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个文艺美学典型

苏轼：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一

个典型

杨存昌

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是和谐，即追求主体与客体、理想与

现实、表现与再现、情与理、形与神、言与意的辩证统一。如果说秦

汉是这种和谐美学的奠基时期，魏晋六朝是和谐意识的自觉时期，那

么由唐至宋、元则是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成熟时期，明中

叶以降，和谐美学则逐渐走向裂解和新变。

生活于北宋中期的苏轼，思想上吞吐道、儒，出入佛、禅，心胸

旷达、博学多识，不仅在诗词、文赋、书画各艺术领域都留下传世之

作，而且在美学思想上也海纳百川、自成一家，可说是中国古典和谐

美学的一个典型。

一、儒、道、禅合流：苏轼和谐美学的思想基础

李泽厚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以对

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为特色的庄子哲学，以及并不否弃生命的中国佛学

——禅宗，加上屈骚传统，……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精神和灵魂。”[1]

我认为，从美学和艺术精神上看，屈骚传统体现为积极入世、发愤抒

情，其大旨近于儒家艺术追求。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

大体上可归结为儒、道、禅的相异互补，三者此消彼长、杂糅交织，

从不同方面给中华美学提供了滋养。儒家强调人与他人、人与集体、

人与社会的统一，强调理性、道德，以积极入世为人生和美学的理想，

在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前提下，高扬了集体人格。道家则注重人与自然、

与绝对无限之道的统一，注重感性、自由，以逍遥齐物、远害全生为

人生和美学追求，通过身与物化、泯灭人与外物的界限肯定个体的自

然生命价值。禅宗则把一切纳入内心，以内心包容万有，强调个体心

灵感受的唯一实在性，通过顿悟，消除人与自然、社会、集体、他人

的对立，消除真与善、美与丑的差别，只要求返观自性，自悟本心，

把理性与感性、自由与必然、无目的性与目的性通通纳入内向自省的

直觉静观。如果说儒与道所追求的是性质不同的外向和谐，禅宗则追求空灵、寂静的内在和谐，三者缺一不可，共同铸造了以和谐为特色又偏于表现、写意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系。

苏轼生活的时代，儒道禅三家合流，并融入士人的生活和艺术理想。学界不少人认为，苏轼以儒为主、兼容道、佛，我认为这在美学上与实不合。他少年时代即“龆龀好道”[2]，自述“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故汩没至今”[3]。尝读百家书，“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4]既入仕途，又对自己为“世味”所诱，而“汲汲强奔走”与仕途充满厌倦和自嘲[5]。后来党争中受到排挤，仕宦生活不得志和屡次遭贬，更使他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鸿雁踏雪泥”[6]的反思；对“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常鲜欢”[7]的感慨；对“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8]的悲叹；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9]、“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10]的鄙夷等等……使苏轼的许多作品表现出在人生空朦中全生避害，任性旷达，“逍遥齐物追庄周”[11]的美学色彩。因此，我曾撰文认为在审美和艺术理想上，苏轼似以道家为主导。[12]但东坡以道为主并非仅尊道家，也不说明作为其美学基础和前提的整个思想只继承了某家某派。王十朋曾赞扬苏轼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

[13]丰富的阅历和深沉的人生体验使他见出各派的异中之同，因而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江河虽殊，其至则同”[14]其弟苏辙著《老子新解》，“大旨主于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

[15]苏轼见此书，“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16]，感慨“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佛、老不为二”[17]。可见他对儒、释、道异中之同的体认。而广博的学识，又使苏轼洞悉各学派的区别与对立，在不同的领域有所偏爱。因而他对前代思想并非杂糅搬用，而是在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取舍，“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18]。不妨说，在审美观上倾向于道家，又在社会思想和文艺主张中把儒、释、道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苏轼包容宏富又独具特色、“自出己意”[19]的和谐美学思想，提供了哲学的和思想的条

件，最终使之成为对立互补型和谐美学的典型。

二、对立因素的辩证和谐：苏轼美学思想的内容和特征

思想上兼取诸家，使苏轼的美学文艺思想充满素朴的辩证法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倡“不能不为”的审美创造，而不排弃“有为而作”；强调表现主体的情感，又不忽略再现事物的“真态”；重视“物我两忘”的灵感兴会，又不抹煞经验积累和理性判断的作用；追求平淡自然，又反对无深厚审美内容的淡而无味；注重自然天成，又不否定人工的技巧等等。

（一）“不能不为”与“有为而作”——审美创造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之一，在于注重审美艺术创造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20]、功利性与非功利统一的性质，颇类于西方哲学家康德主张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少持苏轼美学以儒为主导的论者认为，在文艺创造动机方面，苏轼把直接的社会功用价值放在首位，其实不然。我们认为重视文艺的审美属性同时不忽视功利价值才是苏轼文艺观的全貌。

的确，苏轼曾经多次讲到过“有为而作”的意思，但需具体分析并与他的整体美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如《凫绎先生诗集叙》转述其父苏洵的话，主张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在《答乔舍人启》又说：“某闻……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苏轼这些言论，具有以下特点：

（1）多为转述别人语，如先君“语轼曰”，“某闻”等。（2）在宋代，文学艺术与史学、典学、政论、制策等虽已有明显的区别，但苏轼所用“文”的概念，显然还包含着史论等。他对“文”要求以“体用为本”，密切联系现实政治，主要指非艺术性的“文”。如：“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喻今，有意于济世之用，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21]，“（何去非）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

[22]，这里以“济世为本”，“有补于世”的尚用之作，显然指史论。对艺术性作品，苏轼也认为不可忽视其社会作用。如他本人说曾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