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一、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出现于19 世纪中叶前后,发展源流也基本相似。

其中社会学一般是以1838 年法国思想家孔德首创社会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起源;而人类学则是以1863 年英国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立作为学科地位奠定的标志。

实际上,早期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的。

它们一起从孔德那里传承了实证主义,并奉之为本学科的宗旨。

1906 年,著名英国学者弗雷泽就曾经说过: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中研究原始民族的一支。

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也曾把社会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

[1 ] (P61) 不仅如此,初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对异民族文化史料进行分析,其自身则很少从事实地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而这点恰被认为是后期的人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必修的一课。

①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因之被后来的人类学者指责为是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只注重对史料的分析而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由于现代西方复杂社会不是过去人类学所醉心研究的小规模、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所能比拟的,因此,当人类学转向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作出调整和更新。

以往那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了。

此时的人类学者不得不借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等。

这样,人类学和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有的分工界线也因此趋于模糊化。

二、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动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介到中国后的早期约30 年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 ,这两门
学科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两者有明显的学科分工。

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汉族社会,而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学科互动相对较少。

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反而显得更为密切。

原因之一在于:按照英美国家的通常学科分类法,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当一贯倡导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本土,自然就把少数民族当作本学科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人类学和民族学彼此之间因之都有对方的学术传统,学科互动也较为频繁。

①
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以研究汉族社会为己任,开展了大量的针对汉民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调查。

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调查,很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采用的基本是大范围的抽样统计方法,行业性比较强。

[7 ] (P54 - 57) 直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社会学中对单个汉族社区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还很少,可谓凤毛麟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结合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

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内有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到西方国家留学。

他们中有的人同时兼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如蔡元培、吴文藻、陶孟和、杨等都是如此。

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很自然地倡导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

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吴文藻。

作为早期公认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开创了为时人所称道的以社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社区学派。

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的社
会学和人类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才真正开始逐步有机结合起来。

由于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不太提倡搞实地研究,针对这点,吴文藻特别强调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

社区研究就是这一学术取向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结晶。

作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创者,吴文藻选择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社区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实地参与观察和全观性。

他所倡导的研究策略在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

由于受过严格的人类学方法训练,费孝通利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汉族乡村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苏南江村、云南三村的研究堪称经典之作。

特别是20 世纪30 年代他对江村经济的研究,被他的老师———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它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使人类学从对原始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对现代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二是开创了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之先河。

[12 ]经历了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

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

[11 ] (序言) 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三、80 年代前后至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恢复重建
1952 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两门学科因之整整中断了将近30 年。

①1978 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给社会学赶快补课,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学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力倡导、帮助支持下开始重新起步,慢慢得以恢复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自1979 年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先搭台后唱戏,先在高校中成立起相关的科研单位,培养社会学
教学科研人才,编写教材等,然后边进行学科建设边进行实地研究。

[13 ] (P76) [14 ]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国内学界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一般是以全盘性的引进为特征。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1979 - 1987) ,偏重于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支学科的辞条式的说明;第二阶段是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1987 - 1990) ,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原著;第三阶段是在继续翻译西方理论原著的同时,对国外社会学由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的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保持同步(1990 至今) 。

[ 15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90 年代中后期为止,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重新确立起来,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

[16 ]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重建工作显得比较迟滞。

社会学由于有国家政策的直接支持,故其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显然大大超过人类学。

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1978 年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也要给人类学补课,因此人类学并没有受到社会学的同等待遇。

经过陈国强等学者的辛苦努力,1981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正式恢复重建。

[18 ] (P46 - 47) 同年,中山大学成立了重建以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

1985 年厦门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系。

所以一开始,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中心是在南方,而不是在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