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遗产保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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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遗产保护差异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始于欧洲。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欧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全面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欧洲各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率先意识到保护古代建筑中珍品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呼吁保护本国的重要历史古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比西方晚了将近100 年,20 世纪初,我国的文物保护意识才开始觉醒,几十年来,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之所以如此,与中西方现代化进程、审美思维以及遗产保护价值取向不无关系。
一、中西方现代化进程差异
西方的现代化是内源式现代化,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了较多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欧美国家的国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心理上对传统的、历史的东西具有较大的认同性。相反,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式现代化,这些现代性的因素与本土固有的传统文明之间在性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现代化目标确立之后,人们往往就会对传统的、历史的东西产生排斥,这种心理必然造成对文化遗产的漠视和破坏。
西方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随之而来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和城市问题使得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倡导对本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总体来说遗产保护走的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道路。相反,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由于受到外国列强的沉重打击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种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民意识,都没有发展到相应的水平,文化遗产在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重要价值还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和认同,因此,遗产保护面临着严峻考验。
二、中西方审美思维差异
所谓审美,指的是主体人对客观事物的审美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审美情感、认识和能力的总和。中西方审美思维发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1.尚善与求真中国文化坚持以善为美的原则,其核心是尚善;西方文化坚持以真为美的原则,其核心是求真。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诚;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
中国古代对“美”的定义,就有“美即是善”的说法。孔子强调“美”和“善”的联系,孟子也认为,美与善浑然一体。总体上看,“美即是善”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占据主流地位。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表现的真实性,而在于它能否与人产生共鸣,能否触动人们“善”的情感。西方美学自发端以来便体现出重真的价值取向。古希腊的美学家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关心美的客观现实基础,认为美是理性的,试图用一种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模式来确定艺术美的标准与尺度。17 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者布瓦洛认为,真理和美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因此,美和真实际上是一回事。
对于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物古迹,中国人主要是考量它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和它相关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美学和历史价值;西方人则强调科学与理性,以历史信息准确性作为判定文物古迹美与否的标准。
2.整体与个体中国传统的审美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把握审美对象时,不_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某一方面,而是系统地、全局地把握对象。西方审美思维则注重局部和个体,强调思辨和分析,偏重于对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精确考察。
就建筑而言,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取胜,体现出一种群体美。就单体建筑来说,没有西方的基督数和伊斯兰教建筑高大宏伟,显得略逊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而言,其结构布局和恢弘气势又胜西方一筹。西方古典建筑非常强调建筑的个性,重视几何构图,强调建筑的雄伟壮丽。每座建筑都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个体,常常有着巨大的体量与超然的尺度,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重在表现一种理念,赋予建筑向上与向四周扩张的性格,由此表现出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气概和与自然抗衡的心态。
在这种审美思维的引导下,中国人更看重整体的和谐,西方人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中国人更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人则更注重信息的可读。表现在可识别原则上,中国人喜欢藏而不露,主张和谐而含蓄的可识别;西方人则喜欢泾渭分明,主张强烈而明显的可识别。
三、中西方遗产保护价值取向差异
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所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因而对待遗产的态度和保护遗产的侧重也有所不同。
1.历时性与共时性文物建筑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东西方建筑分属于不同的建筑结构体系,因而保护理念也有所区别,西方着重于对建筑物各种元素的保留,中国则重在强调建筑物象征意义的传承。文物建筑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体,共时性表现在建筑的材料、功能、空间与形式组合,历时性表现在建筑形式特征的历史变化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和记忆。文物建筑,不论是那些还在继续使用,仍具有实用意义的建筑,还是那些已经失去使用价值,成为建筑博物馆的建筑,都具有历时性的意义,其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审美价值,才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对于后者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西方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正是从这一维度出发,对建筑本身的历史给予了充分尊重,使建筑成为可以和人对话的客体,向人们诉说着它的过去,诉说着它的历史。相比而言,中国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则不太注重细节,更多地关注其整体风格及象征意义。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认知有助于人们全面而准确地看待文物建筑,因此,文物建筑保护应兼顾共时性和历时性,既要体现整体风貌,还要展现生命历程,这样的保护才是理想的保护。
2.保存与保护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总体而言,西方人重“保存”,中国人重“保护”。保存,我们可以理解为防止衰败,使其生命和价值得以延伸的行为,保存的最大特点是将人为干预降到最低,主要手段是预防、防护、维护等。在西方人眼里,哪怕是残垣断壁、瓦砾废墟,只要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就应该保存,而且要尽可能维持原来的状态。他们会保存一些在中国人看来很不起眼的东西,诸如残破的城堡、一面墙、甚至一堆破石头。保护是在保存基础上的延续,修复、迁移、重建、复原、整修等均在其范畴之内,保护的内涵更为丰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或标准的不统一,具体的保护过程中便会出现因人因事而异的现象,不够谨慎行为的发生便不可避免,由此而造成保护性破坏的教训有很多,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
中外世界遗产保护对比分析
(一)公众意识
世界遗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加之遗产旅游的盛行,因而不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的保护,都与旅游者和周边社区居民等公众保护行为息息相关。国外很注重对旅游者行为的引导和管理, 如澳大利亚的第一个世界遗产——澳大利亚大堡礁, 就设计了旅游者能方便参与的保护项目,通过旅游者亲自参与保护项目,能够让遗产保护更加严密,同时也变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