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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深厚，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欢迎阅读!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1】
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

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

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

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

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因此，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

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具有知识分子性质的阶层，在中国先秦时代似乎已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士”(只不过相似)。

并认为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两者之间在基本精神上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

康德先生对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则概括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这与资中筠女士对方孝孺的点评相一致，她认为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的死有明显的质的差异。

一个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而一个是为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