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商业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商品流通的人，便是商人了。

“商人”这一名词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商朝说起。

商朝公元前1600年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北），公元前1300

年商王盘庚迁都至殷，所以又叫殷朝。因此商朝遗民就叫商人或者殷人。

武王伐纣，灭了商朝。至周成王时，管、蔡二叔（武王之弟）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周公东征，平叛后，将洛阳建为军事要塞，称为“成周”，“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殷朝遗民被周朝人叫为顽民，被集中到洛阳，经常被召集训话，不许乱说乱动，过着被监视的生活。他们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怎么过日子呢？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买卖这一行，周朝的贵族是不耻去做的，当时的庶民要种地，也不能做买卖，而商品买卖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久而久之，买卖商品的商业成为殷朝遗民的主要行业了。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这样，商人渐渐地就失去了“顽民”的贬义，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了。

我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思想之下，商业及商人一直是受到打压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农工商，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重农抑商”的传统，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商鞅变法推行了重农政策，重农思想开始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了秦始皇时期，"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

经济政策，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逐步采取打击政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限制商人扩大田地，并不准“衣丝绸”，商人地位受到限制。汉武帝刘彻时期，推行“算缗告缗”政策，商人地位进一步受到限制，重农抑商思想正式形成。

但是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商业因其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顺应的是时代需要，所以发挥着其掩不住的光芒：春秋时期，郑恒公带一部分周民迁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如富商弦高用12条牛犒劳偷袭郑国的秦军，使其不敢攻郑，上演了历史上富商救国的一幕。郑国地处交通要道，为齐楚秦晋争霸必夺之地，但郑人反而借战争转运各国商品，从中在经济上大获其利，使其国富民强，显示了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商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渐渐提高了，成为后来封建社会仕、农、工、商四民之一。战国末年，濮阳人吕不韦以重金贿赂华阳夫人，使异人被立为秦国太子后成为秦庄襄王。其子即为秦始皇赢政。吕不韦因而官至宰相，获利无数。

“工商业者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宋代的商人及其子弟可以入学读书，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还能做官。”“这一时期的商业也很发达，像安微、山西等地商人资本雄厚，形成商帮.以前士农工商这‘四民’中，商人排在最后。到明末，变成‘商贾大于农工’，列在‘士’之后，位置升到第二。清朝的雍正帝发现，山西人中最聪明能干的都去做商人，稍笨一点的去官府当差，中等以下的人才去读书应试”。

但是，在我国王权不断加强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商业从来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市场，商人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官民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即使历史发展到了清朝中期，进步的大思想家龚自珍还偏执于“重农桑，抑贾人”的观点，所以，就有了巴结高官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等。

旧中国的商业活动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线上，根本无法产生出商业的诚信制度来，于是，有毒大米、下脚油等等横行市场。人们也不断地咒骂商人不讲诚信，无商不奸，唯利是图。

新中国“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大肆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思想，不断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商人逐渐销声匿迹。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新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商业开始在神州大地复苏，很多人投入到经商的大潮中去。

那些最早下海经商的人，有一贫如洗的文盲农民、有城市工厂里的工人，有不甘“一杯茶、一张报”混日子知识分子、有敢于放弃优越地位的国家干部。由于政府鼓励经商办实业，三十年来，商人不仅在大陆复活了，而且队伍越来越庞大。出现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富起来的商人中，有的关注社会福利、资助慈善事业。有的进入政协当了委员、有的成了人大代表，开始跨越商海，关注起政坛的风云变幻，成为新时代的商人。

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百姓关注商人，不仅因为他们赚得的巨额财富，更因为他们获取财富的智慧和经营中带来的商业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商人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越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