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他就是一个读书人

止庵：他就是一个读书人

2011年09月20日 16:13

来源：北京日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止庵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或许是因他冲淡平和的书评书话、十几本读书随笔，或是因他编校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他的《周作人传》、他主编的《张爱玲集》，特别是无人不知的《小团圆》。他在微博上给自己的标签是：读书人，作者，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止庵”这个笔名，出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该在哪里走，哪里留。他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他说：“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

写书第四。”

读书：迎接一个欣赏的时代

一头短发，一双布鞋，朴素整洁的行头，干净儒雅的面容。穿梭于书林与尘世之间。

采访止庵在一个炎炎的正午。望京的高楼林立，让人迷失。树荫下，人们相聚码着麻将，那个夏日显得格外热闹。止庵的书房却是另一番清静。四壁高高的书架，比高楼大厦

更有气势。书房一角的这个读书人，拥有山林之巅的气定神闲。

关于读书，止庵打了个比方：读一本书好比往怀里揣一个铜子，一个一个地攒，看起

来无足轻重。等到需要的那一天，你就是那个腰缠万贯的人。

因为这种富有，这个读书人的微博如同热闹的茶室。读者来到这里请教读书、买书的

各种问题，他都应对自如。他还在一本接一本地读书。书像硬币一样，一枚枚落进存钱罐里。他靠日积月累的阅读在头脑里建起一座私人藏书馆。有人惊讶于他博览群书之勤，止

庵笑笑说：“曾经，大家都狂热地热爱阅读，我只是保持了一个习惯，把读书这件事情坚持

下来而已。”

与同代人一样，止庵对书的热爱是从无书可读开始的。经历过书的饥荒年代，止庵梦

想能够拥有一座图书馆。没能去高校教书，他耿耿于怀的也是不能借用学校的图书馆。

“文革”时，家里的书被抄走，他把从邻居那里借来的一本《水浒传》反复读了近三十遍，几能成诵。1978年5月1日，“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那一天，王府井书

店的货架上摆上了《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中篇小说选》、《安

娜卡列尼娜》等等外国文学作品。虽然这些书的印量很大，却还是一抢而空。止庵就在这“抢书人”的行列。他跟朋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长长的书单。这书单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他们四处搜集各种书的信息，报上看到的，文章里提到的，只要觉得是好书，都记录在案。系统的阅读是从这个历史性时刻开始的。这个书单后来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并且不断扩展，止庵笑称他的脑子里装着一部自己的文学史，一幅自己的世界文学地图。

1986年，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唱响了大江南北；1987年，诗人西川、欧阳江河

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小说家方方发表了《风景》，池莉

写下《烦恼人生》，格非创作了《迷舟》，苏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一年，止

庵却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

他后来在《挽歌》里写道：“经卷废弃似纷纷白骨/清风翻卷，一篇即是百年/皓首的书

生茫然无归/不知在哪里写剩余的诗句。”

卡夫卡在临死之际曾经要求朋友把他写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止庵在三

十岁的时候，烧掉了所有二十岁前写的小说。因为他遇到了卡夫卡。他的世界观来自卡夫卡。

卡夫卡在小说《地洞》中描写一个小动物躲在地洞里，当那个不知名的动物守望着洞

口时，卡夫卡写道：“我仿佛不是站在我的家门前，而是站在我自己的面前……”止庵在这

里读到了现代人的处境：“我因此想到其实地洞是一个人，而洞里的动物是他的思想。《地洞》是一部不可能叙述完成的心路历程。经历了探索、陶醉和周而复始的弥合之后，即使

是人的思想也不能成为他的逃避之所，因为人类的全部荒诞实际上是来自自身。”

这篇小说造成了止庵思想上的震荡。他突然明白，关于二十世纪人的境遇，人的孤独

与来自世界的威胁，这个人已经写到了尽头。“卡夫卡对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得非

常深刻，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他曾把卡夫卡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的先知”：“卡夫卡写出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在各自的生活以及由这些生活共同构成

的整个历史演进中重复他的感受。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当然这种新鲜之感说穿

了也是由于不再麻木而已；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体验过的。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

在止庵看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一百年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出了很多画家、作家、

音乐家。但之后就停歇了。可能在每个创造的时代之后应该有一个欣赏的时代。假如真是

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欣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整天想着写作，这是不是合算，是不是对？

当时在外企做销售工作的止庵算了两笔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而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还有，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别人的书，这个值不值得？

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周作人曾经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这句

话我读后很有感触。我花一生的时间读书，这样的人生未必就是失败的。”

止庵只想做个读者，做英国作家伍尔芙笔下那种“普通读者”：“他/她读书是为了消遣，

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游历，就好像一个人去过全世

界各个地方，阅读，使一个人的世界变得没有疆域。”

编书：不值得做的“赔本买卖”

止庵说：“其实世间诸事，大约惟有读书这一件是可以而且应该从自我出发的，是以尝

引古人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和…自适其适?

（《庄子·大宗师》）加以形容。”

世人读书要严防三个误区：一曰“受惑”，二曰“从众”，三曰“趋时”。谁都知道“炒作”是

恶言语，但是此等商业宣传手段往往见效，说明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好比《哈梅林的风

笛手》里那一城的小孩子似的，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跟风”也是恶言语，而

如此做法者比比皆是。别人都买都读，已经足以构成我也买也读的理由；畅销本身就是进

一步畅销的原因。报刊上的排行榜，则是跟风的风向标了。至于“趋时”，是想跟上潮流，

不致落后，好像不读热门书籍，便无法把握时代脉搏。殊不知一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能够

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是乃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此所以有“永恒”一说。

编书对于止庵来说，实在是读书的副产品。喜欢的书没有好版本，不如自己来编。他

曾说，“关于周作人，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得先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是作为他的一个读者的由衷之言。而

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做的，首先满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没有念过文科，又不在大学或

研究所工作，做此类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乐得坐享其成。我编废名的书也

是如此。可是废名的文章散见于旧报刊，尚未收集，查找不易。有家出版社印行一套《散

文全编》，我一直盼望列入废名一种，无奈久待不得。结果只好自己来编一本，即《废名

文集》。废名又著有《阿赖耶识论》，搁置已久，也经我手首次出版。我作为一个读者——请原谅我一再这样说——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

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致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

止庵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1986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共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

“我编周作人，是从不拿钱开始的……”他指的是十几年前出的《苦雨斋译丛》第一辑。后来编的书虽然有编辑费，但也是很少的钱。对于在外企工作十一年，也做过出版社副总

编辑的止庵来说，并不指望编书这件事儿赚钱。“既然如此，就不如好好把它当作游戏，当

作一件有趣的事。”

他说：“我有一条人生的经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须得认真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

而可以凑合。比如说吃饭，这个非做不可，那么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也没什么问题。但是

女孩子化妆就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了，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说吗；口红可以不抹，但是要买口红的话就不可能在路边地摊上买，一抹嘴肿了怎么办，一定得去一个好的店。写作编书

都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话还得认真。”

止庵谦称自己是自学成材文学爱好者。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也是学工科出身。

止庵报考大学的时候，按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学医。在父亲沙鸥看来，文学是无用之用，不

是一门谋生存的技能。止庵是在上大学的往返途中，在床头，在公交车上，修完了他的中

文专业。

1972年开始写作，1979年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和小说。中学时写过上百万字小说。虽然最终没有走上创作道路，习作的经验至少让他明白了“怎样把一句话说得像话”；

未间断的阅读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和苛刻：“语言中的瑕疵，好比美人手臂上落了灰尘，

你无法视而不见，总想抹掉它。”自学得来的对文字的敏感让止庵颇为自得，他称这是作为

编辑的看家本领。

写书：“不添乱”的人生哲学

在止庵看来，文章虽然在写，却也并非要事。“我真正的兴趣是读书，译作仅为其中之

一部；偶尔记录感想，不过副产品罢了。然而读书并非可以标榜之事。此乃个人行为，不

是公众姿态，亦《庄子·大宗师》所谓…自适其适?而已矣。”

《庄子·齐物论》云：“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这是作者对

于读者的最大期待。

止庵在《如面谈》一书中说：“讲到写文章，我想最好也不要渲染过分或看得太重。从

自己这方面看，写作不过是我们碰巧干的一件事，对于社会、历史、人类的意义未必比别

的事情大；写作的人不过是一件或若干件作品的作者，如同别的事物也有制造它的人一样。古代的文人譬如竹林七贤等，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别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

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从读者那一方面看，他们读了咱们的东西，也未必一定会像罗伯特·布朗宁《哈梅林的风笛手》里一城的小孩子那样，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说

穿了也只是一方面随便谈谈，另一方面随便听听而已，这有点像朋友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好的文字就像朋友聊天一样，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人家听了有什么反应。但很多人都是希望去鼓动人，去调动人的情绪，就不免作态，就成了不好的文字。”

这样的人生哲学来自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他给自己拟了个书单，想系统地看点书，先从先

秦入手。“我花了四个月，把《庄子》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写了一本笔记。以后十年里，

我看一百多种《庄子》的注本，然后重写一本笔记，以后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出版。

由《庄子》进而看禅宗语录，花了大概一年时间。《庄子》和禅宗语录好像给我一个洗礼，我几乎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影响，归根到底就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也就是拒绝固有的价值体系，不以这一体系的存在为前提，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无论是…是?还是…非?。我觉得，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明白了这一点，

我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题目，譬如周作人，譬如义和团运动。”

他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叫“想必如此”，一个叫“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

云的话。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是要说的话，应该说些像话的话。文章完全可以不写，在

家看书、看DVD，过一天也很好啊。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别人没说过的，那就值得写下去，如果没有，那就不用写了。正应了庸人自扰这句老话，世界上最好的事是尽量不做事，至少不添乱。一篇文章，好歹要说点儿实实在在，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至于讲写书、出书、卖书、买书等，也要有点新材料、新见解，不能都是人人尽知的现成话。”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

这就需要有实证的观念去考证，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辨别。学医数年，虽然最终弃

医从文，但这是学医生涯带给他的科学精神。有了这两点，结论才切实可信。写评论如此，写书更如此。

写《周作人传》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本书里提到：周作人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仍然

坚持写作，大概是因为钱的原因吧，这样就很悲哀了。止庵凭直觉对这句猜测性结论产生

了怀疑。于是他做了一个统计表：1943年起，沦陷区的报刊相继倒闭，直到1945年8月，最后一家关门。显然，此时周作人已无处可发表文章，更谈不上稿费。如此一番周折，止

庵在他的《周作人传》里写下这样一句不起眼的话：“他继续写作，虽然已无从发表。”

止庵说自己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做事。

面对“书评人”或“书评家”的称呼，止庵总是这样说：“我所写评论不多，更少介绍，怕

担不起这名目。我只是写些因读书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肤浅支

离自是难免，但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不动笔的。……这些年里写了若干文章，另外还有几本专门的书，所谈似乎稍稍深入，不过限定在素所用心的少数题目之内，譬如

庄子、知堂，等等。其实即便写此类小文，我也不敢乱跑野马，范围仍然相当狭隘。这或

许让关心我的读者所不满，但自己的园地只有这般大小，实在没有法子；与其讲一知半解

的话，不如干脆闭口不谈。”

或许可以把止庵评价谷林的话送给他自己：“他就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使他成为他这样

一个人。”

止庵简介：

原名王进文，又名方晴。1959年1月16日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做过医生，当过记者，在外企做过销售，在出版社做过总

编辑，于不惑之年写下大量书评文章、写够二十几本书。

出版下列著作：

《如逝如歌》《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六丑笔记》《画廊故事》《史实与神话》《插花地册子》《老子演义》《不守法的使者》《苦雨斋识小》《沽酌集》《向隅编》《怀沙集》《张爱玲画话》《罔两编》《止庵序跋》《拾稗者》。

编辑校订下列书籍：

《周作人自编文集》《张爱玲集》《苦雨斋译丛》《周作人集》《周作人讲演集》《关于鲁迅》《艺术与生活》《周作人晚期散文选》《废名文集》《阿赖耶识论》《杨绛散文选集》《沙鸥诗选》《沙鸥谈诗》《答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