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档案

天道酬勤之向善求真寻美
作文素材:
马化腾
马化腾，这个名字你可能有些陌生，但对互联网上那只戴着红领巾的小企鹅QQ形象，你一定非常熟悉了。

它改变了数亿人的沟通习惯，创造了一种网络时代的文化，引领出了一种新的盈利模式。

QQ的孕育者就是马化腾。

网络玩家
1984年就随父母从海南来到深圳的马化腾曾经很喜欢天文，但那毕竟有些遥远。

当计算机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生活中便有了新的主宰。

在深圳大学读计算机专业的时候，马化腾的计算机水平已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他既是各种病毒的“克星”，会为学校的PC维护提供不错的解决方案，同时又经常干些将硬盘锁住的恶作剧，让学校机房管理员哭笑不得。

苦苦生存
1993年从深大毕业后，马化腾进入深圳润迅公司，开始做软件工程师。

1993年，马化腾第一次认识了ICQ。

一见面，他便被其无穷的魅力所吸引，就立即就注册了一个号。

可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英文界面的ICQ在中文用户中想推广开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于是他想，自己能否做个类似于ICQ的中文版本工具呢?
1998年11月，马化腾与同学张志东合作，在深圳注册了深圳的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决定开发一个中文ICQ软件。

从此，他踏上了创业征途。

差点卖掉
跟其他刚开始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一样，资金和技术是腾讯最大的问题。

“先是缺资金，资金有了软件又跟不上”。

1999年初，腾讯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即腾讯“QQ”，受到用户欢迎。

在马化腾为资金犯难的时候，他起了要把QQ卖掉的想法，先后和四家公司谈判，都以失败告终。

马化腾只好四处去筹钱。

1999年下半年，从美国到中国，互联网开始升温，受昔自老友丁磊海外融资的启发，马化腾拿着改了6次的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开始寻找国外风险投资，最后碰到了IDG和盈科数码，他们给了QQ220万美元的投资。

从此，新的一轮创业开始。

截至2004年9月，腾讯QQ总注册用户数为3.55亿，活跃用户数1.19亿，QQ最高同时在线730万、QQ游戏最高同时在线78万，跃居中国第一大休闲游戏门户。

专注做事
马化腾的成功，有人总结原因说是运气太好。

而马化腾总结说，是对QQ的专注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他是一个专注的人”，几乎所有业内伙伴提到这位才34岁的老板，都会用“专注”这个词。

五年来，腾讯都在做而且只做完善和规范QQ服务的工作，是国内唯一专注从事网络即时通讯的公司。

马化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他上网只有一个目的，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发掘新的商机。

QQ秀就是他在网上觅到的一块肥肉。

偶然一次，马化腾发现韩国推出了一种给虚拟形象穿衣服的服务，马化腾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把韩国的那套东西给学过来，搬到了QQ上推广尝试。

他同时找一些著名的手机和服装公司，例如诺基亚和耐克等国际知名公司，让他们把自己最新款的产品通过QQ秀用户来下载。

QQ秀有这些公
司提供服饰设计、手机等多种产品，很快风靡了Q族的世界，而腾讯没有为QQ秀的服装、饰品花费任何的“银子”。

马化腾说，这一块业务的增长目前很快，已有超过40%的用户尝试了购买。

马化腾盘算，如果每个用户愿意花1～2元的话，仅QQ秀收入就不敢想象。

马化腾那独到眼光又一次为腾讯挣到了钱，2004年前三季度，腾讯盈利达到3.28亿元。

马化腾的经营哲学是：“三问自己”。

一问：这个新的领域你是不是擅长?
他的竞争对手多半对商务、利润、资本感兴趣，却不一定能把握客户的真正需求;而马化腾凭着对网络市场一种朦胧却又相当有预见性的理解，用近乎偏执的兴趣和近乎狂热的工作热情搭起腾的架子，牢固坚持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理念，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提升质量，当然能高出对手一筹。

二问：如果你不做，用户会损失什么吗?
做软件工程师的经历使马化腾明白，开发软件的意义就在于实用，而不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其实我只是个很爱网络生活的人，知道网迷最需要什么，所以为自己和他们开发最有用的东西，如此而已。

”
三问：如果做了，在这个新的项目中自己能保持多大的竞争优势？
1999下半年，腾讯在网络寻呼系统市场上越做越大，淘到大桶“金银气然而，也面临着重大选择：一方面寻呼行业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腾讯的QQ用户数达到了100万，而且还在迅猛增长。

早先，QQ只是作为公司的一个副产品存在的，马化腾对QQ所蕴含的巨大市场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而且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资金上，他对自己究竟能保持多大的竞争优势并没有把握。

当时，腾讯所采取的策略是“三管齐下”方面继续巩固传统网络寻呼系统带来的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将精力更多集中在改进QQ功能和开发新版本上;再一方面寻找风险投资的支持。

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是正确的。

周有光——著名语言学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

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

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

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

”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

”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

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

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

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０”！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

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

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

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

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

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

”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

“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

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

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

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

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

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

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

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

因为这个‘○’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

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

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

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

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

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

”
已是百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相与对照。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

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

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
周有光至今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电子打字机写作。

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说着拉开办公桌抽屉，只见里面放着很多电脑软盘，他随手拿出一张软盘说，这就是一本书，又拿出两张说，一部大的书，两张软盘。

“我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
据说，他到80岁才突然发现自己该退休了，此前，经常去办公室，也没人告诉他退休这回事。

90年代以来，周有光更多地为公众所知，这时的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

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等多个领域发言，他开始写一些文章，广泛讨论现实世界。

他早年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以及后来的语言学研究，给了他广阔的视野。

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自由境界，他是中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之一，后来，他甚至能学会使用手机。

当他从语言学家的身份上脱身出来，发现自己有相当强烈的表达冲动，他像一个青年一样，上网浏览信息，就接受新事物这一心态上，他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更年轻。

“四朝元老”原来是位“新潮老头”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

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

“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2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灵活自如，一点也不慢；有的人是看着别人的文稿打，那是‘看打’，是打字员。

” 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

采访时，他给了我他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题目是《食衣住行信》。

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食”当排首位，而不是常言的“衣食住行”。

他还认为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不可或缺，有必要在原来4个字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信”。

期颐老人还在关注身边的社会学，用随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可嘉可赞！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

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

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

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

“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

”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

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

”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

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

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四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

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四个屋子跑来跑去，他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

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

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

”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
睡，中间要午睡。

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

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

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
许渊冲
“狂人”许渊冲：他的可爱，源自他的率真。

许渊冲，“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伟大的传统文化的样本”。

他和董卿的一席对谈感动了无数网友。

这位翻译界泰斗瞬间上了热搜榜。

96岁、著作等身、拿奖拿到手软、业界地位崇高……这样一位老先生，让人说一句“可敬”，一点也不奇怪。

在《朗读者》中朗读许渊冲译作的“外语天团”，包括北外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他的可爱，源自他的率真。

活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无数人间冷暖，他却毫不世故，反而像孩子一样，直抒胸臆、真情流露。

总之，和人们印象中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谦虚低调”的画风截然不同。

但这个不谦虚的人，也确实有“不谦虚”的资本。

他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这位万众景仰的大师走上舞台，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话语间充满了睿智与豁达。

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要让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

”如果这几句话从一个年轻人口中说出，或许还有人会揶揄这是一句鸡汤。

但是，当97岁高龄的许渊冲老先生说出这句话时，人们看到的就是掷地有声的人生智慧，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在用生命践行这几句话。

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

1938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应征美国志愿空军任英文翻译；1958年开始将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法文，堪称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国内外先后出版中、英、法文作品160余部，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

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杰出文学翻译奖（北极光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同年，获北京大学大雅奖。

老先生在节目中说了，如果能活到100岁，他要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目前还剩不到30本。

《朗读者》中，董卿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遇见”。

因为许渊冲先生，中国人遇见了包法利夫人，遇见了李尔王，遇见了哈姆雷特，西方世界也遇见了李白，遇见了杜甫，遇见了汤显祖。

除此之外，或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因为许渊冲先生，遇见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态度。

直到现在，许渊冲依然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

他说，这也不是我的，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一切办法中最好的办法，是延长我们的白天，从夜晚偷几点钟。

”
10年前，他做直肠癌手术，医生说最多还能再活7年。

而他“一不小心”，不但活过了医生预言的寿命，还靠“从夜晚偷几点钟”，翻译了好几本莎士比亚。

“能出一本是一本，不敢吹牛。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