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十月革命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十月革命：历史方位、发
生根据、世界意义
余伟民
2013-1-24 10:02:17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其影响之深远，为世人所公认。

然而，对这场革命的历史方位、发生根据和世界意义的认识与理解，至今仍歧见纷呈。

本文试图通过对近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一点看法。

一、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与十月革命的方位
对十月革命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判断，所以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乃是确定十月革命历史方位的必要前提。

众所周知，20世纪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发生质的飞跃、世界范围爆发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即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

这种认识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已使世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趋于成熟的判断。

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的特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因此，作为“19世纪的秘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在到来[1]。

后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观，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出现的垄断经济和帝国主义政治现象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达到极端的表现，并由此得出世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结论。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的信念，列宁在20世纪初为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作了不懈的努力。

可见，从马克思到列宁，曾经形成了一种关于世界革命和时代(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逻辑，而这种理论逻辑在斯大林时期被“经典化”(包
括斯大林自己的引申和发挥，如“总危机论”)后，遂长期支配着人们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认识，并被用作解释20世纪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理论坐标。

然而，现实的历史运动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认识发展的，否则，势必在实践中被证伪。

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拘泥于理论教条，那么，就不难发现，20世纪的历史并没有按照世界革命的逻辑发展。

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社会继续沿着16世纪开始的、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前进。

从宏观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大历史时代，其“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2]。

如果说，16-17世纪西欧“走出中世纪”标志着现代化进程的开端，那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确立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

在世界市场体系建立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表现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也暴露出内在的深刻矛盾。

现在看来，19世纪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所表现的还只是不成熟的、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以殖民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为形式的世界性冲突也只是现代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尚在较初级阶段的反映。

这种因现代社会的不成熟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而导致的冲突与危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到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人们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能力的提高，工业文明才进入了发达阶段，席卷全球的现代化高潮才最终形成。

显然，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坐标着眼，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由局部形态的现代化过渡到全球形态的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矛盾曾经表现得十分尖锐，初级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曾经发生断裂和混乱，并导致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

但是，历史运动的大趋势和世界现代化的主旋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相反，现代工业文明在对抗与冲突中进一步摆脱了前现代文明的羁绊，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现代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也更加凸现，经过多次重组和整合，一个统
一的世界市场终于建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世界体系的建构也进入了高级层次，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完成着18世纪开始的创造“世界历史”的时代使命。

人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某种“误读”不应当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应当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理论逻辑时由于种种原因所受到的认识局限去理解。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和社会形态更迭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对“大工业”和“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作过精辟的阐述。

这些理论遗产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理解历史运动本质的思想武器。

诚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3]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趋向于一元的，而“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4]。

作为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即全球工业化的基础上，并仍然通过“最先进的民族”的示范和带动，才可能实现。

显然，这种“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在19世纪远未具备，即使在20世纪，虽然工业文明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仍处于曲折前进的中途。

恩格斯在其晚年曾有过颇为深刻的自省，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分析“当前的事件”(同时代历史)时容易产生错误，其原因是人们难以掌握反映历史运动本质的“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

由于经济因素不明确，人们往往夸大了政
治冲突的作用，并对历史进程作出误判。

身处19世纪末的恩格斯还修正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看法，认为只是到19世纪中叶，现代大工业才刚刚在欧洲大陆得以“确立”，因此，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即使在欧洲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区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5]。

应当说，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在“世界革命”的时间维度上突破了原来的理论逻辑，并因此而提出了工人运动需要改变斗争方式的观点。

但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世界革命”理论逻辑，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坐标上，十月革命所处的时空点向我们显示的首先是20世纪初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同时也反映出与俄国相类似的外源性、后发型现代化运动在20世纪广泛兴起的历史潮流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十月革命在上述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功能，既是我们理解其历史意义的客观依据，也是我们把握其发生根据和历史必然性的客观前提。

二、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发生根据
十月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的俄国，就其客观内容而言，原本属于从1905
年开始的、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使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如果不考虑十月革命主导力量的阶级属性和选择取向，那么，这一革命阶段在功能上类似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雅各宾专政阶段，革命在其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最终以最激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俄国的现代化虽属外源性，但起步并不算晚，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已经拉开了“西方化”即现代化的序幕。

然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步履蹒跚，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直至19世纪末仍未完成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
以至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传统因素仍占主导地位的半现代国家。

诚如列宁所说：“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

”[6]
导致俄国现代化进程失衡的基本因素是俄国社会内在的二元结构特性。

地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帝国，从来就是一个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二元化的社会，“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7]。

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条件既使得俄国能较早地获得西欧现代化潮流的影响，同时又造成了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束缚的困难。

这种二元结构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国家统治集团的两重性上：一方面，俄国是被具有改革倾向的统治者“拖向西方”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学习西方的目的仍在于巩固传统型的政治制度。

这样，俄国虽然引入了一些西方现代社会的体制因素(主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但政治制度并没有得到改造，而且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架构。

虽然俄国历史上曾有过推动现代化的“开明君主”，但从根本上说，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

由于历代沙皇顽固地拒绝现代社会的政治载体——议会民主制，拒绝君主立宪，从而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政治通道，也失去了议会机构对君主的辅佐和制衡，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体制的腐朽和统治集团的退化。

俄国末几代沙皇都具有昏昧与反动的特征，尼古拉二世尤为突出。

这个“冷漠和懦弱得近乎病态”的末代君主几乎丧失了对社会变动趋势的感应能力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听任其妻子和宫廷佞臣的摆布，充分暴露了已病入膏肓的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使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把一场政治革命推上了历史舞台。

与沙皇专制制度结合为一体的是俄罗斯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度。

1861年农奴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社的原始型结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村社土地所有制，在农奴获得“解放”的同时，村社对农民的“畜群式管理”功
能反而加强了。

1893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完全禁止农民退出村社，不允许农民的份地转为私有。

这样，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统治集团的顽固阻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占领农业领域，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矛盾及其导致的发展失衡成为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而农业危机和农民暴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频繁发生则预示着革命时期的到来。

俄罗斯帝国国家结构的特性及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是俄国现代化进程难以突破政治障碍并诱使内外矛盾交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俄国是一个经由周边殖民、逐步扩张而成的传统型殖民帝国，“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对它本身进行殖民的历史”[8]。

在帝国的形成和扩张过程中，既包含着开拓性殖民因素，也包含着侵略性殖民因素，两者的交错混淆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的界线，造成了专制体制与帝国体制的两位一体。

沙皇专制制度的存在与强化，不仅出于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帝国，将强制兼并的异民族区域维系在帝国版图之内，由此构成了政治体制与国家体制间的联动效应。

作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其固有的扩张特性又势必导致与其他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总是把俄国引向战争。

另一方面，俄国的统治者也总是把对外战争当做转移内部矛盾、消灭革命的工具。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与西方强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在争夺霸权中处于劣势，对外战争已不能成为稳定国内局势、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相反，每一次失败的战争都是加深社会危机、引爆革命的“雷管”。

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就是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揭开了俄国革命的帷幕。

革命的冲击曾迫使沙皇政府进行宪政和土地制度改革，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两位有为之臣——维特和斯托雷平先后主持了《宪法宣言》的起草和《土地私有化法令》的实施。

然而，沙皇的改革是虚伪的。

1906年维特被免职和1907年“六三政变”标志着宪政改革的夭折，选出的“国家杜马”形同虚设；土地改革虽然取得一定进展，斯
托雷平的“铁腕”确实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但是还未及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体系，这场改革就因其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而遭到来自下层农民和上层统治集团的反对，最后以斯托雷平的被刺身亡而告中止。

改革的失败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本质，它表明这个制度不仅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缺乏自行变革的内在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的继续推进乃是必然之势。

战争再次充当了革命的加速器。

沙皇政府出于外争霸权、内防革命的动机参与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随着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国内危机空前加剧，到1917年春，社会上的革命情绪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无需任何政党的组织，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妇女的“面包示威”犹如一颗火种，立即点燃了熊熊烈焰。

二月革命把“遍体血污的罗曼诺夫帝制”赶下了历史舞台，俄国的历史进程出现了重大转机。

然而，革命并未到此结束。

二月革命后俄国未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危机仍在持续。

其原因主要是：1.革命的自发性导致新政权的软弱和过渡性。

在革命中仓促上台的临时政府是在没有掌握实际力量的情况下，由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并接管政权的；而拥有群众的苏维埃机构则缺乏管理国家的自觉意识和必要准备，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这种局面为以后的政权变动提供了前提。

2.临时政府的政策取向违背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从而使自己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也使政权变动成为必要之举。

结束战争、给农民以土地、阻止经济崩溃(即“和平、土地、面包”)是决定当时人心向背的关键问题，也是检验各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基本尺度。

在这些问题上，临时政府及其合作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和麻木。

他们无力把俄国引出危机，并且在持续的混乱中进一步恶化了形势。

3.由于现代化的结构性缺陷，俄国尚未形成作为现代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社会矛盾表现为尖锐的两极对抗，如果“上层”失去
了民心，也就意味着它将被“下层”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中间形态的妥协和改良在俄国缺乏社会基础。

因此，二月革命后，左右当时俄国社会的是具有强烈革命情绪的“下层”群众，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继续把未完成的革命推向新的高峰。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1917年十月革命。

诚然，从革命发生的具体过程看，这是一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

但是，革命的客观根据并非由哪一个政党能够“制造”出来，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直接策划了革命转折，不如说是他们利用了这一转折”[9]。

当年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也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革命长期复杂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二月革命的继续[10]。

作为十月革命的目击者，约翰·里德在近距离观察中体会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工人、士兵和农民那种纯真而简单的愿望，并且据此来制定他们当前的纲领”，“他们实现了人民群众最下层的那种普遍而又单纯的愿望”[11]。

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是一场顺势而为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动员使已经存在的革命形势转化为革命的实际行动，并通过夺取政权完成了原本已在进行的政权变动。

三、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性质的转变
毋庸置疑，列宁主义对俄国革命进程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始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目标，这就是他在革命前夜提出的关于“世界革命”的条件已经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环境中成熟的论断。

根据这一论断，他从理论上制定了发动世界革命的大战略，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提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寻找“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取得革命胜利，然后引起连锁反应，推动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国首先胜利论”为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世界革命行列提供了理
论依据，从而也使俄国革命有可能被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

因此，当列宁获悉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时，他立即意识到世界革命的机遇已经来临。

在给党的国内领导人的《远方来信》中，他提醒说：“沙皇君主制度的失败同革命火焰的开始彼此有历史的联系”，作为政治家，要“善于在估计任何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特性，而且看到它更深远的底蕴，看到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更深远的相互关系”[13]。

正是把俄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列宁才充满信心地在远未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俄国发动一场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革命，即不间断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俄国革命的性质。

当然，十月革命性质的转变并不是单凭列宁的理论动机和主观意志就能决定的。

列宁导向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1.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列宁的战略方针；
2.革命群众认同并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选择取向。

所以，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后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的主要活动就是围绕着说服党和争取群众这两个关键环节展开的。

在前一个环节上，列宁通过着力阐述世界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论证把革命推向新阶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其特有的理论魅力和雄辩挫败了党内的反对势力，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使全党接受了他的《四月提纲》，由此确立了列宁主义的革命方针对党的革命活动的指导地位。

此举标志着“下一次革命的纲领已经被即将完成这次革命的党所接受”，因此被认为是俄国革命进程中“沙皇退位以后一个最重大的事件”[14]。

在后一个环节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十分灵活的革命策略，顺应着客观的革命形势和群众的愿望，针对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提出能为群众拥护的口号，努力把群众引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为夺取政权以及夺取政权后实现革命性质的转变奠定社会基础。

这方面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也不完全是自身策略正确所使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特殊的革命形势造成了群众的激进政治倾向，从而使布尔什维克的选择取向与群众的倾向达成了
契合。

尤其是，当临时政府推行反人民的政策，不能满足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时，人民群众自然会倾向比较激进的政治选择，于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决定了当时在俄国政治舞台上表演的各个政党的命运。

经过几轮筛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一个接一个地被群众所抛弃。

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日趋激进的革命情绪互相激励，最终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使俄国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人民群众在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认同了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确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在考察十月革命性质转变的诸因素时，还应当注意俄国传统社会结构对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作为前者，是指传统村社结构中土生土长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俄国下层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基础。

布尔什维克在策略上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政治资源，他们接过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以迎合大部分农民“复兴村社”的愿望，从而争取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取向的支持，使自己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得以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相反，原本作为农民政治代表的社会革命党却因与临时政府合流而失去了这种地位)。

作为后者，是指持续几年的世界大战在欧洲引发的普遍危机和政治动荡确实造成了一种“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氛围，这种形势的积聚既为列宁的理论判断提供了证明，也为列宁说服全党、布尔什维克宣传群众提供了依据——因为“世界革命”正在兴起，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推进既是必要的，也是有保证的——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当时所持的信念即植根于此。

此外，在“世界革命”理论逻辑中，原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民族自决权”口号可以被赋予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解放弱小民族、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创造前提的含义，从而为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上运用这个口号、争取少数民族地区认同革命性质的转变并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