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才子佳人_小说_林译小说_鸳鸯蝴蝶派_

“才子佳人”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
左小清
(西南交通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Ξ
摘　要:自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创了我国言情小说“大团圆”模式的创作传统,一直到清末
民初“鸳鸯蝴蝶派”崛起,这种“大团圆”喜剧模式才被打破。

“鸳鸯蝴蝶”模式之所以能将“才子佳人”模式取而代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的外国言情小说尤其是林译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蝴蝶派;大团圆模式;林译小说
The N ovel about G enius and B eauty ---the N ovel T ranslated by Linshu
Abstract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this kind of novel about G enius and Beauty which was very popular at that period created the composition tradition with Happy Ending mode of love story in China.Until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late Qing Romantic Literature School rose ,then the comedic mode with Happy Ending was just broke.the mode of Romantic Literature replaced the mode of G enius and Beauty ,to a great extent ,which is on account of the impact of translated foreign love story ,especially the story translated by Linshu.
K ey w ords :the novel about G enius and Beauty ;the late Qing Romantic Literature School ;the mode of Happy Ending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Linshu
中图分类号:I20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757(2005)0120044202
中国的言情小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的浪潮,一
次是在明清之际,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一次是在民初时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

文学史上一谈到这两种小说,都是贬损居多,鲁迅就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猛烈的批
判,称其为“嫖学教科书”[1]。

的确,无论是“才子佳人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其思想及艺术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就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翻版。

为此,鲁迅又有一段精辟的评语,说老的“才子佳人”模式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而新的“鸳鸯蝴蝶”模式是“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是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
局。

”认为后者对于前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2]。

传统的言情小说之爱情喜剧,何以在新时代转换成悲剧,以致于民初言情小说有“哀情小说”之称,这与晚清的翻译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晚清的翻译小说浪潮是由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虽也翻译了一些外国小说,但是却始终未能形成气候,成为浪潮。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就是一部“言情
小说”,以致严复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3]。

民初的言情小说浪潮,除开与当时上海大都市市民文化的
繁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外,还直接受到林纾等人翻译的外国小说的影响。

一
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传奇小说中的恋爱故事。

例如白行简的《李娃传》讲述了这样一个喜剧故事:长安的歌妓李娃,爱上了游学长安的荥阳公的公子,但公子由于极尽挥霍,落魄到隐姓埋名、沿街乞讨的地步;后来李娃解救了公子并帮助他科举成名,二人终成眷
属。

与此相反,元稹的《莺莺传》(一名《会真记》
)叙述的则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名为崔莺莺的女子对张生产生了恋情,但张生为参加科举考试踏上征途后,二人离散,最后各自成家,恋情终成泡影。

唐传奇小说中所表现的才子佳人故事大体上都分属这两种类型。

这种才子佳人故事,后来在宋代的“说话”和戏剧中也成为有力的主题。

明清以来,一方面是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促进市民阶层崛起,小说戏曲作为新的体裁得到很大的发展,市民意识渗透进小说戏曲之中;另一方面是封建礼教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像在唐代不算问题的“寡妇再嫁”,在明清已经受到“寡妇守节”的约束。

礼教对爱情的压制越厉害,人们对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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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21卷　第1期Vol.21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COLL EGE OF EDUCA TION 2005年1月Jan.2005
Ξ收稿日期:2004209201
　作者简介:左小清(1981—
)女,四川省阆中市人,西南交通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渴望自然越强烈。

于是在当时小说戏曲中出现了大量言情作品,他们从生活体验出发,歌颂真挚的爱情,冲击礼教。

如汤显祖写《牡丹亭》,冯梦龙编《情史》,并强调“情”是人的生命力所在,“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4]当时有人读了言情小说,得出“老成端重,其情尤假,风花雪月,其情最真”[5]的结论,可见这些小说在当时确实曾经对礼教产生过冲击。

但是明清言情文学往往表现为对真挚爱情的歌颂向往,而不是表现为对宗法制社会压抑爱情的直接抗争,这使他们往往采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体现在言情小说中就是作者总是虚构一个纤尘不染的理想世界。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情为本位,不注重门第和财富,男女双方在才、貌、德、情上完全对等;二、在人物形象上,男女都趋于完美,公子往往是名门之后,或出身书香世家,且德才貌俱佳,小姐多是大家闺秀,既聪颖美丽又温婉贤淑;三、结局总是公子考中状元奉旨完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几个方面自然而然形成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中国古典小说巨著《红楼梦》直接描写了一部真实的爱情悲剧,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笔法只在极个别的作品如《浮生六记》中得到继承,统治小说界的还是“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倾向,更不要说众多的红楼“复梦”、
“圆梦”了。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是宗法制统治绝对凌驾于追求个人婚姻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之上,众多的言情小说却热衷于编织一个又一个美满的爱情美梦。

这是身处黑暗时代的民众的梦,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幻影,却在广大民众中间长盛不衰。

其实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言情文学史上,也不乏经典的爱情悲剧,如家喻户晓的《梁祝》、脍炙人口的《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夫妇同死,《梁祝》也是一对情人双双殒命,但更添上了“幻化双蝶”的浪漫一笔———说穿了,这就是后世“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模式的雏形吧———人间作不成夫妻,阴间还不行吗?
中国人最具有现实主义思想,所以也最能忍受现实,忍无可忍之时就自编美梦,聊以自慰。

文学评论史上有一个说法,叫“中国无悲剧”(确切地说,应是无西方文学意义上的悲剧),虽然有失偏颇,从传统言情小说来看,却不无道理。

即使产生悲剧,民众也总是想方设法或续或改,使之至少具有喜剧意味方好。

二
由此看来,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中国人在传统小说的美学观上就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因为《茶花女》所描写的是一场彻底的纯粹的悲剧,不给人以丝毫幻想。

当时曾有人称《茶花女》为“外国《红楼梦》”[6],就是因为它和《红楼梦》一样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场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剧。

但是《红楼梦》描写的还是门当户对的恋爱,这至少符合中国人爱情理想的一个方面;而《茶花女》男主角真诚地爱上了一位妓女,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是极为鲜见的。

而且小说结局是女主角病逝,男主角仍然存活人世———人间与阴间的对立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团圆”的可能性。

尽管林纾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茶花女》对传统言情小说“大团圆”模式的挑战,但是由于他基本忠实地译出了小说,小说原有的西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自然要对中国的浪漫主义手法产生冲击,促使中国作家和读者从虚幻的梦中惊醒过来,在原有的言情传统基础上正视现实,并开始反抗现实。

林译小说的影响在民初言情小说中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

民初影响最大的小说《玉梨魂》便模仿了《茶花女》,在小说中,作者徐枕亚暗示自己是“东方仲马”,意在写一部模仿《茶花女遗事》的小说。

小说写一位寡妇爱上了儿子的教师———客居在她家的何梦霞。

两人鱼雁传书,心心相印,但同时又都感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无法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小说尤其真实细致的刻画了寡妇激烈的内心冲突,她一面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时时忏悔“未亡人不能情爱守节抚孤”,希望能保住一位寡妇的“名节”;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对何梦霞的爱。

小说结局没有回避悲惨严酷的现实:寡妇自戕而死,理想爱情成为幻影。

另外还有钟心青的《新茶花》、何诹的《碎琴楼》、苏曼殊的《碎簪记》,都明显地模仿了《茶花女》,描写理想爱情被现实粉碎的悲剧。

并且这些哀怨凄婉的故事甚为畅销,对此时人曾有评述:“言情之中,尤以哀情最受社会欢迎”[7]。

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基本上叙述的都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是作者理想的寄托,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

《红楼梦》改变了这种虚假的写法,并且通过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批判。

于是《红楼梦》所写的现实生活的爱情,就不大可能再是美满的结局,因为现实的宗法专制家庭必然要扼杀个性的自由恋爱,所以《红楼梦》写出了真实的爱情悲剧。

只是《红楼梦》虽然开创了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真实的爱情悲剧,在当时却没有为小说界普遍接受,《红楼梦》之后,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真实爱情的,只是极个别的作品,大部分作品仍然沿袭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法,甚至力图扭转《红楼梦》的冲击,创作大批“才子佳人”模式的续书。

近代改变小说界创作面貌的,是翻译小说。

当时翻译的外国言情小说,很多都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真实爱情,尤其是当时著名的影响较大的翻译言情小说,几乎都是如此。

假如考虑到晚清翻译小说数量之大,一度超过当时的创作小说,更可以想象得到翻译言情小说对中国言情小说创作的冲击。

况且与五四作家不同,民初小说家除包天笑、周瘦鹃等少数作家之外,大部分都不能直接阅读外国小说原著,因此民初言情小说的变化主要是受到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

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言情小说家往往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少再叙述浪漫故事。

综上所述,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林译言情小说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创作模式,对民初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尽管在今天看来,民初言情小说无论在思想意义、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技巧的变革等方面都有许多局限,但它们毕竟跨出了中国小说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为“五四”新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极为重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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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卷(总第136期) 左小清:“才子佳人”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美国英语学会也在作同样的努力。

在上海,有个叫做“Cross-cultural Exchange”的机构,他们似乎在探索如何帮助外国投资者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本土文化,减少文化冲突。

4.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民族能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广泛的国际交往无处不在。

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间的频繁接触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并不一定要导致文化冲突。

如果我们的世界少一点文化霸权意识,多一点相互理解与尊重;如果我们不再一味追求“世界大同”,要做到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和而不同则是可能的。

我们不愿意看到世界被语言帝国所征服,我们也不能让一种文化霸权去摧残另外一种民族文化。

世界需要多元文化并存,就像自然界需要多物种共生一样:一种文化的消失所带来的悲剧与生物界一个物种的消失引起的后果是一样严重的。

俄罗斯人久加诺夫在2002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全球化的人类命运》,他提出,全球化应该尊重各种文明和各国的传统文化及安全利益。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人民应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与异域文化的不断交流中产生价值、增加活力,但是在这种交流中一个民族必须要保持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性。

如果这种本体文化特性消失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与别人交流的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久加诺夫的呼声是对一个更加民主、,也是对文化霸权意识的另一种回应。

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我们愿意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为寻求一个更加民主、和平、正义的国际社会而努力。

我们愿意同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学习他们的优秀文化,以促进我们自身文化的发展。

但是,在交流中我们必须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外来的优秀文化只能是发展我们自身文化的催化剂而不是替代品,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努力寻求我们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

大学是传播价值、教人会知、会做、会与人共处的园地,在校园内保留一份清醒的跨文化意识尤为重要。

这也是我们办学中寻求世界性与民族性平衡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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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春林　责任校对:李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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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郝丹立　责任校对:李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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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