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实际谈谈对民主制度的思考

结合实际谈谈对民主制度的思考

二战结束以来，“民主制度”是各国政府手中的一块金字招牌，两大国家集团均宣称自己是施行民主制度的民主国家，并攻击自己的对手为非民主国家。

1950年，中央情报局为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实施文化冷战，决定在柏林创立“文化自由大会”。在文化冷战前线的德国，当时中情局驻德工作站的行动人员达1400名。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央情报局为各国代表们提供秘密经费，用各种运输方式，甚至动用C－47军用运输机，运送几百名代表去柏林。大会以“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为议题。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凯斯特勒宣读了一份《自由宣言》。从此西方被称为“自由世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则是“极权专制”。从此四十年如一日的在全世界宣传自己是民主国家，是人类的灯塔与希望，对方是独裁统治，是邪恶政权。直至苏联由于自身的僵化轰然倒地，算是宣布了所谓民主的胜利，由此美国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自此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人类理论的实现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然而讽刺的是，同时在40年代、50年代，“民主”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面旗帜，也是“新民主主义”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的显著不同。建国前，国统区反蒋的主要旗帜，不是土改，而是国民党独裁，不民主。解放初有首歌，叫《解放区的天》，我们自定义为“民主政府爱人民”，还一首歌叫做《团结就是力量》，里面有“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就连1950年4月少先队歌，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最后一句歌词是：“战斗在民主阵营的最前线”。在国际上，以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自定义为“民主阵营”，有个世界青年民主联盟，1947年成立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每年搞联欢节。到80年代还在搞。

自从苏东剧变以后，欧美国家乘胜前进，自由世界灯塔的光芒终于能够不受铁幕的干扰而照到全世界，多个国家纷纷采用了先进的民主经验。然而好景不长，从古老非洲大陆的埃及，到欧洲边缘的乌克兰，从东亚的“民主典范”台湾到南亚的“和谐”泰国，曾经庆幸“转型”成功、移植了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如今动荡不安，广场政争到暴力冲突，一轮又一轮此起彼伏。而老牌“民主”国家诸如英美，则不得不通过严厉整肃广场“民主”运动来获得安宁——英国迅速审判街头运动参与者、美国暴力驱散华尔街上绝望的占领者。

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台湾，新建的民主政治框架都有相当一段时间，政党轮换也不止一届，各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理应在宪政的框架里按照民主程序来解决。当民众走上街头，采取暴力的非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时，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有问题，要么是许多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制度只是徒具民主外衣，在本质上并非民主制度。

这里有两个密切相关问题必须弄清楚，第一，西方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第二，引进西方民主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基本上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大多地方会水土不服而呈现病态，甚至某些国家或地区会因为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而陷入暴力冲突和国家分裂。

一、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民主

民主，是指一种能够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并付诸实践的社会机制。民主有不同形式，在当今世界，西方民主模式居于主流地位，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模仿的都是这种制度，通常，多党竞争、公民普选、

代议制政府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经典的民主理论都没有揭示出西方社会的本质以及民主的边界。

在公共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从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形式上接纳下层民众参与的政治机制。在这一政治模式中，以多数表决为形式的普遍选举成为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形式上看，权力在公共政治系统中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递。普通民众通过选票选出政治权力的代表，授权这些政治代表以政府的名义行使政治权力。在这个系统中，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建立在被选举、被授权的基础之上。

与公共领域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相反，在私人经济领域，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每一个自由经济体运转的基础性权力都是来自顶端的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而不是来自底层的雇员。是企业的雇主雇佣员工，而不是员工运用多数表决机制自下而上地选举雇主；是雇主的企业给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不是雇员的选举创造出雇主的企业；是雇主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支付劳动报酬，而不是雇员通过多数表决机制决定薪酬标准；所以，在每一个自由经济体，雇主或获得授权的经营者拥有原初的权力并处于权力的顶峰，权力从顶端通过管理部门层层传递到最底层。这跟公共政治领域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正好相反。

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日常的个人生活都是发生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市场中，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远比政府的公权力重要得多，对日常生活影响也大得多。所以，在整个西方社会中，私人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公共领域中的政府公权力。这种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在社会领域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民主。

二、西方民主输出不能承受之重

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民主的遭遇困境的最根本之点，在于没有明白西方的政治民主是一种高度空洞化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的稳定就在于它根本不解决任何利益攸关的实质性问题。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从而赋予了从西方引进的政治民主无法完成的任务，最终导致政治无序和社会分裂。

西方现代社会是随着自由市场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经济力量一直高于政治力量，资本凌驾于政府之上，所以，西方只有政治民主，而无社会民主。民主在西方社会只能局限在政治的范围，而政治的范围极为狭小。所谓把政府关进笼子，就是把民主政治关进笼子，这是西方民主政治可以稳定而持续的关键之所在。当政治脱离了经济，当政治很少直接牵涉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时，政治变得空洞化，政治选举和政治争辩也就自然变得简单和无关紧要，政治的运转也就变得非常平稳。这种政治的空洞化是西方民主的最大优势。当然，这种模式有另外的弊端。比如政府及其活动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角落，缺乏对资本的制约和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平衡，政府无法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长远的理性规划，政府与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少相干。西方政治内容的空洞化和在社会活动中的边缘化恰恰是西方政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根本原因。当政治变得空洞和无所谓，政治上的争斗也就不会你死我活，政治趋于稳定是符合逻辑的结果。

所以，西方民主的多党竞争、公民普选、代表制度、政治分权看起来庄严巍峨，但实质上，并不具有解决根本性经济利益冲突的功能。由于社会的高度市场化，大多数社会问题都通常都由市场的竞争法则去解决，而无需民主政治染指；西方民主也不能解决族裔冲突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建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