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

第一单元
中国式的学习风格
1987年春，我和妻子埃伦带着我们18个月的儿子本杰明在繁忙的中国东部城市南京住了一个月，同时考察中国幼儿园和小学的艺术教育情况。

然而，我和埃伦获得的有关中美教育观念差异的最难忘的体验并非来自课堂，而是来自我们在南京期间寓居的金陵饭店的大堂。

我们的房门钥匙系在一块标有房间号的大塑料板上。

酒店鼓励客人外出时留下钥匙，可以交给服务员，也可以从一个槽口塞入钥匙箱。

由于口子狭小，你得留神将钥匙放准位置才塞得进去。

本杰明爱拿着钥匙走来走去，边走边用力摇晃着。

他还喜欢试着把钥匙往槽口里塞。

由于他还年幼，不太明白得把钥匙放准位置才成，因此总塞不进去。

本杰明一点也不在意。

他从钥匙声响中得到的乐趣大概跟他偶尔把钥匙成功地塞进槽口而获得的乐趣一样多。

我和埃伦都满不在乎，任由本杰明拿着钥匙在钥匙的槽口鼓捣。

他的探索行为似乎并无任何害处。

但我很快就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饭店里任何一个中国工作人员若在近旁，都会走过来看着本杰明，见他初试失败，便都会试图帮忙。

他们会轻轻握紧本杰明的手，直接将它引向钥匙的槽口，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并帮他把钥匙插入槽口。

然后那位“老师”会有所期待地对着我和埃伦微笑，似乎等着我们说声谢谢——偶尔他会微微皱眉，似乎觉得我俩没有尽到当父母的责任。

我很快意识到，这件小事与我们在中国要做的工作直接相关：考察儿童早期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方式，揭示中国人对创造性活动的态度。

因此，不久我就在与中国教育工作者讨论时谈起了钥匙槽口一事。

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我的中国同行，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对此事的态度与金陵饭店工作人员一样。

既然大人知道怎么把钥匙塞进槽口——这是处理槽口一事的最终目的，既然孩子还很年幼，还没有灵巧到可以独自完成要做的动作，让他自己瞎折腾会有什么好处呢？他很有可能会灰心丧气发脾气——这当然不是所希望的结果。

为什么不教他怎么做呢？他会高兴，他还能早些学会做这件事，进而去学做更复杂的事，如开门，或索要钥匙——这两件事到时候同样可以(也应该)示范给他看。

我俩颇为同情地听着这一番道理，解释道，首先，我们并不在意本杰明能不能把钥匙塞进钥匙的槽口。

他玩得开心，而且在探索，这两点才是我们真正看重的。

但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让本杰明懂得，一个人是能够很好地自行解决问题的。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美国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一条育儿观。

如果我们向孩子演示该如何做某件事——把钥匙塞进钥匙的槽口也好，画只鸡或是弥补某种错误行为也好——那他就不太可能自行想方设法去完成这件事。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就不太可能——如美国人那样——将人生视为一系列的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一个人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独立解决问题，进而学会发现需要创造性地加以解决的新问题。

把着手教
回想起来，当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正是体现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意义上的关键之所在。

这件事表明了我们两国在教育和艺术实践上的重要差异。

那些善意的中国旁观者前来帮助本杰明时，他们不是简单地像我可能会做的那样笨拙地或是犹犹豫豫地把他的手往下推。

相反，他们极其熟练地、轻轻地把他引向所要到达的确切方向。

我逐渐认识到，这些中国人不是简单地以一种陈旧的方式塑造、引导本杰明的行为：他们是在恪守中国传统，把着手教，教得本杰明自己会愉快地要求再来一次。

学习应通过不间断的精心塑造与引导而得以实现，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艺术。

我们观看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艺术的情景，他们的娴熟技艺令我们惊讶。

年仅5、6岁的孩子就带着成人的那种技巧与自信在画花、画鱼和动物；9岁、10岁的小书法家写出的作品满可以在博物馆展示。

有一次去两位小艺术家的家里参观，我们从孩子的父母处得知，他们每天练习数小时以完善他们的技艺。

创造力第一?
从对创造力的态度来说，优先次序似乎是颠倒了：西方的年轻人先是大胆创新，然后逐渐深谙传统；而中国的年轻人则几乎离不开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同样可能发展到具有创新的境界。

美国人的立场可以概括起来这么说，我们比中国人更重视创新和自立。

我们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从我们各自所怀的忧虑中显示出来。

中国老师担心，如果年轻人不及早掌握技艺，就有可能一辈子掌握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同样地急于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美国教育工作者则担心，除非从一开始就发展创造力，不然创造力就有可能永不再现；而另一方面，技艺可于日后获得。

但我并不想夸大其辞。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中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革新方面都展示了巨大的创造力。

而西方的创新突破则有被夸大的危险。

如果仔细审视任何一项创新，其对以往成就的依赖则都显而易见(“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现象)。

然而，假定我这里所说的反差是成立的，而培养技艺与创造力两者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从中美两个极端中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它或许能在创造力与基本技能这两极之间获得某种较好的平衡?
第二单元
富足的一生
首次面对这个问题，是在2003年12月初，我第一次为救世军摇铃募捐的时候。

当时我就站在沃尔玛商场入口处门外，对每一位向我的红壶里投入捐款的人都报以一声“谢谢”和一个微笑。

一位穿着整洁的妇人牵着她的幼子向放壶的台子走过来。

她在钱包里摸着找钱时，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你穷吗？”当时他眼里充满疑惑和好奇，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嗯，”我结结巴巴，边想边回答，“我比有些人拥有的多，但比其他人拥有的少。

”母亲因为孩子问了一个在社交上不该问的问题，训斥了他一顿，他俩便匆匆的赶去购物。

但是孩子的问题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我从不认为自己“穷”，但有些事实我不可否认。

每当我填1040税务申报表时，我都属于收入最低的档次之一。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我只出去度过一次假。

我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还是八年前别人送给我的。

然而，想要得到其他那么多人都有的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念头而已。

我的汽车是1999年的产品，到现在开了十万五千英里，已经很破很旧了，但是它依然可靠。

我的住房不大，但是很安静，住着挺舒心。

我的衣服很适合于我的工作，主要都在户外。

我对计算机的很少的需求，可以在图书馆得到解决。

尽管有些东西我没有，我并不感到贫穷。

这是为什么？五十三年来我一直非常健康。

我不但不生病，而且精力充沛，情绪饱满。

锻炼对我而言是确确实实的快事，我乐意长距离步行，越走越有劲。

我喜爱步行后随之产生的一种“什么都干得了”的心态。

我还十分珍惜我的创作才能。

当我写出美丽的诗句或编造出能把人逗乐的笑话时，我内心感到很富有。

通过写作而获得的洞察力，不断地令我惊奇。

而与那么多写作朋友交谈，是我乐趣的主要源泉之一。

但是在我生活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我并不那么富有。

在一个对物资财富的追求投入如此之多心力的社会中，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年轻时曾与一位非常有趣的女士谈过朋友。

她对我说，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我以为我找到了非同一般的生活伴侣。

后来我就带她到我的寓所。

当时我住的是一个地下室经济型小套间，只有几件陈旧的家具。

唯一新而舒适的椅子是书桌旁的那把。

她来访后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急转直下。

她所看重的东西似乎突然有了变化，使我大为震动。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这仍然是一个最难以忘怀的转折点。

相对于人际关系而言，物质财富对我并不那么重要。

我认为大多数人与我同感——除非当某一物品的缺失会引发社会后果时，人们才会有不同的想法。

电台播放的一个商业广告开头这样说：“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高档电视…”，购买这种电视机的压力千真万确。

也许每个人真的都想要一台高档电视机，毕竟没有人想做一个无名之辈。

但是没有这样的电视机我也照样活得快乐。

事实上不专注于物质财富，对我而言相当自然。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我活得很富足。

临近岁末每当我系上救世军的红围裙时，我的内心会发生变化。

我非但不感到经济上不自在，还开始感到一种真正的归属感。

我摇铃时，人们会停下脚步，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遇到困难时受到帮助对他们多么重要。

我感到我与人助人这件事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在我摇铃的时候，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给我拿来热乎乎的巧克力饮料，留给我一个久不消逝的微笑。

无数的路人向我表达圣诞节的祝愿，使我感到温暖。

“谢谢你在这样的冷天摇铃。

”“要不要我给您弄一杯咖啡?”“你做好事，上帝保佑你。

”十二月是一年中我感到最富足的时候。

由于一个好奇的孩子提了一个简单问题，我在过去的四年中对自己的了解进了一步。

当我审视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我清楚了我最应感恩的是什么：我的有形和无形的好运气。

第四单元
虚拟世界的生活
在网上呆了太久，听到电话铃声也会吓一大跳。

显示屏上看多了我男朋友那些一目了然的文字，他的利物浦口音一下子变得难以听懂；而秘书的清脆快速的语调听上去比我想象的要生硬。

时间本身变得捉摸不定——几小时变成几分钟，或几秒钟延伸为几天。

周末原本是我一周的黄金时段，现在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两天。

在我不再当电视制片人的这三年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家里使用计算机终端进行的。

我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和校订，利用互联网上的人名地址与同行交流。

我男朋友住在英国，因此两人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电脑维系。

我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出门而什么也不缺。

我可以在网上订购食品、网上理财、网上恋爱、网上工作。

事实上我有时独自呆在家里长达三个星期，只偶尔出去拿信、买报纸及日用品。

1996年那一场接一场的暴风雪我大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生活本身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

我开始觉得自己似乎与机器融为一体了，我接收信息，再发送出去，就如同互联网的一个连接点。

其他上网的人也谈到了同样的症状。

我们开始厌恶外面的社交方式。

我们的状况成了批评互联网的人们最害怕见到的一幕。

一下床就上机，不再为发型、服饰、面部化妆烦心，起初看似高级的享受如今却成为一种对生活的逃避，一种缺乏自律的表现。

你一旦开始用网络交际取代人与人的真实接触，要走出这种穴居状态就会相当困难。

我发现自己变得比以前怯生、谨慎、焦虑。

或者，反过来，当我突然面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时，会变得过于兴奋，说个不停，爱打断别人的讲话。

我老是担心自己衣着是否得体，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忘了穿裙子，只穿着夜间睡觉、白天活动的那件T恤和内衣就出门了。

有时我把电视机开着，让它作为背景声音一直响着，以前我从不这样做。

电视节目中的说话声让人感到宽慰，可那些广告又叫我心烦。

我发现自己沉浸在肥皂剧里，或者不停地收看最新的新闻报道和天气预报。

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每日新闻”、“一线新闻”、“夜间新闻”、有线新闻电视网、纽约一套上收看有关每一条新闻的各种不同视角的报道，尽管它们对我毫无用处。

工作成了次要的。

我决定去看一下自己的电子信箱。

在网上，我发现自己见谁攻谁。

我脾气暴躁，动辄生气。

我觉得我与之通信的每一个人都麻木不仁，认为他们已经忘却还有人真会去读他们那些刻薄伤人的言辞。

直到有人礼貌地指出，她同意我的观点却遭到我的抨击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以己度人，不由得深感尴尬。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也和男朋友吵架，常因键出的对话缺乏情感暗示而误解他的本意。

由于系统常出故障，两人一争就是几个小时。

我写一句，他回一句，接着系统失灵！可我们俩还是锲而不舍地接着吵。

以前我从未意识到日常的生活起居是多么重要，如穿戴整齐去上班，按时就寝。

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那么依赖同事做伴。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长时间的失业会那么伤人，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缺少了外部支持的日常计划就会导致吸毒、犯罪、自杀率的增长。

为了恢复生活的平衡，我强迫自己回到真实世界中去。

我给别人打电话，与所剩无几的仍然住在纽约城的几个朋友安排见面。

我至少设法去去健身房，以便使周末与工作日有所不同。

我安排采访好写报道，预约看医生——安排任何需要我出门与他人接触的活动。

但有时面对面地与人相处实在难以忍受。

我与一位朋友见面，她那种响亮的笑声让人忍无可忍——饭店里的噪杂谈话声也让人受不了。

我找了个藉口逃之天天。

我重新回到我的公寓，冲向电脑，似乎那儿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点击鼠标，打开调制解调器，曾经听了就烦的连接声此刻听起来就如同最心爱的曲子那么悦耳。

我键入密码。

真实世界转瞬便消逝了。

第五单元
真正的高度
他手心在出汗。

他需要用毛巾把握竿的手擦干。

太阳火辣辣的，与他今天在全国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面临的竞争一样热烈。

横杆升到了17英尺。

比他个人的最高记录高出3英寸。

迈克尔·斯通面临的是其撑竿跳高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

尽管赛跑决赛一小时前就已经结束，看台上仍然观众满座，足有20，000人上下。

撑竿跳高确实是所有田径比赛中最精彩的项目。

它融合了体操运动员的优雅与健美运动员的力量。

它还具有飞翔的特征，对观看该项目比赛的观众来说，飞跃两层楼的高度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迈克尔自从能记事起就一直梦想着飞翔。

从小到大，母亲给迈克尔念过无数关于飞翔的故事。

她的故事总是从高空俯瞰描述大地。

她对细节的激情和酷爱使得迈克尔的梦境色彩缤纷、绚丽无比。

迈克尔总是重复做着一个梦。

他在乡间大路上飞奔。

当他奔跑在金色的麦田之间时，总是把开过的机车一路甩在身后。

就在他深深吸上一口气的瞬间，他开始从地面一跃而起，就像一头雄鹰那样开始翱翔。

他飞越的都是母亲故事里描述的地方。

无论他飞向何方，他都怀着母爱所赐予他的自由精神，用敏锐的目光观察入微。

可他的父亲却不是个梦想家。

伯特·斯通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他信奉的是努力与苦干。

他的格言是：要想有所收获，就得努力工作！
从14岁起，迈克尔就是这么做的。

他开始按非常周密的计划训练。

他每隔一天进行举重训练，其它的日子做些跑步训练。

训练计划由迈克尔的教练、训练员兼父亲严加督导。

迈克尔的投入、执着、自律正是每一个教练所梦寐以求的。

迈克尔在学校是位优秀生，在家是个独生子，但他仍帮助父母在自家的农场上千些杂活。

迈克尔的母亲米尔德里德·斯通希望他能更放松些，还是做那个“自由幻想”的小男孩。

有一次，她试图跟他及其父亲好好谈一下，可当父亲的马上就打断了她，笑着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努力工作！”
迈克尔今天跃过的所有高度显然都是对他刻苦努力的回报。

迈克尔·斯通在成功跃过17英尺的横杆时是感到惊讶、激动还是得意，人们无从知晓。

迈克尔身体刚刚落在充气垫上，观众还没坐下，他马上就开始准备下一次飞跃。

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刚刚把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3英寸，已经是全国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撑竿跳高项目最后两名决赛者之一。

当迈克尔成功跃过17英尺2英寸和17英尺4英寸高度的横杆时，他仍没有流露出丝毫感情。

他仰面躺着，听到观众在叹息，他知道另一位撑竿跳运动员最后一跳没有成功。

他知道自己最后一跳的时刻到了。

由于那位运动员失败次数较少，迈克尔这一跳只有成功才能获胜。

这一次跳不过就会使自己落到第二名。

那也丝毫无愧，但迈克尔决不让自己产生哪怕一丝与冠军无缘的念头。

他翻了个身，照例指尖撑地做了三下俯卧撑。

他找着了撑竿，站起身，踏上那引向其17年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跃的跑道。

这一回，那跑道显得有些异样。

刹那间，他感到一阵惊吓。

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向他袭来。

横杆升在高出他个人最高记录9英寸的高度。

他想，这一高度与全国记录只差1英寸了。

这一刻紧张异常，他感到焦虑不安。

他想摆脱紧张情绪。

没有用。

他更紧张了。

在这种时刻怎么会这样呢，他暗暗思忖着。

他有点胆怯起来。

说是恐惧也许更为恰当。

怎么办？他以前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这时，不知不觉地，在内心最深处，出现了他母亲的身影。

为什么是在这一刻？记忆中，母亲在这种时刻会怎样做呢？很简单。

母亲过去总跟他说，当你觉得紧张、焦虑、甚至害怕的时候，就深深地吸气。

于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摆脱腿部肌肉紧张的同时，他轻轻地把撑竿放在脚边。

他开始舒展双臂和上身。

刚才飘过一阵轻风，此刻消失了。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撑竿，只觉得心怦怦在跳。

他相信观众们的心也在怦怦跳动。

场上鸦雀无声，令人透不过气来。

当他听见远处飞鸟啼鸣时，他知道，自己飞身起跃的时刻到了。

他沿着跑道起跑冲刺，那感觉奇特无比，妙不可言，而又似曾相识。

脚下的地面就好似过去常常梦见的乡间大路。

金色麦田的景象映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奇迹发生了。

他飞起来了。

他的起跳轻松自如。

迈克尔·斯通此刻就像儿时梦境中的那般在飞行。

不过这一次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这一次他真的在飞。

周围一切都似乎在缓缓移动。

他感到周围空气从未像这样纯净清新。

如同一头雄鹰，迈克尔在翱翔。

或许是看台上人们爆发出的欢呼声，或许是他着地时嘭的一声响使迈克尔回到现实之中。

他仰面躺着，明媚的骄阳映照着他的脸。

他知道自己只能想象母亲的笑靥，他知道爸爸或许也在微笑，甚或欢声大笑。

他不知道的是，他爸爸正与妻子相拥而泣。

没错，这位“要想有所收获，就得努力工作”的伯特·斯通在妻子怀里孩子似地泪流满面。

米尔德里德从没见他那样哭过。

她也知道，他流淌的是最难得的泪水：骄傲的泪水。

迈克尔一下子被围住了，人们拥抱他，祝贺他所取得的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那天稍后，他接着越过了17英尺6英寸半，创下了全国和世界少年奥林匹克撑竿跳高的新记录。

随着媒体的关注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各种赞助，迈克尔的生活肯定会不同以往。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全国少年奥林匹克冠军并刷新了一项世界记录，也不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最高记录提高了9英寸半，而是因为迈克尔·斯通是个盲人。

第六单元
男人学得会的，女人也学得会
我小时候卧室里的每样东西都是粉红色的。

我有两个姐妹，我们有一个一应俱全的微型厨房，一群各种颜色的小马驹，还有好几个芭比和凯恩玩具娃娃。

我们没有玩具卡车，没有玩具大兵，也没有篮球。

我们确实有一套空心棒球，但是很难在我们的游戏室找到，毕竟我们不是假小子。

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对我长大后成了一名机械工程师也许感到出乎意外。

事实上，我是我公司里唯一的一个女工程师。

为了取得大学文凭，我要上许多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我还得和几个学生一起工作，作为参与一次全国性竞赛的一部分，把一辆耗费汽油特多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改装成混合型电动车——就这样我学会了修车。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门门功课都是A，包括多变量微积分和微分方程。

我的数学和设计总是相当好，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家里要我上大学，但是没人告诉我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我上高中时对工程一无所知。

我那时不能辨别变速器和交流发电机。

我开的车需要修理，但是我不敢把车开到修理工那里，因为说实话，如果修理工给我看一把电动开罐器并对我说：“这是你的汽车部件，坏了——你付钱我给你修，”我也不会知道他在敲诈。

我在高中第三年末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暑期班，专门培养女孩对工程的兴趣。

课程六周，不用缴费，学生还可获得大学学分，还可享受马里兰大学学生宿舍一个房间。

我申请参加这个暑期班，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当工程师，而是因为我渴望独立，想离开父母的房子自己单独过上六周。

我被这个暑期班录取了，得到了六个工程学分。

第二年我上了这个大学，主修工程。

五年后我获得学位，还有三个像样的就业机会。

听到有研究表明女性学数学处于劣势，我不禁不寒而栗。

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我有点反常。

我一点也不反常，但是我知道，要不是我偶然闯进了那个暑期班，我是成不了工程师的。

像许多学生一样，我成长过程中，就有人告诉我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

许多人认为，如果你擅长某件事，那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学好。

但是我的发现是：某一门课程难学，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擅长它。

你得咬紧牙加倍努力干，才能学好它。

一旦你学好了，你就很可能喜欢上它，从中得到无与伦比的乐趣。

八年级时我修代数，有一次考试我只答对了百分之三十六的题目。

接下去一次考试我又不及格。

于是我想，也许我确实不擅长代数。

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一位老师，他没有根据我的低分来衡量我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