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传销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

当前传销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近年来，传销犯罪逐渐摆脱早期模式，呈现出更具迷惑性的面目。文章以近三年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传销犯罪案件为例，管窥近年来传销犯罪的新特点，分析传销犯罪久治不绝的原因，并思考打击和预防传销犯罪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传销犯罪；特点；原因；预防对策

2011年至2013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共办理传销犯罪案件9件28人，涉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非法经营罪两个罪名，涉案金额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亿元，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危害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通过对办理案件分析发现，当前传销犯罪花样百出，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当前传销犯罪的主要特点[1]

（一）传销手段以高额回报诱惑受害人自愿加入为主

传统的传销组织会采取将参加者关押在封闭场地，通过人身控制和反复洗脑逼迫参加者就范。而新型传销则打着国际大牌公司或部委重点课题项目等幌子，以高额返利、丰厚福利为饵“利诱”受害人自愿加入，再通过收取高昂的入会费完成对被害人的实际控制，比人身自由控制更具迷惑性。有些传销组织还设立全额退款机制，这种“进退自由”的规定很容易打消被害人的戒心。如，在王某组织、领导传销案中，被告人王某伙同其男友陈某，通过中介公司用几千元钱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之后，二人打着美国大集团公司的旗号，以产品直销为掩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5156元的高价换购2单该公司果汁产品，并通过发展下线享受高额返利和提成，非法获利50多万元。

（二）传销内容从实体产品向虚拟概念转变

新型传销除了以保健品、化妆品等实体商品为内容外，又增加了以资本游戏、虚构项目等虚拟概念进行传销的模式，犯罪成本更低，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近三年来办理的传销犯罪案件中，以虚拟概念进行传销的为5件21人，分别占总数的55.6%和75%。如，在曹某、韩某非法经营案中，被告人曹某和韩某在北京市注册成立一家科技公司后，由于生意不景气，遂成立某会员俱乐部，虚构“某爱心工程”的概念，以高额业务提成为诱饵招收会员，要求会员交纳3080元入会费，并按照发展会员的数量返还奖金，通过会员交费非法获利30余万元。

（三）组织形式上增设顶层出局、单层计酬等“保护性”措施

传销组织主要通过下线交纳的高额费用除去上线返利的差价获利。传统“金

字塔”式传销组织结构中，上线与下线层层关联，根据所辖下线的数量增加不断提高返利额度，因而一旦下线发展缓慢，就会造成传销组织的资金“高出低进”，最终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新型传销组织增加顶层出局规则（即上线到达一定级别被强制退出）或单层计酬制（即仅根据会员发展的第一层级下线数量计酬，与下线继续发展的会员数量不再关联），以此来规避资金风险。如，在刘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案中，被告人刘某等人以资金游戏进行传销，按照发展下线数量的不同为会员设立不同星级，要求当某个“五星四档”会员的下线也晋级为“五星四档”后，前者将会被顶位出局，不再参与返利。

（四）涉案范围上呈现借助网络跨区域传销趋势

传统传销组织多集中在某一地区，依靠会员的“杀熟”行为不断壮大势力，新型传销组织在依靠这一传统渠道的基础上，还借助网站公开广泛宣传自身理念，吸引各地的参加者。如，在任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案中，被告人任某等人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暂住地内，建立“某私人会所”网站，以创业共赢为名组织资本运作传销活动，通过线上发帖和线下“杀熟”的方式，共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人参加。此外，为躲避侦查，被告人还将网站服务器设在国外。

（五）牟利途径上增加了指定地点消费等方式

传统传销组织基本上不进行实际经营活动，完全依靠会员交纳的费用来敛财，而有的新型传销组织还另外要求会员到指定商家消费并收取提成，或诱骗会员到其自营商家消费，以此牟取更多非法利益。如，在薛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案中，被告人薛某等人以中国某事业发展基金会开展“某工程”招收会员为名，要求参加者交纳280元成为会员，后每发展一名会员可获提成20元。经查明，该组织共发展会员1万多名，非法敛财280余万元。期间，该组织还用传销犯罪所得开设了超市，称会员购物可享受折扣，吸引会员在此进行购物消费，增加非法获利。

二、成因分析

（一）对传销犯罪的界定不够明确

我国对待“传销”的法律和政策在过去的20年中几经变化，对于传销犯罪的界定标准仍不够明确。“传销”一词正式出现于我国的法律、政策条文中，始于1994年8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告》（现已失效），其第1条规定：“坚决取缔擅自开展的多层次传销活动。”第5条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多层次传销活动的监督管理”。可知，早期我国允许遵守相关规定的“多层次传销”行为。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传销管理办法》（现已失效）第2条对“传销”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传销是生产企业不过店铺销售，而由传销员将本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经营方式。”然而，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在《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提高要“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传销行为从合法转为非法。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所有的“传销”行

为在我国均被禁止。《刑法修正案（七）》之前，对于传销犯罪多以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论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见，刑法意义上的传销犯罪比起行政法上的传销行为界定标准更加严格。[2]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由于传销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对于传销与直销的区分，传销活动与传销犯罪的界定都不够明确，影响了打击效果。（二）犯罪分子的骗术和花样繁多

如上文所述，新型的传销组织越来越注重对自身合法性的包装，极力划清自身与传销的界限。犯罪分子往往偷换传销与直销、分销、促销、加盟等概念，向参加者反复强调其行为与传销的各种不同，如以自身的单层计酬制与传销的层层关联制进行比较，消除参加者的顾虑。为了发展下线，一些上线不惜以垫付入会费为代价，这种“诚意”和“信任”也让参加者更加难以拒绝。因此，很多情况下，受害者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传销活动。

（三）部分民众存在“一夜暴富”等错误思想

参加者求职、创业心切的思想和对高额返利和“一夜暴富”的渴求，都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在28名被告人中，14人为无业人员，占总数的50%，多是想通过入会获得高额返利来谋生或致富。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利用被害人的上述希望和贪欲，画出一个美味的“大饼”，通过反复的“洗脑”，让受害人对自身未来的亿万、百万富翁梦深信不疑。如任某等人的网络传销案中，被害人最初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创业”等关键词，即检索到了“某私人会所”网站，后一步步陷入传销的泥沼。[3]

三、对当前传销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关于传销犯罪的立法和政策规定

当前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于打击严重的传销行为有积极的作用，表明了我们国家整治传销犯罪的决心。但是还需要在行政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传销犯罪的规律和变化，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政策规定，明确定性和入罪标准，确保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活动有法可依、有理可据。

（二）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部门的工作合力

工商部门严查委托中介公司以虚假投资注资成立公司的行为，并加强对合法注册公司是否进行经营活动的监督力度，依法打击传销活动，并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传销犯罪线索；公、检、法机关严把传销入罪标准，依法严厉打击传销犯罪，严惩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