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文化

晋商与文化

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内在因素与根本动力，而文化则是使人具有这种因素和获得这种动力的源泉与酵体。因此，对于经济、社会，特别是对于人来说，文化始终都是其维系生命、焕发活力、凸显效能与实现提升的精神母乳与道德基因,其作用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无法取代的。晋商的形成与崛起，实际上正是一个文化作用于人，并通过人的优化与提升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可认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晋商，更不会有晋商的兴旺与辉煌。

深厚的人文根基

文化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特别是文化在有的时候虽然看若似“水”、感若为“气”，但它的存在却是真实的，作用却是刚性的，功能却是独特的。山西之所以会出现“晋商”，从根本上去考量，从源头上去追索，则恰恰是由于文化的洇酿与驱动。或可认为，如果山西没有深厚而丰富的商业文化积淀，那就肯定不会有后世的商业繁荣和“晋商”的形成与崛起。

这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这更是由于规律而使然。任何一种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可以从文化上找到根据、理由、动力和原因的。晋商在山西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受儒家崇“义”、鄙“利”思想的影响，商人和商业历来不被重视，更鲜有为其营商绩业与代表人物立传的先例。司马迁的《史记》在写汉武帝以前的中国历史时，虽然场景宏大、人物众多，但涉及到商人的也仅仅只有十几位，且大都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几乎没有什么稍为铺陈的描写。但即使是这样，山西商人也还是不仅拔了头筹，而且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被尊为商业鼻祖的陶朱公——范蠡，和与陶朱公齐名的猗顿，其商务思想与商业成就便

都与山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前者虽不是山西人，但却是山西人的学生，他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商业思想和商务理论，就都是来自山西人辛文子的启蒙与教习。后者虽也原本不是山西人，但其作为大商人出现时，却是在山西安家落户并成就事业和创建商绩的。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山西，就没有作为中国商业的开山祖师与双子星座的范蠡和猗顿。

在范蠡和猗顿之后，司马迁还盛赞了同属于晋人的魏国大商人白圭和赵国大商人郭纵。此外，像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而名世的帝舜，在商业意识和财富认知上的创举；像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而励商的晋文公，在通商管理和营商导向上的突破；像作为改革家魏文侯之智囊的段干木，在商业政策和经营推介上的贡献等，就都既是晋商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根脉，同时又是华夏文明在其商业板块上的历史刻度。这说明，晋商所拥有的商业文化资源之富厚、商业文化根脉之久远、商业文化源流之丰沛，都是既列于全国之首，又居于古今之冠的。

根脉如此久远、内涵如此丰富、效能如此强烈、典范如此名世的山西商业文化，对晋商的涵养、渲濡和教习作用，乃是十分明显而突出的。当然，文化的这种浸润作用，除了采取外化与物化的形式之外，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情况下，它所采取的则是内化和潜化的形式，即作为一种风习、意识、观念和精神而一代一代地传承着和发展着。及至遇到适宜的环境、有利的条件和某种特殊的原因，这种积贮于内的风习、意识、观念和精神，便自会通过转化为当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而见诸于具体的实践与创造之中。

晋商的出现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转换和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凸显与应用的过程。在晋商中，不仅有许多商业理念和经营之道都与其文化祖源如出一辙，而且更有许多驰名的晋商其本身就是在文化上颇有建树的智者和儒者。如蒲州晋商王现所提出的“利以义制”；另一位蒲州晋商范世逵所主张的

“奇货可居”和“人弃我取、独辟蹊径”；清代前期一度堪称山西首富的平阳晋商亢氏所提出的“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又如，太原晋商后裔阎若璩，原本就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考据学家，而另一位太原晋商王惠的先祖，则是《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的作者王琼。再如，商名远播的静升王家、车辋常家、张原范家、北洸曹家、祁县渠家等，就都有多人既在考场上取得了功名，又在官场上博得了仕任，还在文场上出版了著作。像这种一门兼有商、官、儒，一人兼为学、仕、贾的现象，在晋商中那可真是极为普遍的。虽说500多年间次第致富的晋商何止成千上万，但其中却绝对没有出现过一个不关涉文化与教育的晋商家族。

在有的时候，一些晋商由于出身贫寒，乃致其初始创业者出现了教育缺失和文化欠有的现象，像祁县乔家生意的创始人乔贵发就是这样。但即使是像乔贵发这样以卖豆腐、豆芽开始走向致富之路的晋商，其在文化上虽有先天不足，但却同样不乏后天弥补、后代争锋的强烈文化期待与高度文化自觉。事实是，不仅乔贵发本人在经商实践中文化水平不断有所提升，写信、记账、打算盘都非常精到，而且他对于商业理念和经营方略也都相当精通。至于在其后代中，那就更有中举入仕乃至出洋任使的俊彦之才了。

当然，像太原清徐王家、榆次车辋常家，以及蒲州的王家（王现）和张家（张允龄）这样的晋商家族，其原本就是书香门第和诗礼传家的望族。

从以上论述和例举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西悠久而丰厚的商业文化对晋商形成与崛起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巨大影响，而且也能够明晰地感知晋商对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伦理与文化道德的高度崇仰、自觉接受和不断弘扬、发展与创新。这一文化泽延与文化反哺的过程与成效，恰恰正是晋商在其形成与崛起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精神引力与行为动力，同时也是晋商得以兴旺和发达的思想火炬与操作规程。

典型的以“文”促“商”

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导向与意识主宰，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虽说在春秋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热闹；在战国时期，有过儒、法、术、势、墨、道、名、刑各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在秦至西汉的文、景时期，黄老之学一度占据上风。但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2200多年以来儒家的思想文化便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据着主导与核心的地位。特别是经过历朝历代以国家形制和中央意识对儒学的弘扬与推广，加之近世以来孔子被尊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十大教育家之首，儒学更是声名大震、不胫而走，得到了尤为广泛的传播，它不仅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主体，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接受和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形象与精神象征。

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便极为强烈、巨大、深刻而广泛，而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崇“义”而轻“利”。

中国的商业文化，就是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形成和产生的。晋商文化自然也只能是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思想与精神的产物。这对于晋商文化来说，显然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制约，又是一种规范。但当这种制约和规范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晋商文化的时候，那则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规约制衡与道德拉动，从而本能地赋予了晋商文化以鲜明的儒学意蕴，即“义”与“利”的天然组合和因果契应。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现对构建晋商文化的贡献是殊大的。他提出的“利以义制”，不但实现了“利”与“义”的统一，而且也促成了“商”与“儒”的合璧。正是在这种“统一”与“合璧”中而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商与儒、利与义的内在逻辑原则和因果对应关系，即：商因义而由奸商变为儒商；利因义而由嗜利变为仁利。这样一来，一个由“义”——“商”——“利”三环一体所组成的晋商精神与商业经营的逻辑链条

和因果关系便构成了。这个逻辑链条和因果关系的确立，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体现，而且更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之韵与生命之弦。在晋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恃于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与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这个“儒”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