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认识

我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认识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化经济增长模式变革迫在眉睫。中国应清醒认识“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充分了解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立足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断修正经济增长模式执行中的偏差，明确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探寻与国情、经济全球化结合产生的模式与路径，做好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的改革调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另外，转换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手段还是目的是过程还是结果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必须探讨的。

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贯彻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从增长角度分析，有的国家靠卖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出卖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卖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运作可持续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用尽。劳动力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算到建国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笔者认为增长模式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增长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那就

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为何不忠实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这三个词汇对经济的进程而言，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名词——崛起。那么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也更为和谐。因此，人们不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化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说明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都很难适应，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时，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

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经济体之间形成两极分化，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任务，中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