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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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与市场
陈肇雄,男,1961年9月出生,福建人,博士,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译机中心主任。1986年开始从事机器翻译研究工作,首创了“智能机译理论体系”,处于国内外先进水平,并推出了世界第一部袖珍电子翻译机,两年技术转让为国家创造直接效益860多万美元,并签订了10年总额达2444万美元的技术转让合同,在没要国家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为国家建立了拥有9000多万资产的科智公司,现任该公司总裁。曾获中国杰出青年科学家和全国优秀发明企业家奖,并当选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
杨晓升:陈博士,记得你曾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现场直播节目的“快译通EC―863A”的演示中翻译了这么一句话:“科学必须与市场相结合”,这句话是否是你在经历实践之后的肺腑之言?
陈肇雄:可以这么说,这句话的确是我的真切感受。
杨晓升:请谈一下你对“科学必须与市场相结合”这句话的理解。
陈肇雄:在我看来,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效益与效率的竞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社会所应用,就无法发挥它对社会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说计算机市场吧,
这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市场,一个新产品出来,几个月就被淘汰,你的拳头产品刚刚站住脚,人家更棒的就将你压下去了,中国的计算机该怎么做?国外的大公司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用于科研、开发,我们拼不过;美国每年可以吸引大批外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留学生,人才济济,这么比起来,在人才上,我们也没有优势。眼看着许多外国公司包干了我国的计算机市场,真让人心急如焚!
杨晓升:就我国科学领域的现状而言,你觉得我们现存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缺少资金、还是缺少人才?
陈肇雄: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个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研评价体系”。旧的“科研评价体系”是科研人员做出成果以后先鉴定,再一级一级评奖,然后再寻找生产实体,再把成果转化为产品,这种程式,成果到市场转化时间太长,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了!的确,说到科技投入,投入少这是事实,但政府一时半时还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那么多的钱来投入,这同样是事实。可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不是。江总书记讲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可我们科技界眼下的现状是投入时太平均用力、战线拉得太长,传统项目太多(有些项目虽有成果却难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眼下的问题是迫切需要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科研评价体系来引导,力争把有限的资金和人力用到刀刃上。
杨晓升:那么,你对这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科研评价体
系”的具体设想是什么?
陈肇雄:这个体系包括学科和人才评价。学科包括基础研究、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3个方面,也就是说在科研项目的选择上,要考虑如何把有限的科研资源应用到理论上有创新并最有希望突破的基础研究上,应用到具有产业化价值和良好市场前景的工程开发项目上,重点支持我国已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技术领域,果断放弃一些投资大而又长期赶不上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领域;而人才方面,需要培养一大批既有学术水平又有现代化管理能力的学术带头人。现代科技是一个团体项目,尤其是技术科学。因此,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能只在科研上杰出,在科技管理上也应该是杰出的,能够根据市场变化果断调整科研方向,并且要善于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杨晓升:你说的要果断放弃一些研究领域,但具体到某一个人或某一项目,恐怕操作起来有很大困难,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这样的事要摊到你自己头上,你能坦然处之吗?
陈肇雄: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碰上这样的事自然也不能免俗。实际上我也是在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之后才走向成功的。1982年,我从华东工学院计算机系毕业后考上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高庆狮教授的研究生,开始搞的是第五代计算机核心语言“逻辑程序设计语言”的研究工作,而且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我相信要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研究
下去,肯定会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但就在这个时候,高庆狮教授却决定让我去搞机器翻译研究。
杨晓升:高教授为什么要让你改变研究方向呢?
陈肇雄:一次,高教授出国访问,发现很多中国学者由于语言障碍影响了学术交流,很多好的学术思想无法表达清楚,难以被外国同行接受。高教授回国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不是没有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和成果,而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工作。因此,他决定安排一个研究生从事机器翻译,让机器帮助人消除语言障碍。在我之前,高教授曾让两名研究生从事这一研究,但遥遥无期的课题都只进行了一年半载就终止了。于是,高教授便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我,这使我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要知道,一个普通人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并能进行两种语言自然翻译,一般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让一台机器像人那样理解人的语言或文字,并将其翻译成所需要的另一种语言或文字,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一研究课题自本世纪30年代被俄国人提出来之后,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被公认为世界高科技难题。
杨晓升:可你最终却取得了成功、而且是世界性的成功。从你的经历和实践看,过去我们常说的那种献身科学的“献身”二字,其指向看来不只是献身于自己所从事和研究的课题本身,还在于国家科学领域的全局。具体说,当你果断放弃那种陈旧而且只能长期跟在别人后面的项目时,这本身也
是一种献身或奉献。
陈肇雄:对科学家来说,献身精神有时也是要讲策略的,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要能够根据市场变化果断调整科研方向,并且要善于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杨晓升:前不久,在广东汕头举行的首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上,杨振宁教授曾说:“高科技战场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也是最后的战场。倘若不能在高科技战场、高科技商品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中国将被抛于脑后。”他呼吁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下海,他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尽管已有不少人下海并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这批人总体的技术素质不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高科技逐渐渗透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时,对推动高科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陈肇雄:我十分赞同杨振宁教授的这一观点。近十几年来,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较快,但高科技的发展却显缓慢,彩电、冰箱等大都靠引进技术发展起来。长此以往地满足于此,我们将何以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呢?不妨设想一下,2000年以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将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键一点,在于我们现阶段在扶持什么样的学科和项目。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和时间了,我们不能总是去拿别人的技术、跟在别人后面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