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方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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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方”方族研究

《伤寒论》、《金匮要略》合称《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床医学巨著,为后世医家倍加尊崇,赞其书为“方书之祖”,誉其方为“医方之祖”,一直是历代医家潜心学习的重要医学典籍。直至今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真古人所谓“历千载而不坠于地”。纵观中医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举凡名医大家,无不服膺仲景之学,精研仲景之书,善用仲景之方。

对《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的研究,历来是仲景学说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前贤名医,或发微探幽,以明方剂之理;或应用临床,以验方剂之效。自柯琴、徐大椿运用类方之法研究仲景方剂,打乱《伤寒论》原有以六经为纲的编次顺序,改为以方剂为中心的分类形式;从逐条解释原文,转向归纳分析方证药证之后,一大批以方类证的著作相继问世,形成了《伤寒论》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类方派”。例如,王旭高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的《伤寒论方解》,以及近年来出版的《新编伤寒论类方》、《伤寒论方证研究》、《伤寒论汤证新编》、《中医名方应用大全》、《中医类方辞典》等,均是采用类方的研究形式。目前对仲景方剂的研究也大多采用类方之法,但尚且无人应用方族的观念来研究仲景方剂,对仲景方族的研究尚无先例。

“方族”与“类方”不同,族有家族、宗族的意思。方族除了表明方剂得类别以外,还表达了方剂出现的时间先后。所以,“方族”较之“类方”更好,它充分体现出了仲景方剂的系统性、整体性、延续性。因此,应用方族的观念来研究仲景方剂,对仲景方剂进行系统的整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是此,为了更好地总结经方效验,窥见经方发展源流,发掘后世应用经方的临床经验,在借鉴前人对仲景方剂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以继承发扬仲景之学为己任,以指导临床应用为目的,不揣固陋,致力于仲景方族的编写工作。于今完成了这本《张仲景方方族》,倘若对广大中医工作者有所助益,是为大幸。

仲景方剂发展源流

方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们的祖先发现药物、使用药物治病,并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几种药物配合用于医疗时开始形成的。关于方剂书籍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当推《汉书·艺文志》,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是对方剂的最早解释,也是后世称汉以前方剂为“经方”的来源。

时至东汉,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成炳耀千古之巨著。是书继承并发展了汉以前汤液疗法的经验,是仲景以前几千年医学经验的结晶,是中医典籍中之最有价值者,古今中外历代医家无不盛赞这二部著作,如成无己说:“自古诸方,难可考评,唯仲景之方,最为医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最为枢要。”仲景之方“最为枢要”,这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渊源,是医方之祖,更主要的乃在于其理法方药的有效性,是十分可靠的临床经验。晋·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宋·孙奇等说:“仲景之书,尚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如神。”《四库书目提要》曰:“仲景之书,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

自此,后世医家本仲景之旨,师仲景之法,宗仲景之方,创制了众多传世名方,使方剂学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成熟。正如明·徐熔所说:“《金匮玉函要略》、《伤寒论》皆仲景祖神农、法伊尹、体箕子而作也。唐宋以来,如孙思邈、葛稚川、朱奉仪、王朝奉辈,其余名医虽多,皆不出仲景书。又汤液本草,于孙、葛、朱、王外,添王叔和、范汪、胡洽、钱仲阳、成无己、陈无择云,其议论方定,增减变易,千状万态,无有一豪不出于仲景者。洁古张元素、其子张璧、东垣李明之,皆祖张仲景汤液。”“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晋宋以来,号名医者,皆出于此。”及至

清代温病学家如叶天士、吴鞠通等,均是服膺仲景之学,精研仲景之书,善用仲景之方者。

由此观之,仲景之作承源启流,继往圣之学,开后世之法。穷源竞流,溯本逐末,对仲景方剂发展源流有一清晰的认识,一则,可明了方剂来源,通晓方剂变化,对方剂的组成结构、功效主治及药物的性能功用加深认识;二则,更好的指导临床处方用药,提高临床诊治水平;三则,可使我们深入了解方剂的发展历程;四则,从方剂的发展过程亦可得以窥见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更好的掌握中医理论精髓。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仲景方剂的发展源流作一整理阐述。

仲景方剂之源

1.仲景以前的中医药学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医学文献。

方剂之始,由来久矣。刘恕《通鉴外纪》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尝草木之滋味,曾一日而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罗泌《路史》则有:“黄帝初命巫彭与桐君共作处方。”的记载。这些记述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方剂是在发现药物、应用药物治病之后,由许多从事医疗实践的人们发明的。我们从《礼记》所说:“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长沙君亲授禁方与扁鹊”、“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及《五十二病方》来看,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煮成汤液用来治病了。

而从先秦至东汉时期,药学和临床医学都有了很快得发展。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已能灵活运用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该书所录30余个方剂中,几乎全为复方,且剂型多样,包括汤、丸、膏、散、醴、栓等。并载药物近百种,其中半数为《伤寒杂病论》所用。《神农本草经》则对战国以来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学知识作了全面总结。至于处方用药,在应用单味药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复方配伍理论。《内经》载方13首,而《五十二病方》则收录方剂280余首,大部分为复方,所治病种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100余种。从《汉书·艺文志》所列“经方十一家”来看,不仅有按病归类方剂的专著,而且有了方剂理论的专著《汤液经法》32卷。有研究表明,伊尹所撰《汤液经》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汤液经法》。

至此,因医经和医方的大量涌现而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文献,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这种历史背景为《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提供了成熟的时机和充分的条件,使仲景有古训可求,有众方可采。仲景汲取了前人的丰富经验,阅读了大量的医学文献,继承并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并凝聚了个人丰富的实践知识,才创作完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故其书中所载诸方,绝非仲景一人独创,其书中所载部分方剂,即为直接继承古人成果,如大黄黄连泻心汤,其组成与火齐汤(伊尹三黄汤)相同;青龙、白虎、真武等方名,则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与麻黄、桂枝、葛根等方命名原则不同;而炙甘草汤,其方后注:一名复脉汤,说明此方也是前人所创,因仲景收录而传世。故而仲景之方是博采众家之长而成。

2.《汤液经法》是仲景师承的主要典籍。

首先,根据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序》:“医之道源自歧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疚,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之说,及宋代林亿在《宋刻伤寒论序》中所言:“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我们有理由相信,《汤液经法》是仲景师承的主要典籍,与之构成直接之渊源关系。

再者,近年来发现敦煌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据考证此书可能是陶弘景所撰,抄写年代当在宋代以前。该书有关内容为仲景直接继承《汤液经法》提供了佐证。其曰:“陶弘景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表明该书为《汤液经法》之节略本。书中明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悯民疾苦,造福含灵。”而此书所录之方,如小青龙汤即《伤寒论》之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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