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浅谈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一、从一首古诗谈起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这是一首载于《诗经·小雅》中的诗，创作于至少两千五百年前，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周王朝时期天王、诸侯国国君和卿大夫们招待宾朋时那种大排筵宴、歌舞升平的情景。可以肯定的是，这既是一首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音乐作品，是一首歌的歌词。

翻开人类历史，揭示文学与音乐密切关系的事实随处可见。据信经过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它那用以“言志”的“诗三百”，无一例外地既是我国古代民间和文人创作的诗歌类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音乐作品既歌曲或“乐舞”的歌词。

无独有偶，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无论是再现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还是泰番德尔、萨福、维吉尔、奥维德等诗人的诗歌，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剧作家的戏剧，还是大量产生于民间的情歌、酒歌、赞歌等等，全都同时具有着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双重属性，而且，由于人类记录音乐的手段、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它们又同样都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得以流传下来的。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文学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能够进入文学史的范畴，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入音乐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两种专业史学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毋庸置疑的和不可有丝毫轻视的。

二、诸般样式总关情

考证中国音乐史和欧洲音乐史，笔者认为，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与文学相伴共生，另一类是贯穿于整个文学史和音乐史的音乐以文学为母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虽然同样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却无法证明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在这方面，包括音乐理论家兼音乐教育家夏野、思想家兼文学家鲁迅先生等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有力的理由。的确，当涂山氏遥望远方发自内心地唱出“候人猗兮”的时候，当众多的早期人类在劳动中唱出“杭育杭育”的号子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判断作为文学作品的歌词和以节奏、音高等因素为组成的音乐作品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夏野先生正是据此才提出了音乐甚至早于文学产生的论点。

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的历史更加悠久，现象更加常见。这无疑是人类对于其音乐活动和文学活动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和足够的总结的结果，而不管这种反思和总结是否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以我国而论，产生《诗经》（大体说来，《诗经》中的“风”是民间创作，而“雅”和“颂”则是文人的作品）的周朝决不是音乐的发源时期，它与产生了据信是有文字记载的、从侧面歌颂大禹治水的我国第一首民歌《涂山氏歌》的虞舜时代相距至少有千年之久，因而即使是《诗经》中的“风”，也毫无疑问地具有先词后曲的创作程序性。需要说明的是，就其主流而言，《诗经》时期的民间创作虽然称之为民间创作，但并不是说这些歌曲的作者们不具备音乐家的修养，只不过他们或身份卑微，或创作量小，加之记录的困难、历史的久远等原因，他们的姓名被埋没了。这丝毫不能抹杀他们是严格按照先词后曲的顺序进行创作的这一事实。而当音乐创作进入文人化时代后，起到今天，先词后曲的创作行为，或者说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行为，无疑就更加普遍。在反映我国当代著名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生平及创作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人生断裂层》中，朋友拿来歌词、由他谱曲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方的音乐创作无疑跟我国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声部比较单一、伴奏比较简陋的史诗、戏剧、情歌等等，以及黑暗中世纪那比较怪异的圣咏之后，近代以来，欧洲音乐史上所有的大音乐家就几乎都最最直接地“拿来”过文学作品，进行再度的创作：莫扎特把英国诗人的长诗《唐璜》改编成歌剧，罗西尼把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和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戏剧改编成歌剧（前者为《塞维尔的理发师》，后者为《威廉·退尔》），柏辽兹把德国文学家歌德的戏剧《浮世德》改编成歌剧（《浮世德的责罚》），瓦格纳把北欧民间传说《尼伯龙根之歌》改编成系列歌剧，威尔第把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同名歌剧（前者为《哀那尼》，后者为《麦克白斯》），格林卡把“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柴可夫斯基把普希金的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改编成同名歌剧和同名交响乐……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证明了音乐创作对于文学创作的深深依赖。

这里有件事需要加以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大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好多业已定型的曲子，人们只要按照曲牌划定的规矩创作出歌词（也即所谓“填词”），一首新歌曲就诞生了。在这方面，苏轼、辛弃疾、岳飞、柳咏以及稍早一些的李白等很多著名诗人都是高手。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作为音乐作品的歌曲的创作可以曲在后词在先，因为，首先毫无疑问，由于最初词和曲浑然一体的一首特殊的、具体的歌曲得以流行，一个以后被用来“填词”的曲牌才固定下来，其次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词”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在音乐作品的所有样式中，除开上述那些含有文学要素的特殊例子（如歌曲、歌剧等）外，即使在面对山川、事件、历史、现实等生活内容有感而发、激情澎湃，从而创作出器乐性音乐作品时，中外音乐家们也无不深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无不严格遵循着

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规律。我们在中外音乐史上能够找到非常多的音乐家以文学家为友、其器乐作品从文学家的小说、诗歌、剧本等作品中获得启发或营养的事例。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如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变种“狂飙运动”的诞生，如果它没有席卷德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和科学界，没有孕育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和席勒，就不可能有德国音乐界的革命，不可能产生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而如果没有从密茨凯维兹等波兰文学家们的身上吸收大量的营养，世界上也就当然不可能有“钢琴诗人”肖邦。

三、“姐妹”情深

音乐为什么与文学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必须从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各自的特性当中寻找答案。

人们常常把文学（直接如歌词，间接如文学对音乐的影响）与包括音乐的艺术连在一起，称之为“文学艺术”或“文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与艺术同属于人类的创造性精神劳动，它们都产生于人类的形象思维，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这一点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文学和艺术到底是两个不同的精神劳动种类，它们一个诉诸于作为人类思想感情表达和信息传递工具的语言文字，一个诉诸于经过长期和严格筛选的声音材料。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首先是具体的和明确的，它虽然能够向人们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但也是在获得必要的具体、明确的信息之后，是受到具体、明确的信息的激发所致。音乐作品（除开歌曲、歌剧等样式之外）则不同，它直接作用于听觉器官，很多信息和情感不经过对具体音乐环境的分析、不经过相对系统严格的专业训练，是绝对不可能明白的；换言之，人们在欣赏音乐作品时，不能像欣赏文学作品那样获得“一目了然”的思想感情和信息，而需要先听到按照某种规律组合的一连串乐声，然后把它“还原”成思想感情、信息等等。这也就是说，如果说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是直接性和形象性，所表达的东西更富有理性，那么，音乐作品所具有的就是间接性和抽象性，所表达的东西就更富有感性、情绪性，二者完全不同。

现实中，音乐作品的音乐要素与文学要素结合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着音乐作品的普及程度和具有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歌曲是佼佼者。优秀的歌曲之所以比器乐作品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因为它具有具体、明确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当然也必须是健康的），既不像器乐作品那么难懂，也不像其它音乐作品例如歌剧那样篇幅庞大，在这里，音乐要素所起到的是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说人类几千年丝毫没有进步，但音乐作品因其文学要素中所具有的具体、明确的信息和含义而遭到封杀，其作者惨遭横祸或遭到不公待遇的事例俯拾皆是。器乐作品除开在极特殊情况下（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时期不允许中国人哼唱哪怕是无词的中国民间小调）之外，遭此祸患的就较少，分析原因，与没有文学要素和含义的非理性、不确切，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极尽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之能事的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反动行为堪称可圈可点，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的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音乐之母”（见2005年8月16日《中国艺术报》第一版对著名女书法家林岫的专访），笔者不敢夸大其词，在这里，仅仅把文学与音乐形容成姐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创造性精神劳动中，毫无疑问文学是姐、音乐是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