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仰首回望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与情感上的深深共鸣。

而在十三亿中华民族的心理，将他们同样称为“中华民族”的理由，绝不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有著同样的黑色的脸、黄色的脸。

当我们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概念的深切认同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都被同一种思想所深深地影响甚至主宰著，而这种思想，正是贯穿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滋润了幅员辽阔沃壤千里的悠悠中华大地、浸润了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百家鸣放的一种古老的思想传承。

而这种伟大的思想，正是处于中华思想文化史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

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

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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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不论我们承认与否。

儒家思想依然是我们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

甚至，儒家思想更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的基础、思想的源头，均是开启自儒家文化。

暂且不去说儒家思想是怎么样开端又是怎么样形成的。

在此我们延续主题，着重研究儒家思想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

经过我们对资料的查阅以及较深入的思考，我们认为，中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阶段与时期。

一、儒家思想文化的第一次传承、发展与创新
儒家思想产生的春秋时代，关于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思考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的大的辩论。

有相关资料表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其主要思想精髓并不是孔子及其学派独自创立的，儒家所秉承的儒家思想，其根本来源来自对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
和准则等文化要素。

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应该说，这可以视为儒家思想文化的第一次传承、发展、创新。

首先来说传承，儒家学派顺应潮流，对于古代“华夏族”于特定环境下成长而形成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准则等等文化要素。

“全盘吸收”，是对于初始“中华文明”的延续的一种表现。

这种传承，不得不说是一种极为有前瞻意义的动作，不仅顺应了民意，逐步拥有坚实的民族基础，更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此时的儒家思想，不仅单单只是对前代思想的吸收与总结归纳，其此时此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儒家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更加懂得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性。

例如：
士、君子、圣人这些名词是原来就有的。

但是孔子以及儒家的其他思想家们则对此进行了创新，赋予了其新的意义。

这点对于在思想上面打破阶级观念，消灭封建制度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又比如，再后来儒家发展出帝国时代的基础理论与思想，适应了皇朝君主的一套制度，都是其理论创新的深刻而又丰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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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思想文化的第二次传承、发展与创新
儒家思想的第二次传承、发展与创新，我们认为很大意义上面是对于皇权理论的适应与自我修正。

实际上，虽然在前期，儒家有过一次针对于皇权的产生的修正过程，但是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诉求，在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的事实下而未能应验之后。

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政体对于儒家思想的不信任。

由此，法家思想取而代之成为事实上秦朝的政权统治思想。

而当汉武帝之后，道家思想又成为了主流。

我们小组分析认为，此时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经历了一番涅槃。

最初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对儒家思想的传承造成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加之当时汉字的表义功能的不完善，甚至有人认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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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甚同意此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具有强烈的自我修复与完善能力。

汉代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更是顺应了汉王朝对于仁政的认可。

这就是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发展与创
新。

正是由于这些创新，使儒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以及正式的采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儒学思想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第三次传承、发展与创新
虽然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但是当步入魏晋时期的时候，其地位再一次地受到威胁，由于另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观念——或者说是宗教思想——佛教与佛学的传入。

“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基本被道教玄学替代。

”
但是，儒家思想在此刻有一次地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以及继承发展与创新的能力，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流派，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前提下，更是海纳百川地参考与接纳了佛、道教的一些理论，“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

”[4]
四、儒家思想文化的第四次传承、发展与创新。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剧烈动荡迫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正统儒学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

这是儒学的第四次的传承与创新。

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

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

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

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五四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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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冲击，儒学更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创新与变革。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创立孔教，将儒学宗教化；而“学衡派”的学者们。

则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李泽厚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