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铁皮鼓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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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恶是有罪的,不该的。所以被忽略,摒弃。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法国人,喜欢玩精妙。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
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那我倒想问: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但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猪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