立其新的生产关系于社会大厦之中的人们，就是人民的范畴。相反,一切否认适合新生产力发展的新社会人道,并阻碍、打击确定其新的生产关系于社会大厦之中的人们，就是万恶的腐朽阶级的范畴。
人类只是在旧社会人道已成为人类的桎梏，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已明显地被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时候，社会才在其旧的母体里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幼体。并且，同人类诞生自己的新生命一样，这种自然而必然的新社会的幼体是必然地经过一阵剧痛之后，才能够诞生的。
那么，沉默或者沉闷地等待这一巨变的到来，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因此，不论老的、年青的或者“新的”腐朽阶级，其层出不穷的欺骗都依然导致人民付出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精力于腐朽阶级的旧的生产关系和其旧的上层建筑的压榨之下。所以，就在这种同一个旧的生产关系和其同一个旧的上层建筑之上，有着更大的欺骗性的年青的或者“新的”腐朽阶级，其至多也只能代表其腐朽阶级自己的一个更加反动、更加腐朽和更加凶穷极恶的新时期而已，而人民却仍然生活于同一个受欺骗、受践踏、受压迫的旧生产关系和其旧上层建筑的旧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