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陈伟国

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时间：2012-09-12 17:12来源：《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11期陈伟国，徐州市名教师，江苏省333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特级历史教师。

受聘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省属重点中学教书16年，现在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工作。

陈伟国老师喜欢历史教学，热爱历史课堂，担任教研员后，仍经常走进学校，深入课堂，上示范课、研究课。

他注意教学研究，重视教学反思，多年笔耕不辍，先后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经验总结和通俗性文章300余篇，出版《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高等教育出版社）、《智慧课堂――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实录与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等专著。

新课程实施以来，参与编制《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历史学科）教学要求》，审核《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说明》和江苏高考历史学科《考试说明》等。

一位历史教师的茁壮成长陈伟国生命有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成长；生命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那就是对成长的捍卫；生命有一种永不凋谢的美丽，那就是对成长的守望。

我们所能拥有的，也许永远没有终极的结局，但过程，从开始那一刻算起，就已经攥在手中了。

成长，永远在路上。

——题记童年与记忆我的故乡在苏北宋山脚下的周林庄，想走童年的生活，颇有点像电影《投名状》中描绘的情形：稻草覆顶的陋屋，石头垒就的矮墙，篱笆圈围的院落。

绿树掩映，炊烟袅袅，鸡鸣狗叫……如一首歌唱道的那样：“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

”但就是这个贫穷的山村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少欢乐与情趣。

童年的家乡尽显古朴与苍凉。

人口少，只有十来户人家；荒地多，宋山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荒地。

为利用好这块荒地，驻地部队在这里办了一个马厂。

我常站在宋山顶上，遥望山脚下马儿安详地吃草、饮水、撒欢，和小伙伴们在这块草地上放猪、放牛、放羊。

童年给我最深的记忆多与村口的那眼老井有关。

当独自手托双腮忆想童年的时候，一个情景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在通往井台的小路上，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早晨的浓雾中或在傍晚的霞光里，肩挑两只盛满水的大桶，颤颤悠悠地在家与老井之间来回。

那时候，父母农活忙，弟弟妹妹小，家里吃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长子头上。

总感觉有挑不完的水，却从没有埋怨过谁（不像现在的孩子做点事就喊苦喊累）。

或许早已习惯，或许这只是所有生存艰辛中最微不足道的。

童年挑水的经历和家乡的那眼老井，已成了我教学的资源。

在讲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时，我曾围绕“井”讲了一段文字：在汉语里，“井”实在是个美丽的字眼。

对井的系念和牵挂，也是农业中国一份朴素、真挚而恒久的感情。

据专家们讲，井田制、庭院经济乃至村落文化，莫不惠益于井水的沾濡和滋润。

也许正因如此，汉语里才有“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的说法；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把不得已到外谋生叫做“离乡背井”。

散落在中国乡村的每一眼老井，在滋润了游子往昔生活时，也一定在他的心底播下了怀念的根须。

童年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家乡满山遍野的树。

过去乡村的老人特别热衷种树，树不一定太大，但树一定会栽得满满的。

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树木稀稀疏疏、紧紧密密地散在整个村庄里，桃树、枣树、李树、杏树、梨树、柿树、桑树、棠梨树、石榴树、椿树不必说，还有较为少见的皂角树、木瓜树、榉树、杜仲树以及百年老槐、老榆、根杏树等。

那时，行商羁旅每经一处村庄，远远就可看到村口巍然屹立的一株老树，看到了树，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家的影子。

我们村子里就有一颗已逾百年的“百麻树”，农闲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这棵树下纳凉、闲坐。

夏天，树上总是缀满了红红的果实，引得一群孩子爬上爬下的摘折。

村上还有一棵老杏树，撑起的华盖占地半亩，每当麦收季节，满树鲜红的杏子，让人看了眼馋，我曾和几个小伙伴设计晚上偷杏，结果计划不够周密，被看杏人抓了个正着，回去被父母狠揍了一顿。

老井、古树是山村的灵物，它守望着土地，呵护着众生，也给山村增加了韵致和厚重。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乡村，老树被砍，老井被填（还有老屋被拆，老路被毁），古老的乡村换了新颜，但也失却了厚重和特色。

玩是儿童的天性，农村天地广阔，能玩的项目也多，下河捉虾、沿湖钓鱼、山下捉鸟、草里猎兔、放风筝、抓知了、编鸟笼、打雪仗、捉迷藏、老鹰抓小鸡、弹弹子、转陀螺……绝不亚于今天的电子游戏。

最有趣的童年往事莫过于夏日抓知了（蝉）了。

边际先生曾在《夏天的记忆》一文中这样描述过知了：“知了是名副其实的伏天广告，它总是应暑而鸣，天愈热，它叫得愈响，好像为酷暑鼓噪。

当第一声蝉鸣传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真正的夏天来了。

”“恬淡的蝉鸣并不显得单调，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唱和，吟出了夏日的宁静，那有一阵儿没一阵儿的歌谣，唤出了火热里的清凉。

蝉鸣可以引人入睡，可以伴人读书，可以招呼人们摇动蒲扇到树下闲话，也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有树、有水、有阳光、有阴凉的地方。

蝉是制造简单、闲适意境的高手。

”[1]边际先生这段细腻、温润的文字特别感人，也撩起了我对童趣的回想。

小时候，每至夏天，我就和村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早早准备好几根竹竿，还有从黄牛身上拔下的牛毛，鲜小麦嚼成的“糊糊”，然后手持长长的竹竿，满头大汗地围着满村的树儿转，哪儿有蝉声，哪儿就有我们的身影。

除了抓知了，我们还爱抓蜻蜓，在我的印象中，蜻蜓飞不高也飞不远，因此常常停留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篱笆上、小树上、庄稼上，于是我们常常汗流浃背地围着篱笆追着蜻蜓。

孩子的身后总会站着一位呵护者，奶奶对我的呵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我的奶奶身上绝对拥有中国古代妇女所有的美德：勤劳、善良、谨慎、贤惠、守礼……而且特别心灵手巧，有超好的记忆力。

她除了保证我穿得暖、吃得饱以外，还用儿歌、童话对我进行智的启蒙、德的教育。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哭着闹着叫奶奶，奶奶赶集还在外。

小鼠急得直挠腮，急中生智把头拍。

卷成小球滚下来，摇摇晃晃逃得快。

”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童谣之一，其教育意义显而易见。

奶奶还喜欢一边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眼睛、鼻子、耳朵、嘴和下巴，一边教我唱：“额头是门面，眼睛全看见，鼻子最敏感，耳朵听得远，嘴巴知甘甜，下巴长又尖。

”其中的教化意义，是在我当了中学历史教师后才感悟到的。

我觉得人应该有敬畏心，否则就会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来。

如保护动物，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够重视的了，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

而孩子只要记住了儿歌中所说的“偷狗偷猫，头上长包”“捣鸟窝，脸上雀斑多”，对动物或许下手时就会有所顾虑，有所犹豫。

奶奶还喜欢给我讲童话，“狼外婆”“狼和小羊”“七只蝴蝶”“生气的小猪”等。

在偏远的乡村，老人面对孩子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不会直接对孩子们讲些什么大道理，他们只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做人心得，化成由一些动物、昆虫和花草组合的纯自然的比喻。

实际上，童话的源泉从来都在自己漫长的生活里，爷爷的胡子、奶奶的手指都可能演绎出一段童话故事。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童话只能在乡村宁静的夜晚产生，陪伴它的，应该是墙上的几个影子和被那影子所遮挡的一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

我的童年是不富足的，甚至有点贫困或饥饿，但却是快乐的，完整的。

今天的孩子生活富裕，近乎奢侈，但却自幼被束缚于各类辅导班、琴房、画室，失去了自由，没有了快乐，丢掉了童趣。

在这里我想大声说：将童年还给孩子吧！求学与读书乡村旧俗，孩子周岁要举行“抓周”仪式，借以判断孩子的喜好和前程。

听奶奶讲，周岁“抓周”，面前放了那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我却直扑纸和笔。

这是我带给父母的第一份自豪和惊喜。

大约6岁，我进入乡村小学读书，从此与“断文识字”打起了交道。

6岁入学在当时的乡村应该是早的，学校在离我家二里路的小陈庄。

教室很大，一到三年级的同学都在这同一间大教室里由同一个教师执教，常常是一年级读书，二年级写字，三年级做算术。

教我的老师姓徐，是个大块头，约有一米八的个子，人很胖，大头宽脸，浓眉大眼，人很帅气。

在小学，我好像没用多少工夫在学习上，可老师与我父母见面总说我学习好，人很聪明，真的好奇怪。

小学阶段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法课。

现在教育功利性太强，与考试有关的科目才会引起学校、家长的重视，因而，像书法这样的课常常是只见课表有，未见教师上。

记得小时候老师对书法课是很重视的，无论是描红，还是临帖，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对老师在书法本上所作的“优”“良”“及格”等评判也十分在意。

书法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每年春节为左邻右舍写春联，看到自己亲手“画鸦”的文字出现在各家的门上，心中充满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

我一直坚信，文字是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使人类正式告别了蒙昧，走向了文明开化。

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

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可谓惊天动地。

在少年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书就是课本，读书就是读课本。

有一年，奶奶带我去公社赶集，我在供销社门前看到两个小朋友在看一本小画册，就凑上去也想看，谁知这两个孩子看我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身上可能也有点脏兮兮吧），不但不让我看，而且用很不友好的眼睛看着我。

正巧这一场景被我奶奶看到了，就问售货员那种小人书哪儿有卖，售货员说这儿就有，于是奶奶花了5分钱给我买了我人生中除了课本之外的第一本课外书（写至此处，我的眼睛湿润了），从此我也明白，在课本之外还有不少可读的书，读书不仅仅是读课本。

我的初中学段正值“文革”后期，上课、读书很少，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开大会、出黑板报、写大批判稿。

至今我也搞不明白当时学校从那儿搞来那么多的支农任务，我们一会儿要割草（还规定每天要上交青草多少斤），一会儿又要去淘沙（学校规定每周要完成黄沙多少方）；还有全校停课，出门抓蟾蜍（俗称癞蛤蟆，取其浆液用于制药），沭河岸边、马陵山下，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追击蟾蜍的学生，王庄中学校园内到处奔跑着手术后的蟾蜍。

每每想起说起这些，我的心情都特别复杂。

初中阶段我做得最多的事是出黑板报，几乎每期黑板报都由我策划、选稿、抄写（是黑板报专业户），而每遇重大“批判”任务、或“政治学习”任务，如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反潮流小将黄帅等，老师都会让我来写稿，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在助纣为虐，只感到舞文弄墨的快乐。

我是1977年初中毕业的。

1977年在中国教育史上绝对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这年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上下沸腾了。

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比例是29︰1。

翌年春天，27万余“天之骄子”白日放歌，青春做伴，跨入大学校门，放情拥抱“科学的春天”。

考试真的具有无边的法力，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一个伟大决策，瞬间就扭转了教育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