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教案

清代文学教案

（不含晚清）

第一章：概说

一、社会概况

1、政治概况

民族矛盾，中央集权，康乾盛世，封建末世，列强觊觎，风雨飘摇。

2、文化概况

程朱理学独尊，文字狱，编书与禁书，乾嘉学派，启蒙思想，外来文化。

二、文学概况

1、小说

章回小说的颠峰与衰落，拟话本小说的持续和堕落，文言小说的颠峰及流派。

2、戏剧

传奇戏的颠峰和衰落，杂剧的衰落，地方戏的蓬勃发展，花雅之争，皮黄戏的形成

3、诗文

诗歌创作的总结，四大诗说，词的中兴，词派，古文与骈文，桐城派。

第二章：《聊斋志异》

第一节：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人。19岁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后屡试不第，43岁时补廪膳生，71岁高龄方补岁贡生。其间，蒲氏于31岁时曾随同乡孙蕙在宝应县帮办文牍，次年即辞幕归家，从此在家乡的一些缙绅人家设馆授徒，前后达40年之久。蒲松龄科场失意，一生贫困，对现实生活有深刻的认识，这些，都反映在其积数十年时间完成的《聊斋志异》近500篇作品之中。此外，他还著有《聊斋文集》、《聊

斋俚曲集》、《日用俗字》、《农桑经》、《婚嫁全书》、《家政内外篇》等。《聊斋志异，则以今人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最为完备。

第二节：《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谈鬼说狐，却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大部分的篇章里，与狐鬼花妖发生交往的是书生、文人，发生的事情与书生、文人的生活境遇休戚相关，即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也没有超出他们的目光心灵所关注的社会领域，从这里也就表现了一种既宽广而又集中的独具的视角。

一、揭露科举弊端

《聊斋志异》创作的这个特点，以写书生科举失意、嘲讽科场考官的篇章最为明显。蒲松龄长期困于场屋，感受最强烈的是科举弊端，关键在于考官的昏庸，黜佳才而进庸劣。《聊斋志异》里许多篇章对科场考官冷讽热嘲，不遗馀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司文郎》、《叶生》、《贾奉雉》、《王子安》、《考弊司》等篇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歌颂男女爱情

《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一类情节比较单纯者，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等，大体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山寺，或书斋临近郊野，忽有少女来到，或吟唱，或嬉戏，给寂寞的书生带来了欢乐，数度相会，方知非人，或者进而生出一些波折。还有一些故事，狐鬼花妖的出现不只是让苦读的书生或做了馆师的书生解除了寂寞，还使书生得到敬重、鼓励，事业上也获得上进，为之编织出种种理想的梦。如《爱奴》、《凤仙》等。这一方面的名篇，还有《青凤》、《婴宁》、《红玉》、《小翠》、《白秋练》、《娇娜》、《阿宝》、《瑞云》等。

三、反映社会问题

蒲松龄没有将自己的小说创作局限于仅就个人的境遇而发，只写个人的失意、落寞。在那个时代，官贪吏虐，乡绅为富不仁，压榨、欺凌百姓，是普遍的现象。位贱家贫的蒲松龄，有一副关心世道、关怀民苦的热心肠，又秉性伉直，勇于仗义执言。抒发公愤，刺贪刺虐，也成为《聊斋志异》的一大主题。如《席方平》、《续黄粱》、《公孙夏》、《促织》、《梦狼》、《窦氏》、《胭脂》、《向杲》等均乃这方面的佳作。

第三节：《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一、叙事艺术

《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小说的要素一是故事情节。文言小说演进的轨迹之一便是由粗陈梗概到记叙委婉。《聊斋志异》中精

心结撰的故事多是记叙详尽而委曲，有的篇章还特别以情节有起伏跌宕之致取胜。如《王桂庵》、《西湖主》等篇均乃如此。

二、人物塑造

《聊斋志异》中许多优秀的作品，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更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作者对各类人物形象，都描写出其存在的环境，暗示其原本的属性，烘托其被赋予的性格。如《莲花公主》、《连琐》、《促织》、《花姑子》、《聂小倩》、《晚霞》、《劳山道士》、《狐谐》诸篇都可以为证。

三、诗化倾向

《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带有诗化倾向。这里所谓诗化倾向，不仅表现于小说叙事中运用了诗句、诗意，还表现于许多篇章程度不同地带有诗的品格特征。作者假狐鬼抒情写意，这两个方面都决定了小说的情节、人物多是意象化的，表现的不是世俗的人生相，而是超俗的、理想化的、幻化变形的人情事理，个中寄寓着诗一般含蓄朦胧、甚至不易捉摸的内蕴。《婴宁》、《翩翩》、《白秋练》便是这样，其他如《书痴》、《酒狂》《鸲鹆》、《阿宝》等，都是专就所好所笃演绎出几乎不可思议的故事，极度夸张地表现出其超常之情、超常之状，这便超越了单纯的褒贬，成为艺术的审美对象，富有游心娱目的情趣。《聊斋志异》的叙事也吸取了诗尚含蓄蕴藉的特点。作者虽然用全知的视点，却时而故作含糊，造成扑朔迷离的意味。《花姑子》、《宦娘》、《黄英》等篇均乃如此。

第四节：清代其他文言短篇小说简介

在《聊斋志异》的影响下，清代文言小说的名著还有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袁枚《新齐谐》（《子不语》）等。另有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书，虽与《聊斋志异》异趣，却可看作是一种另面影响。

课外重点阅读篇目：

《聊斋志异》之《青凤》、《婴宁》、《红玉》、《小翠》、《窦氏》、《王子安》、《司文郎》、《促织》、《梦狼》、《席方平》、《胭脂》、《黄英》、《宦娘》。

第三章：《儒林外史》

第一节：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又号秦淮寓客、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生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其曾祖吴国对是

八股文大家，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昊敬梓的伯叔祖辈有中进士的，有的甚至是榜眼。但到了他父亲那一代逐步衰落，其父吴霖起拔贡出身，只做过赣榆县学教谕这样清贫的小官。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亲到赣榆，23岁随父还乡，次年其父去世，也就在这一年，吴敬梓中了秀才。父丧之后，家难又兴，家族内部展开了一场权力与财产再分配的斗争。族人欺负吴敬梓两代单传，纷纷侵占他的财产。面对这种“兄弟参商”的局面，吴敬梓以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来进行对抗，平居豪举，乐于助人。其结果，“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其间，吴敬梓29岁时曾到滁州参加乡试，成绩优良，而主考官却说他“文章大好人大怪”，虽暂时名列第一，但乡试时竟未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吴敬梓满怀愤懑，移家南京，这一年他33岁。在南京，他的生活陷入困顿：“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但同时他却结交了一些真正的博学之士、有识之士以及社会下层人物。这样，既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又提高了他的认识水平。1735年，吴敬梓被举荐参加了博学鸿辞科的院试，但次年他却因病辞谢了该科的赴京廷试，并从此脱离诸生籍，与科举制彻底决裂。吴敬梓晚年生活更为贫苦，“窘则以书易米”，甚至与同志五六人于冬日绕城行数十里，“谓之暖足”。最后，于1754年病逝于扬州。吴敬梓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康、雍、乾三朝。他33岁定居南京后。又先后去过当涂、宣城、芜湖、池州、安庆、滁州、扬州、仪征、苏州、杭州等地，而这些地方又都是新思想的萌发地。历史潮流把他这个封建社会的逆予从污泥浊水中浮了上来，使他从新思潮中吸取了反封建的思想。这就使他的著作《儒林外史》不仅对旧制度有着深刻的批判，而且还带有一些可贵的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

《儒林外史》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56回，但最后一回有人怀疑不是吴敬梓原著。现在通行的本予大都是删去最后一回的55回本。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等诗文作品。

第二节：《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

《儒林外史》是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黑暗社会的种种丑态，并予以强烈的讽刺，其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封建末世的真实写照。《儒林外史》批判的笔锋指向了整个封建末世。首先是抨击了贪官污吏。南昌太守王惠集残暴、狡诈、贪婪于一身，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上任伊始，就问地方出产，词讼通融。他的衙门内只听见“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贪官，“各上司访问，都道是江西第一能员”，“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高要县的汤知县，每年也要搜刮银子八千两。从这些贪

官污吏身上，可以看到封建末世的政治、吏治是如何漆黑一团。与贪官污吏相勾结的是那些土豪劣绅，如严贡生、张静斋、方老六等。严贡生一贯鱼肉乡里，他欠厨予的钱、屠户的钱，克扣吹鼓手的工钱，还强占邻居家的肥猪，讹诈船家的船钱，是一个十足的恶霸兼无赖。这些人正是贪官污吏的社会基础。在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同时，作者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范进母丧期间做客时装模作样地不用银镶筷或象牙筷，却用竹筷“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是对举人老爷封建孝道的虚伪性的讽刺。王玉辉竭力支持女儿殉夫，说什么“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女儿死后，他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是对封建节烈现毒害民众的深刻揭露。

其二，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儒林外史}在全面批判封建末世的前提下，“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书中描写了许许多多的士人被科举制熏染得人性灭绝、思想僵化、灵魂空虚、智能低下。周进因不能参加乡试而悲不自胜、头撞号板、昏厥于地；范进因考中举人而大喜过望、痰迷心窍、发疯发狂。这一个号啕痛哭，那一个疯狂大笑，生动地表现了八股世界两个悲剧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而鲁小姐在对丈夫失望之后，将科举成名的希望寄托在四岁的儿子身上，每晚“课儿子到三四更鼓”，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科举制对内帏妇幼的毒害。在揭露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毒害的同时，作者还揭示了科举制本身的虚伪性与腐朽性。大批举人、进士不学无术，科场舞弊屡见不鲜、花样翻新。而科举制的副产品便是形形色色的“名士”，如景兰江、支剑峰等无聊文人，娄三、娄四等豪华公子，杜慎卿等风流才士，卫体善等八股选家，还有匡超人那样的堕落青年，马二先生那样的自欺欺人者。他们全都是科举制的受害者，其中有些人又成为科举制的帮凶。

其三，文人之厄的沉痛见证。一部《儒林外史》，从表面上看，写的是儒林丑史，从实质上看，写的却是儒林痛史。全书开始时，作者就借王冕之口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这个法(指八股)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作品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巨大的厄运笼罩着一代文人，他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智能被破坏了，道德被腐蚀了，而罪魁祸首正是科举制、八股制。小说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作者批判的锋芒正是通过这些可怜虫而指向了罪恶的科举制度。

其四，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批判了那腐朽社会的苦痛现实，而且还翘首那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可以从书中所描写的一些理想人物身上找到根据。这里有蔑视功名富贵、否定八股科举、自甘隐逸的高士王冕，还有真儒、淳儒、君子儒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武正字等。这里有身体力行、实践着“礼乐兵

农”的萧云仙，还有傲然独立于儒林群丑之外、敢于离经叛道的封建逆子杜少卿；这里有冲出封建牢笼、自食其力的奇女子沈琼枝，还有持身洁白、追求自由的市井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领会到蕴藏在作者心头的一种超越旧时代的希望、勇气和力量。

第三节：《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儒林外史》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讽刺”，它“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其讽刺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合理夸张。即对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夸张描写，但同时又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对鲁编修一喜一忧的描写，对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的描写，对严监生两根灯芯的描写，对胡三公子买鸭予以耳挖予戳肥瘦的描写等均是如此。其二，以矛攻盾。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把矛盾着的双方同时集中在某一人物身上。让被讽刺对象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弄的地步。如写严贡生在别人面前自吹“为人率真”，而小厮却来报“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再如写匡超人自吹被人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而不知先儒乃去世之儒，被人耻笑。还有写夏总甲之吹牛、杜慎卿之虚伪，均用此法。其三，前后对照。《儒林外史》中，作者还通过某些人物对同一事物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来揭露其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那个胡屠户了。同样的表现、我们在王德、王仁、梅玖等人身上也能找到。其四，自然流露。《儒林外史》对儒林群丑的讽刺，在更多的时候都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品中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写就是突出的例证。类似的描写，如严贡生赖船钱、范进居丧饮宴、景兰江卖头巾等均乃如此。

除了杰出的讽刺艺术而外，《儒林外史》的结构亦颇具特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却有一根贯串始终的思想线索，那就是批判以科举制为核心的种种社会弊端。《儒林外史》的语言也很有特点，生动、精确、自然、简练、质朴，并能做到形象化、个性化、口语化。

《儒林外史》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广泛的影响。《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反映社会现状的小说，无论是批判现实精神还是讽刺手法乃至结构形式，都极其明显地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1904年和1929年还有人先后仿照《儒林外史》而写过《新儒林外史》。鲁迅先生也十分推崇《儒林外史》，其杂文和小说的创作亦与《儒林外史》有着密切关系。

课外重点阅读片断：

“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严监生之死”、“马二先生游西湖”。

第四章：《红楼梦》

第一节：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红楼梦》的写作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 ，字芹圃，号梦阮，又号雪芹、芹溪。其先世原是汉人，居辽阳，明后期入满州籍，乃满州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清兵入关，曹家随主子征战，由“包衣下贱”一跃而成“从龙旧勋”。康熙间，雪芹曾祖曹玺及其子孙曹寅、曹颙、曹 三代四人先后担任江宁织造约六十年之久。雍正时，曹家开始失势。雍正五年曹 被革职，次年被抄家，随后迁往北京。回京后，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当过高等杂役人员，晚年移居西郊，生活十分贫困，“举家食粥酒常赊”。在这种情况下，曹雪芹却孜孜不倦地创作《红楼梦》，直到贫病交加去世而尚未完稿。

第二节：高鹗续书和《红楼梦》的版本情况

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乃高鹗续作。高鹗(1738～1815)，字兰墅，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世居铁岭。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著有《兰墅文存》、《兰墅诗丛》、《砚香词》等。《红楼梦》的版本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抄本系统，或称脂本系统。一般说来，书名《石头记》，不超过80回。这些抄本中大都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后人习惯上将这类本子称为“脂本”或“脂评本”。目前，属于这个系统的本子已发现十多种，比较著名的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有正本、甲辰本、列藏本等。(二)印本系统，主要指程伟元、高鹗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比较流行的有程甲本(1791年版)、程乙本(1792年版)等。

第三节：《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族衰亡过程的描绘，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道德、宗教、婚姻等制度以及与这些制度相联系的封建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解剖和批判，从而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而即将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痛绝以及他向往自由的理想。小说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集中反映了如下社会内容：(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二)腐朽的国家机器和黑暗的封建政治。(三)虚伪的封建道德和肮脏的精神灵魂。(四)复杂的内部斗争和激烈的权利争夺。(五)罪恶的等级界限和吃人的封建礼教。

第四节：《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

与此同时，小说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贾探春、妙玉、尤三姐、睛雯、袭人……《红楼梦》是一个“人”

的世界，尤其是一个女人的世界。相比较而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比男性形象塑造得更成功、更绚丽多姿。

贾宝玉是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也是一部《红楼梦》的灵魂人物。在他身上，很大程度上凝聚了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贾宝玉是属于自己时代的新人，但却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刚刚胎孕出来而未及确立其固定形态的新人。贾宝玉是一个封建逆子，但又是一个感伤绝望的封建叛逆者。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两大方面。平等思想是贾宝玉进步思想体系的核心，“不平则鸣”是他叛逆性格的基调。贾宝玉的平等思想包括不同程度的男女平等、主奴平等、嫡庶平等、友朋平等、贫富平等等内容。贾宝玉虽然不是一个宣传天赋自由的哲学家，但他却在日常生活中以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个性自由的思想。除了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以外，他还反对仕途经济，抵制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总之，贾宝玉思想中的一些新的因素，其发展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在他身上，这种因素尚处于极其朦胧、模糊的状态之中。而且，在具有新的思想因素的同时，传统封建思想在贾宝玉头脑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对许多旧的东西不满，却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再加上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悲观、失望，最后只好遁入空门，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遗憾、无限的思索。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另一个反封建的叛逆形象，同时，她又是一个绝代的悲剧典型。父母早逝，寄人篱下，这种特殊的遭遇和环境，使她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叛逆性格。她以高度的敏感来观察、分析周围的黑暗世界，以无比的骄傲来蔑视、鄙薄形形色色的封建统治人物，以刻薄的嘲讽来反击、对抗对她步步紧逼的邪恶势力。她的敏感、她的骄傲、她的刻薄的嘲讽，全都是被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逼出来的，全都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结果。与此同时，林黛玉还具有追求理想、追求自由、追求人性解放的一面。她蔑视功名利禄，高度尊重自我，反抗传统礼教，渴望自由生活。在封建礼教的高压下，她敢于表现自己的爱情，她是勇敢的；在功名利禄熏染的世界中，她洁身自爱、一尘不染，她是纯洁的；她以一个弱女子的身份与强大的封建思想抗衡，这又决定了她失败的结局，注定了她的悲剧性。她以自己悲剧的、有价值的生命，向封建主义发出了有力的控诉和抗议，她是一个具有悲剧美的反抗典型。

薛宝钗是一个有才能、有政治家风度的封建淑女，同时也是一个悲剧女性。“冷”，是薛宝钗性格的特色。对周围的一切，她冷然处之；对自己青春的火焰，她冷水浇之；对别人的痛苦，她冷漠无情。这一切，都体现了封建礼教对她的熏陶教育。但同时，她又很有才华，甚至具有治家之才，如帮助贾探春理家一段。她很会做人，在贾府那么复杂的环境之中，她能上下讨好、左右逢源。尽管如此，薛宝钗仍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与

林黛玉相比，薛宝钗的悲剧更令人寻味。林黛玉在被封建礼教吃掉的时候，进行了挣扎反抗，而薛宝钗却毫无挣扎地静静地死在本阶级的怀抱之中；吃掉林黛玉的是她竭力反对的东西——封建道德，而吃掉薛宝钗的封建道德却被她终身信奉；林黛玉知道自己是个悲剧人物，而薛宝钗明明也是个悲剧人物却不自知。由此可见，薛宝钗在某种意义上比林黛玉更具悲剧性。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又一个成功的女性形象。极端利己主义，是她的信仰。她好揽事，充满了权势欲；她惟利是图，充满了金钱欲。为此，她“机关算尽”，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演：痛哭流涕、耍赖放泼、甜言蜜语、假作多情、含威不露、谈笑风生，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在王熙凤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性，而且是一个能干的统治者的特性。然而，王熙凤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她也受到“夫权”的统治，她也因为没有儿子而时时惧怕自己地位的动摇，她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哭向金陵事更哀”的结局。

第五节：宝黛爱情描写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前代作品，尤其是戏剧、小说中描写爱情的作品相比，宝黛爱情描写具有以下特点：(一)不是左钗右黛、金玉相辉的风流韵事，而是地老天荒、生死不渝的爱情——专一性；(二)不是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的闪电结识，而是志同道合、思想共鸣的爱情——牢固性；(三)不是淫邀艳约、朝云暮雨的幽会，而是沥血滴髓、晶莹无瑕的爱情——纯洁性；(四)不是夫贵妻荣、皆大欢喜的团圆结局，而是枉自嗟叹、空劳牵挂的爱情——悲剧性。

第六节：《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除宝黛爱情描写之外，《红楼梦》对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突破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它能够通过逼真的细节描写揭示出重大深广的历史真实，它能够正确处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关系，它能够敏感地从封建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发现、捕捉和表现矛盾。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极具特色。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塑造出动人的形象，在环境大体相近的人群中写出性格迥异的人物，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以物件写人、以色彩写人、以诗词写人、以景物写人等等。

《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具有严密而又完美的特点，其一，以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背景，逐步引出情节主线；其二，主线之所在，以重笔突出写来；其三，按事物发展的逻辑，层次分明、步步深入地展开主线；其四，九派横流，一线贯穿，以主带副，同时推进。

《红楼梦》的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语言体式而言，它有纯粹的口语体、略含文言的白话体、平浅通俗的文言体、古典散文和韵文四种。其描写语言在物象描写、人物神情描写、人物动态描写、活动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其人物语言更具特色，主要人物都有各自独特的语言体系，次要人物的语言则力求性格化。尤妙在对话描写，堪称各种人物各种语言的精妙配合。

第七节：《红楼梦》的影响与“红学”研究

《红楼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珍视，同时，也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禁毁，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红楼梦》巨大的社会反响。《红楼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乾隆、嘉庆至清末，其续书多达二十余种，直到如今，仍绵延不绝。模仿《红楼梦》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还有许许多多根据《红楼梦》题材改编的戏剧、曲艺、舞蹈、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文艺形式以及歌咏红楼故事或人物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更是恒河沙粒。两百多年来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是百花齐放，脂评、杂记、专著、论文，“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索隐派”、“考证派”，各种流派令人眼花缭乱。19世纪以来，《红楼梦》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朝鲜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的出版物。1980年6月16日，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标志着“红学”已成为一门更大规模的国际性学问。

课外重点阅读片断：

“护官符”、“宝玉挨打”、“鸳鸯抗婚”、“探春理家”、“抄检大观园”、“林黛玉之死”。

第五章：清代其他章回小说

第一节：《水浒后传》及英雄传奇小说

一、陈忱与《水浒后传》

陈忱（1615——1671？）托名“古宋遗民”作<水浒后传)，说作者在山河破碎之际，“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水浒后传序》)，无疑是自道他作此小说是借以抒愤写心的。《水浒后传》依据原书的结局，叙写梁山英雄中剩存的李俊、燕青等32人再度起义，由反抗贪官污吏，转为反抗入侵的金兵，惩治祸国通敌的奸臣、叛将，燕青在金兵占领的地区救助被掳的民众，去金营探视做了阶下囚的宋徽宗，全伙救出被金兵围困的宋高宗，保护他奠都临安，种种情节都寄托了陈

忱的亡国之恨和关心国事的无限心曲。书中写李俊起义于太湖，继而开拓海岛，最后全伙聚集海上，建基立业，更明显地是由郑成功、张煌言拥兵海上抗清的实事而生发的小说情节，个中也反映着当时江南遗民们寄恢复希望于海上和坚决不臣服新王朝的普遍心态。

二、其他英雄传奇小说

除《水浒后传》而外，这时期的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非常繁荣。其中，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后水浒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野叟曝言》、《飞龙全传》、《说乎全传》、《粉妆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等。

第二节：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出现的章回小说的新品种，此类小说大都是描写才子佳人求偶择婚的故事。才子必定要有才貌双全的佳人为偶，于是外出访求，“游婚姻之学”；才女也必定待才子而嫁，于是个人和家长乃至朝廷都要试才选婿，也就往往引出权豪的构陷，又有无才的小人拨乱其间。作者心目中的“才”主要是能诗擅文，诗便成了男女主人思慕、追求的契机和表达倾慕之情的方式，婚姻之事便注入了文雅风流的内容。权豪由于为子女提亲被拒绝而进行构陷，才子佳人大都难免为避害而易名迁徙之苦，故事也就曲折起来。但是，其中几乎完全没有现实的礼法、婚姻制度对青年人的爱情所造成的阻力、不幸，几乎所有家长对子女的自主择婚都是支持的。小说最后都是以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而结束，又往往是才子中高科，奉旨成婚，富贵风雅都有了。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所描绘的，正如它们的作者所表述的，不过是他们徒自憧憬的富贵风流梦。

比较常见的才子佳人小说有：《平山冷燕》、《玉娇梨》、《宛如约》、《春柳莺》、《吴江雪》、《归莲梦》、《锦香亭》、《醒风流》、《飞花咏》、《麟儿报》、《赛红丝》、《玉支矶》、《画图缘》、《两交婚》、《定情人》、《好逑传》、《驻春园》、《铁花仙史》等等。

第三节：《镜花缘》

李汝珍（约1763——约1830）的《镜花缘》是一部藉学问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谕现实的小说。作者原拟作200回，结果只作成100回。小说写武则天篡唐建周，醉后令百花严冬齐放，众花神不敢违令，因此触怒天帝，被贬谪人间为百位才女，其首领百花仙子降生岭南唐敖家，名小山。唐敖科举受阻，绝意功名，随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游海外，见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人异事、奇风奇俗，后入小蓬莱修道不还。唐小山思父心切，也出海寻亲，回国后值武则天开女科，百位才女被录取，众花神得以在人间重聚，连日畅饮“红文馆”，论学谈艺，弹琴弈棋，各显才艺。唐中宗复位，尊武则

天为“大圣皇帝”，武则天下诏再开女科，命前科才女重赴“红文宴”。

《镜花缘》表现出了对妇女的地位、境遇的关注、思考。作者针对现实世界的“男尊女卑”，一方面借百花仙女下凡写出了一大批超群出众的女子，如通晓多种异邦语言的枝兰音、打虎女杰骆红蕖、神枪手魏紫樱、剑侠颜紫绡、音乐家井尧春等等，男子之能事，她们也能做到，这是以表彰才女的方式，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虚构“女儿国”，与现实社会相反，“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让林之洋在那里备尝现实女子受到的轻侮、摧残。

《镜花缘》最富特色的是前半部书写唐敖游海外诸国的经历、闻见。三十多个国度的名称及其奇异处，主要采自《山海经》及少数六朝志怪书，作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就原书所记诸国人的奇形怪状，借小说人物之口加以解说，来揶揄现实社会的某种不良习性。另一种作法是就其国名的含义演绎出情节故事。

小说后半部分主要是铺排众多才女在两三天里的欢聚。从第六十九回到九十三回，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才女们作赋咏诗、抚琴画扇、弈棋斗草、行酒令、打灯迷，乃至辨古音、论韵谱、释典故，而且往往是辨章源流，陈述技法，游戏中充溢着学究气。作者将他广博的学问知识，全都编织进小说中了。这虽然可以表现众才女们的才艺，但却偏离了小说创作的规律，排挤掉了作品的文学魅力。

第六章：洪昇与《长生殿》

第一节：洪昇的生平和创作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少有才名，“鸣笔为诗……早擅作者之林”(柴绍炳《与洪昉思论诗书》)。青年时游学北京，在文学和思想上得益于毛先舒颇深，也曾师事王士祯、施闰章。朱彝尊、毛奇龄、赵执信是其诗友。虽入国子监就学长达二十馀年，但未能跻身仕途，郁郁不得志。在此期间，曾遭“家难”，父亲“被诬谴戍”，因而对现实更为不满。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他的传奇《长生殿》脱稿，轰动一时。翌年即因在佟皇后丧期内演唱该剧，洪 受御史弹劾，被革去监生籍，回到故乡。清康熙四十三年，在浙江吴兴失足落水而亡。除《长生殿》而外，洪昇还有杂剧《四婵娟》，诗集《稗畦集》等。

第二节：《长生殿》的思想内容和主要人物形象

一、思想内容

《长生殿》传奇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演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故事。它“荟

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清·焦循《剧说》)成剧。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是这部剧作创作的最早依据。洪舁入京之前，“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入京之后，将其更名为《舞霓裳》，改写“李泌辅肃宗中兴”；最后一稿才是“专写钗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全剧分五十出。其主要内容，诚如第一出“传概”[沁园春]所云：“天宝明皇，玉环妃予，宿缘正当。自华清赐浴，初承恩泽，长生乞巧，永订盟香。妙舞新成，清歌未了，鼙鼓喧阗起范阳。马嵬驿，六军不发，断送红装。西川巡幸堪伤，奈地下人间两渺茫。幸游魂悔罪，已登仙籍，回銮改葬，只剩香囊。证合天孙，情传羽客，钿盒金钗重寄将。月宫会，霓裳遗事，流播词场。”该剧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人间天上生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写出了他们放纵个人欲望带来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

二、人物形象

洪昇作《长生殿》融合进唐以来叙述、咏叹天宝遗事的文史、传说等许多材料，剧中出现的许多人物、情节大都是有根据的。上半部表现出尊史重真的精神。他“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剧作重在唐明皇杨贵妃的“钗合情缘”(《长生殿例言》)，但却做了如实的描写，写出了封建宫廷中帝王与妃子的真实关系、真实情况。皇帝有无上权力，也拥有众多的嫔妃。唐明皇钟情于杨贵妃，也就意味着许多女人的被冷落．如剧中曲文所说“莫问他别院离宫玉漏长”!唐明皇可以随心所欲召幸别的嫔妃，乃至密召杨贵妃的姐姐幽会。杨贵妃本能地表现点妒意，便被谪出宫，只好自悔骄纵，借献发传情感动君心。她始终怀着“自来宠多生嫌衅，可知道秋叶君恩恁为人”的心态，为讨得唐明皇的欢心，运用了女人的一切条件和手段：美貌、温顺、眼泪、投其所好谱曲、献舞，直到公然干涉唐明皇召幸梅妃，她说：“江采萍，江采萍，不是我容不得你，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洪昇在《长生殿》中真实地层现了封建帝王与妃子的情爱生活，也塑造出了一个具有高度艺术真实的宠妃的性格。这是洪昇在文学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

第三节：《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一、结构

《长生殿》长达50出，以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为主线，以朝政军国之事为副线，编织进唐以来文人记述过的、诗人咏叹过的人事，内容非常丰满，两条线交又发展，彼此关联，情节错综，脉络极清晰，组合得相当紧凑而自然。唐明皇杨贵妃这条主线，又以定情的金钗钿盒时隐时现贯穿其中，而且每次出现都有不同的寓意，上半部开始是定情之物，马嵬殉葬是失盟的表征；下半部杨贵妃鬼魂把玩是写失情之怨，最后是用以证

情，重圆结案，既使全剧的情节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体现了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变化。全剧上下两部分虽各有侧重，但也有许多对照、呼应，如上半部写现实的悲剧，插入了幻想的《闻乐》一出，为下半部杨贵妃仙归蓬莱伏下了引线；下半部主要以幻笔写情，插入《献发》、《看袜》、《骂贼》等写实场面，与上半部唐明皇的失政、宠信安禄山、杨氏一门的骄奢，有着明显的对照意义。《长生殿》结构细密，场面安捧上轻重、冷热、庄谐参错，都是出于匠心经营，从而将传奇剧的创作推向了艺术的新高度。

二、语言

《长生殿》的曲文揉合了唐诗、元曲的特点，形成一种清丽流畅的风格，叙事简洁，写景如画，在基本格调的范围里又随人物之身份、性情、情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曲文中也较多地化用了唐诗、元曲的名句，《惊变》、《雨梦》等出的曲词，基本上是由《梧桐雨》的曲文脱化而来的，但却融化得极妙，如同自撰之新曲。《长生殿》曲文的优长处更在于具有浓厚的抒情性，能够声情兼备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感情及心理活动。如《献发》中杨贵妃因感君心无定而忧苦、欲献发传情以感动君心的复杂心理，《夜怨》中杨贵妃等待唐明皇不到的焦急、苦闷心情，《闻铃》、《雨梦》等出中唐明皇失去杨贵妃的烦恼、怨恨、痛苦的感情，都表达得很细腻、真切、动人。《弹词》中老伶工李龟年唱的一套[转调货郎儿]，追述往事，凄婉动人，成为当时广为传唱的名曲。

课外重点阅读片断：

《惊变》、《弹词》。

第七章：孔尚任与《桃花扇》

第一节：孔尚任的生平和创作

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又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青年时读书石门山中。1684年，康熙来到曲阜，孔尚任御前讲经，蒙受赏识，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1686年至1689年，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治河，目睹人民的苦难，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同时，他结织了一批遗民故老，并凭吊了若干南明遗迹，增强了民族意识。1699年，他苦心经营的传奇《桃花扇》脱稿，一时，“王公缙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次年即因“疑案”罢职，晚年益发贫困。除《桃花扇》外，他还有传奇《小忽雷》及《湖海集》、《岸堂集》、《岸堂稿》、《长留集》等诗文集。

第二节：《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主要人物

一、主题

《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经典作品。剧本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歌姬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亡国的历史悲剧。该剧揭露了弘光朝廷昏君权奸祸国殃民，歌颂了史可法等爱国将领的民族气节。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易代广阔的社会生活。

二、人物

《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属于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卑劣的用心落空，孤身处在昏君、权奸的淫威下，誓不屈节，敢于怒斥权奸害民误国。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在《桃花扇》稍前演忠奸斗争的戏曲中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但多是忠于主人的义仆，如《一捧雪》中的莫诚，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都还是处在配角的位置上。《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

第三节：《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一、艺术构思

《桃花扇》在艺术构思上是非常成功的。孔尚任在力求遵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非常合适地选择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连带显示弘光小王朝的兴亡之迹。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结合，本是明末南京清流文人的一件风流韵事，又是复社和阉党馀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作者以此事作为戏剧的开端，既表现出复社文人的作风和争门户的意气，又使全剧从一开始便将儿女之情与兴亡之迹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却奁》一出，侯、李二人卷入了政治门户斗争的漩涡，表现出弘光朝建立前南京的政治形势，为后来阮大铖得势后倒行逆施，迫使侯、李分离，立下了张本。侯、李之分离，既是弘光小朝廷建立后两种力量发生变化的结果，又为多方面展示小朝廷的面目、处境创造了条件：通过李香君的遭遇，从《拒媒》到《骂筵》，反映出马士英、阮大铖掌握权柄的小朝廷的腐败；通过侯方域的出奔与复归，展示出江北四镇的斗争、离析和史可法的孤立，以及左良玉的东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后，侯、李二人重聚，双双入道，表现的是二人儿女之情的幻灭，而促使二人割断花月情肠的又是国家的灭亡。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始末，就是这样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二、人物塑造

《桃花扇》创作的成功还表现在人物形象众多，但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便

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这显示出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实写出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同是武将，江北四镇都恃武逞强，行事、结局却不同：高杰无能，二刘投降，黄得功争位内讧，却死不降北兵；左良玉对崇祯皇帝无限忠心，但骄矜跋扈，缺少谋略，轻率挥兵东下。侯方域风流倜傥，有几分纨绔气，却关心国事。这其中也反映也孔尚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较其他传奇作家有着更自觉的意识，要将人物写活。如同是权奸，马士英得势后横行霸道，而阮大铖则奸诈狡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剧中营造出生动的场面和气氛。杨龙友的形象尤有特色。他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出面为阮大铖疏通复社文人，带人抓走李香君的假母，在马士英、阮大铖要逮捕侯方域时，又向侯方域通风报信；他趋从、奉迎马士英、阮大铖，在李香君骂筵中面临杀身之危时，又巧言救护李香君，诚如《桃花扇·媚座》批语所说：“作好作恶者，皆龙友也。”他多才多艺，八面玲珑，表现一副政治掮客的圆滑嘴脸和老于世故的复杂性格。

课外重点阅读片断：

《却奁》、《骂筵》、《馀韵》。

第八章：清代其他戏剧作家作品

第一节：李玉和《清忠谱》

李玉(16007～16807)，字玄玉，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出身卑微，好奇学古，精于曲律之学。崇祯末年，中乡试副榜。入清后，绝意仕进，专力从事戏曲创作。他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戏曲流派——苏州派代表作家，一生著有传奇三十二种，今存“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与《清忠谱》、《千忠戮》等二十馀种，另编定《北词广正谱》，是研究北曲曲律的重要著作。其剧作多取材于历史、当代时事，注重舞台演出效果，情节曲折，戏剧性强，文词雅俗共赏，颇见功力。

《清忠谱》全剧二十五折，是李玉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该剧是一部取材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时事剧，写东林党人周顺昌与专权乱政的宦官魏忠贤之流进行斗争。魏阉矫诏派校尉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出于义愤，组织请愿闹诏，从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民运动。全剧真实揭露了阉党魏忠贤之流的倒行逆施，歌颂了东林党人周顺昌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高尚气节，赞美了以颜佩韦为代表的苏州下层人民敢于伸张正义的壮烈义举。本剧描写市民运动，表现人民群众斗争的波澜壮阔场面，是前所未有的创造。

第二节：苏州派诸作家简介

跨越明清两代的苏州剧作家，除李玉外，还有朱素臣、朱佐朝、叶雉斐、毕魏、丘园等人。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大都是与舞台表演紧密联系的专门编剧的剧作家。他们在明末已经开始了编剧生涯，并有作品广泛演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入清以后仍然活跃在剧坛上，随着社会的变化，创作也发生了转变，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明清易代也影响到苏州作家群的创作，使他们由主要关心社会平凡生活的伦理问题，转向关注历史政治的风云，创作出了许多历史剧，参加进清初历史反思的社会思潮中来。

朱素臣有传奇19种，最著名的是《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朱佐朝字良卿，与朱素臣为兄弟，作传奇三十馀种，广为传唱的是《渔家乐》。丘园字屿雪，常熟人，作有传奇10种，最著称的是《虎囊弹》、《党人碑》。叶雉斐名时章，作传奇重10种，代表作是《琥珀匙》。毕魏字万后，作传奇8种，代表作是《三报恩》。他们大都是苏州府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通曲律，长期为供应戏班演出面编剧，时而合作。剧作的基本倾向、风格大体一致，最初多取材于“三言’和其他历史传说故事，反映市井间的社会伦理问题，劝惩意识较重，剧中出现许多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有市民、奴仆、妓女、渔家女等，旧的道德伦理观念较浓重，但也透露出平民百姓的愿望。他们编剧不是自遣自娱，而是为演出提供剧本，考虑到舞台演出的要求和效果，从而改变了以曲词为核心的戏曲观念，把戏剧结构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增强了戏剧性，曲词也趋向质朴，宾白的地位有所提高，丑角的宾白往往带有方言的特点。苏州剧作家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群体，一个戏剧文学的流派。

第三节：吴伟业、尤侗的戏曲创作

一、吴伟业

吴伟业的剧作有《秣陵春》传奇和《通天台》、《临春阁》杂剧。他曾为李玉的《北词广正谱》作序，序中说：“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哭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正是出于对戏曲的这种认识，作为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偶而作剧，他的三部戏曲都是借历史人物而随意生发，以发抒其胸中之抑郁牢骚。《临春阁》牵合南朝冼夫人和陈后主、张贵妃的故事，叙写冼夫人有武功，张丽华有文才，陈亡后张丽华自尽，冼夫人入山修道。剧情与史实不甚相合，写张丽华的故事也不同于一般诗人借以表兴亡之感，其中含有对女色亡国论不满的思考。《通天台》演梁朝沈炯亡国后流寓长安，郁郁寡欢。一日登汉武帝所筑通天台，上表陈述心事，醉卧中梦汉武帝爱其才，欲授以官。

沈炯力辞。《秣陵春》传奇情节更加奇幻，演南唐亡国后，徐适游金陵，和李后主宠妃黄保仪之侄女黄展娘，彼此在南唐宫中的遗物宝镜和玉杯中见到影子，从而相爱，后来在天堂由已登仙界的李后主、黄保仪牵合，结成连理。徐适返回世间，遭人诬陷被捕，经友人上奏朝廷为之辩冤，宋朝皇帝令当场作赋，特旨取为状元，与黄展娘再结为夫妇，最后以徐适夫妇参拜李后主庙，原宫中乐工曹善才弹唱李后主遗事结束全剧。此剧虚构徐适受李后主冥恩的故事，知情者自然能看出其中所寓吴伟业眷恋明末亡国皇帝的情结，抒发的是亡国之悲。然而，剧中又写到徐适受到宋朝皇帝的赏识，虽然力辞不受官，但还是表示“谢当今圣主宽洪量，把一个不伏气的书生降”。联系吴伟业曾被迫应荐出仕清朝的事情，也不难悟出其中又隐寓着他徘徊于旧恩与新遇、名节与功名之间的矛盾心理。剧中毕竟未写出徐适授官的情节，仍以不忘旧恩拜祭李后主作结，这也正表现出吴伟业一类文人在出处问题上的困惑和无奈。《秣陵春》受到当时文人的称赞，原因正在于此。吴伟业作诗是大手笔，剧中曲词，学元曲明传奇清丽一格，清新自然，而作剧却不当行，杂剧情节平板，传奇又失于冗杂，表现出案头化的倾向。

二、尤侗

尤侗(1618——1704)，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西堂老人，长洲(今苏州市)人，有《西堂全集》。明清间他曾五应乡试不中，顺治间以贡生授永平推官，不久又以惩罚旗丁罢官。事出偶然，他以文章受到顺治的称赏，再献上杂剧《读离骚》，也获得皇帝赞赏，遂有才子之名。他作有五部杂剧和一部传奇，都是在仕途遭困厄之际作成。

杂剧《读离骚》演屈原遭谗放逐的故事，《桃花源》演陶渊明辞官归田园隐居成仙的故事，《清平调》演李白奉诏赋诗中状元的故事，《吊琵琶》演王昭君和番、蔡文姬祭青冢的故事，《黑白卫》演聂隐娘的故事。除最后一种脱胎于唐人小说，其他四种都是借用历史上著名才人的故事传说，经过点染、牵合、改制，来抒写他个人仕途受挫、怀才不遇的悲愤、期望。《钧天乐》传奇则是基本出自虚构，上卷演书生沈白、杨云赴京应试，因科场有私弊，考官受贿徇情，皆下第，杨云身亡，沈白上书揭发科场私弊，被视为不敬，乱棍打出，愤懑而死。下卷演天界召试真才，沈白、杨云并中高科，赐宴，奏钧天乐，二人功名婚姻并得美满。全剧以主人公在人间、天上两种不同的遭遇，表现对现实中科举黑暗、文人受困的强烈不满。上卷宣泄抑郁不平之气，嬉笑怒骂，酣畅淋漓，而下卷写天界，随意编造，至于荒唐无稽，了无意趣。尤侗诗文均有相当造诣，又通晓音律，所作戏曲虽多有牵合失于无稽的地方，但大都发自痛切之情，也反映出当时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共同心声，所以也赢得了许多文坛名流的称赏。

第四节：唐英、蒋士铨、杨潮观

清中叶的戏剧创作已陷入衰退状态。虽然传奇的体制在向杂剧靠拢，开始多样化，愈加灵活自由，给剧作家驰骋才华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天地，但仍未能阻止这种低落下滑的趋势，传奇和杂剧的创作已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其原因除了剧本赖以上演的昆曲雅化甚至僵化而失去广大观众，使剧作成为纯粹的案头读物之外，也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专制日益强化大有关系，它使戏剧创作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一、唐英

唐英《古柏堂传奇》17种，多数是杂剧，5种属传奇，都没有触及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宣传忠孝节义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他的剧作语言通俗，情节生动，曲词不受旧格律的束缚。唐英自蓄昆曲家班，熟悉舞台演出，剧本常依据“乱弹”和民间传说改编，如从乱弹《张古董借妻》改编《天缘债》，从《勘双钉》、《孟津河》改编《双钉案》(又名《钓金龟》)，并吸取民间戏曲表演的特色，浅俗单纯，易于上演，他的《十字坡》、《面缸笑》、《梅龙镇》等，后来被改编成京剧《武松打店》、《打面缸》、《游龙戏凤》等在各地演出，这种情况，在清中期的戏剧家里为数不多。

二、蒋士铨

成就较大并值得注意的传奇作家是蒋士铨，他与袁枚、赵翼齐名，具有经世济民的抱负，通过戏曲创作，写民族英雄、志士仁人或社会习俗等，不肯落入才子佳人的俗套。现存剧作以《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最有名，而以《桂林霜》、《冬青树》、《临川梦》三种受人重视。《冬青树》取材于文天祥、谢枋得以身殉国的史料，表彰其抗元和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痛击卖国投降的留梦炎之流，具有凄怆沉痛的悲剧色彩。《桂林霜》以吴三桂谋叛，广西巡抚马雄镇不肯投降，与侍妾家人全部殉难，歌颂一门忠义气节，表现褒忠斥叛的道德观念。《临川梦》写汤显祖的主要生平事迹，它以“四梦”中的主要人物和为《还魂记》而死的娄江俞二娘穿插剧中，构思新颖奇特，以汤氏人品才华和壮志难酬寄寓本人的遭遇与愤懑，和杂剧《四弦秋》以白居易和琵琶女沦落天涯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一样。他的剧作“吐属清婉，自是诗人本色”。人物刻画细致，语言娴雅蕴藉，以诗歌的才情写作曲辞，优美而富有文采，有汤显祖的遗风。

三、杨潮观

杂剧作家以杨潮观《吟风阁杂剧》为代表。杨潮观（1712—1791）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他在四川邛州任知州时，于卓文君妆楼旧址筑吟风阁，遂以阁名作其杂剧的总名。共有32个短剧，每剧一折，每折之前有小序，说明作者意图，主题明确。剧本多以史传记载为素材，加以想象点染和褒贬美刺，寄托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想，其中部分创作有一定的揭露意义，如《汲长孺矫诏发仓》，写汲长孺奉命往河南救

济水灾，从权矫诏，持节发仓，救活数百万灾民，歌颂他关心民众疾苦的精神，其中可能包含作者捐俸拯救杞县灾民的生活内容。《寇莱公思亲罢宴》写寇准生日大摆宴席，老婢刘婆向其哭诉当年其母贫苦生活，靠针黹度日，寇准听后，罢宴自责，成功地表现出寇准的孝思和戒奢崇俭的思想，是脍炙人口的剧目。《东莱郡幕夜却金》表彰东汉杨震的清廉正直，《穷阮籍醉骂财神》借阮籍抒发胸中块垒，其他写魏征、雷海青、鲁仲连等的剧目，从不同角度反映作者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有济世之心。但他的目的在于宣传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为封建制度补罅弥漏，内容虽然广泛，却充满了讽谕劝惩和说教的意识，影响了创作的深度。《吟风阁杂剧》在体制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力求创新，大多数剧本构思新颖，故事简洁完整，宾白流畅，曲词爽朗生动，富有诗意，有一定成绩，缺点是舞台效果不佳，案头化的文人气息太重。

课外重点阅读片断：

《清忠谱·闹诏》

第九章：清代诗文

第一节：诗

一、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七年进士，官至福王朝礼部尚书。清兵攻破南京，他率福王朝文臣出降．仕清五个月，以弘光帝被害，引疾归。

钱谦益是清初诗坛领袖，他强调诗歌要有感而发，反对称格较律，摹拟因袭，提出了以真情实感、真知灼见为核心，性情、世运、学养并重的文学主张，兼采唐宋，广收博取，为确立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及《列朝诗集小传》等。

二、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今属江苏省)人。明祟祯四年进士，官至左庶子。曾从张溥游，参加复社。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不合，辞官乡居。入清后被强迫出仕．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和钱谦益并称。他的诗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尤以七言歌行著称，“梅村体”风行一代。其诗多寓身世之感，亦不乏揭露现实之作。有《梅村家藏稿》等。

三、王士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