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认识

我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认识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化经济增长模式变革迫在眉睫。中国应清醒认识“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充分了解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立足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断修正经济增长模式执行中的偏差，明确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探寻与国情、经济全球化结合产生的模式与路径，做好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的改革调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另外，转换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手段还是目的是过程还是结果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必须探讨的。

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贯彻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从增长角度分析，有的国家靠卖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出卖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卖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运作可持续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用尽。劳动力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算到建国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笔者认为增长模式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增长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那就

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为何不忠实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这三个词汇对经济的进程而言，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名词——崛起。那么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也更为和谐。因此，人们不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化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说明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都很难适应，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时，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

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经济体之间形成两极分化，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任务，中国是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从世界减贫目标出发，大量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涌入，技术转让，它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均具有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赞同和拥护。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逐渐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再平衡”概念意味着：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事实，是我们进行调整增长模式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须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肯定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这种常态。

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日益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受，而非普遍共享，即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均衡。世界的现实是，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说公平等同于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公平则说明了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共享型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共享的内涵。与此同时，环境赤字威胁着世界的明天，例如中国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不能直接饮用，酸雨区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极大压力。社会赤字、环境赤字的偿还，实际就是增加生活、生产的成本，进而也就是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世界经济的未来需要资源最优配置、福利的共享与可持续的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如何减少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双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共享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据此，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同时代同地域的横向包容，更是我们和后代人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向包容。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可持续。人类、尤其是“富人”，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改革调整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动态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它是手段，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孜孜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没有终结，过去没有，今天和明天也不会存在这种终结。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使之长久化。

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对于未来需求趋势的把握。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美国出现新经济的时候，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以工程技术为主的IT和网络，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另外一项伟大发明：金融衍生工具，即“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技术工程和金融工程。凭借着全球化，这两个发明又向全世界进行

了相当规模的扩散。全球化其实就是市场的统一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从技术角度帮助IT业走向世界，而从金融角度，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广，一切都证券化了。然而恰恰就是后者出了问题，使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失衡状态，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都扭曲了，造成财富的灰飞湮灭。问题是，虚拟经济的风险无法被消除，只能转移。美国虚拟经济产生的种种风险，借着全球化这条大船，很快地转移到了全世界。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已在“二次探底”声中逐渐远去，但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美国人身上是否依然如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的产业结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问题，但如果美国的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转折，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必然“被”调整了。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可以套用交通规则中的一句话：“一停、二看、三通过”。先求生存，其次站稳，最后看准，然后再下手调整，而不能在尚未看准未来需求的变化方向时，就大力盲目调整经济产出的结构。

要了解竞争对手是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果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以低端产业链切入的话，中国的竞争对手是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拉美、北非国家。当产业结构真正调整为以高精尖为主，以高端技术形成产业集群的时候，中国的竞争对手就远不止是发展中国家了。在低劳动力成本模式下，中国知己知彼，知道如何以低成本扩张来应对，但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精尖行业的竞争时，中国很难清楚地知道对方常使用的手段和竞争路径，学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SPS、TPT等是新课题，发达国家用产品标准、技术壁垒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很难再用低成本扩张来应对，因为到高精尖产业为主的时候，价格的因素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因此，在竞争对手转换、竞争方式变化时，如果不早做准备，会非常危险。产业结构越高，竞争的层次就越高，对手就越强硬。靠劳动力成本，可以和越南、菲律宾竞争，等到把产业结构提高到和美国、德国竞争时，竞争平台和环境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把未来竞争之路的艰苦想得更充分，准备工作做得更充足。政府要未雨绸缪，引导企业去熟悉高端竞争平台上的竞争过程，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要知道自己产业、产品的弹性。任何产品、产业都有两个弹性：一个是价格弹性，一个是收入弹性。价格弹性表现的是价格变化与销量的关系，价格稍变则销量大变，说明弹性大，反之则小;收入弹性则反映的是收入变化与销量的关系。有的产品价格弹性高，比如说像米饭，价格弹性就低，一块钱一碗大家吃一碗会吃饱，降到五毛大家也是吃一碗，涨到一块五大家还是吃一碗就会吃饱，这样的产品没有弹性。反过来，越是高精尖的技术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越大。结果是什么呢当欧美人收入受到影响时，他首先放弃的一定不是必须吃的大米饭，而一定首先会放弃弹性很大的、那些所谓高端的产品。比如人总是要穿鞋的，当人们有钱的时候可以去穿意大利名牌，当人们没钱的时候恐怕就得换一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的鞋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高端的产品，弹性越大，受到冲击的影响就越大。金融危机以来，广东很多玩具厂倒闭，但调研结果发现，科技含量高的玩具厂反而先倒闭，生产塑料、长毛绒玩具的厂受到冲击但没有倒闭。什么原因小孩子天性喜欢玩具是没弹性的，但是玩高精尖还是玩长毛绒的玩具，取决于家长的收入。所以我们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产品的弹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要做到了如指掌。

要把握有经济增长而无就业相应增长的局面。产业结构调整趋于高级化，其结果是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资本所能容纳的劳动却在减少。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的一个趋势是：增长依然存在，就业未必相应提升。一个经济体的全部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适应高精尖产业如果是较少比重的劳动力适应高精尖产业，那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在就业不出现大规模增长的前提下，劳动者总体的收入却可能增长。相应地，人数并不多的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劳动者的收入将大幅度提高，而不适应调整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将“被”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之后，那些不适应调整的多数劳动力怎么办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是有动力的，但是这种调整不可能通过市场形成收入的平均分配，只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这就是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有人称其为“结构调整社会代价的天花板”，政府在这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成为当前中国最需要积极面对，又最为艰难的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只有通过改革，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将经济的活力、实力、动力、潜力体现为利国富民和社会文明，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的共同福利水平、坚持与时俱进、维系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才能为中国赢得下一个辉煌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