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季莺的社评思想述论(一)

浅析张季莺的社评思想述论(一)

论文关键词：张季宾社评思想大公报

论文摘要：民国著名张季育自1919年起的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社评。因此从社评来考察张季窝的新闻思想当为一个重要侧面。张氏的社评思想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分析:张季宾社评的写作原则、主要特色、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一、张季窗社评的写作原则

“他曾对我们谈评论写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张季莺既然提出并阐释了“四不”主义，当然也以此作为其社评写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该原则在写作的运用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作为一位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莺的言论的“四不”主义原则首先表现为“立言为公”，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其次，表现为言论独立，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三，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态度严谨，分析客观，判断公正。

二、张季有社评的主要特色

1.时效性较强，更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

新闻就应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评论亦然。“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的特点包括强烈的新闻性、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群众性等”。在近代新闻评论的传统上，王韬、梁启超等突破了“桐城时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梁启超更是继承和发扬了王韬的政论风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时务文体”，在纵论时事之中感情充沛，文气跌宕，气势磅礴。但是两者都失之于时效性。此自有技术上的原因导致。张季莺所处之时代的评论多属“太上感应篇”，非就事论事，而是空发议论，言之无物。毫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可言。更别提时效性了。

2.语言淋漓酣畅，议论声情并茂。

张季莺的这一言语特点的形成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影响。张季莺熟读子书，而中国古典散文多洋洋洒洒，溢满激情。二是王韬、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政论家文章的影响。赖光临说:“梁启超与胡适的文章都富于感情，有扣人心弦的力量。”还指出他们爱用排语与对称来加急、加强语气，兴奋读者感情，而张季莺的文章也有同样特点，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份真挚感情。三是张季莺本人富有正义感、责任心与同情心，立志“文章报国”，扬善弃恶。

3.逻辑严谨，分析合情合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台湾学者赖光临曾把张季莺的文章同梁启超的文章做比较。他说梁启超的文章虽“务为平易畅达”，“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胡适批评梁启超的文章多“策士文学”纵横裨阖的强调，不免于浮泛气;而张季莺的文章则论理严谨、周密，且鞭辟人里，朴实无华，避免了“策士文学”的堆砌与浮泛。张季莺的社评议论的一个问题，确实能够做到八面玲珑，点滴不漏，使人读后觉得人情人理，心服口服。

4.文章简明易读，较为接近白话文，但仍带有文言文的痕迹。

继任新记《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在为《季鸳文存四版序》时就说:“其为文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意，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在张季莺的文章中极少用冷僻的典故，极少华丽词藻的堆积，而是尽量采用新鲜的事例与生动活泼的比喻。尤其是到了抗战开始之后，文章更加简单明晰了。而其前期倒还尚有一段从“繁”人“简”的过程。

张季莺的社评还有一个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过渡的过程。在接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的初期，他所写的评论半文半白者居多，还带有明显的文言文的痕迹。因为他是处于白话文运动的年代，又因为其古文功底异常深厚。

三、张季窗杜评的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1.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报刊政论家，张季莺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在他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初期，曾发表3篇斥责权贵，胆识过人的社评。即著名的“三骂”:一为《跌霸x(1926年12月4日)，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吴佩孚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专门就蒋介石与宋美岭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不仅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还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表现出其社评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