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十月革命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十月革命：历史方位、发

生根据、世界意义

余伟民

2013-1-24 10:02:17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其影响之深远，为世人所公认。然而，对这场革命的历史方位、发生根据和世界意义的认识与理解，至今仍歧见纷呈。本文试图通过对近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一点看法。

一、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与十月革命的方位

对十月革命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判断，所以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乃是确定十月革命历史方位的必要前提。

众所周知，20世纪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发生质的飞跃、世界范围爆发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即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这种认识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已使世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趋于成熟的判断。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的特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因此，作为“19世纪的秘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在到来[1]。后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观，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出现的垄断经济和帝国主义政治现象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达到极端的表现，并由此得出世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的信念，列宁在20世纪初为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作了不懈的努力。可见，从马克思到列宁，曾经形成了一种关于世界革命和时代(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逻辑，而这种理论逻辑在斯大林时期被“经典化”(包

括斯大林自己的引申和发挥，如“总危机论”)后，遂长期支配着人们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认识，并被用作解释20世纪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理论坐标。

然而，现实的历史运动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认识发展的，否则，势必在实践中被证伪。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拘泥于理论教条，那么，就不难发现，20世纪的历史并没有按照世界革命的逻辑发展。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社会继续沿着16世纪开始的、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前进。从宏观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大历史时代，其“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2]。如果说，16-17世纪西欧“走出中世纪”标志着现代化进程的开端，那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确立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在世界市场体系建立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表现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也暴露出内在的深刻矛盾。现在看来，19世纪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所表现的还只是不成熟的、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以殖民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为形式的世界性冲突也只是现代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尚在较初级阶段的反映。这种因现代社会的不成熟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而导致的冲突与危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到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人们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能力的提高，工业文明才进入了发达阶段，席卷全球的现代化高潮才最终形成。显然，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坐标着眼，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由局部形态的现代化过渡到全球形态的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矛盾曾经表现得十分尖锐，初级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曾经发生断裂和混乱，并导致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历史运动的大趋势和世界现代化的主旋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现代工业文明在对抗与冲突中进一步摆脱了前现代文明的羁绊，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现代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也更加凸现，经过多次重组和整合，一个统

一的世界市场终于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世界体系的建构也进入了高级层次，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完成着18世纪开始的创造“世界历史”的时代使命。

人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某种“误读”不应当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应当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理论逻辑时由于种种原因所受到的认识局限去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和社会形态更迭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对“大工业”和“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作过精辟的阐述。这些理论遗产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理解历史运动本质的思想武器。诚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趋向于一元的，而“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4]。作为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即全球工业化的基础上，并仍然通过“最先进的民族”的示范和带动，才可能实现。显然，这种“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在19世纪远未具备，即使在20世纪，虽然工业文明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仍处于曲折前进的中途。恩格斯在其晚年曾有过颇为深刻的自省，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分析“当前的事件”(同时代历史)时容易产生错误，其原因是人们难以掌握反映历史运动本质的“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由于经济因素不明确，人们往往夸大了政

治冲突的作用，并对历史进程作出误判。身处19世纪末的恩格斯还修正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看法，认为只是到19世纪中叶，现代大工业才刚刚在欧洲大陆得以“确立”，因此，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即使在欧洲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区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5]。应当说，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在“世界革命”的时间维度上突破了原来的理论逻辑，并因此而提出了工人运动需要改变斗争方式的观点。但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世界革命”理论逻辑，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坐标上，十月革命所处的时空点向我们显示的首先是20世纪初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同时也反映出与俄国相类似的外源性、后发型现代化运动在20世纪广泛兴起的历史潮流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十月革命在上述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功能，既是我们理解其历史意义的客观依据，也是我们把握其发生根据和历史必然性的客观前提。

二、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发生根据

十月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的俄国，就其客观内容而言，原本属于从1905

年开始的、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使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如果不考虑十月革命主导力量的阶级属性和选择取向，那么，这一革命阶段在功能上类似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雅各宾专政阶段，革命在其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最终以最激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俄国的现代化虽属外源性，但起步并不算晚，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已经拉开了“西方化”即现代化的序幕。然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步履蹒跚，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直至19世纪末仍未完成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