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历史

90年代之前

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是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的。19世纪末，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以后在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除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稍后一些，又拍摄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以及《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1924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的拍摄。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有关方面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黎民伟这个时期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拍的材料汇编为《勋业千秋》。在这个时期，苏联摄影师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棚，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一批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纪录片则有《芦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也给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像片。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人员，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

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像片。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

90年代以后

新纪录电影是1990年代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纪录片”（不包括通过国家电视台体制内运作，以栏目的形式存在，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视角的电视纪录片），是建立在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新运动。

新纪录电影运动开始是以“地下”、民间的形式和往国外电影节送展的方式推动，是通过VCD、DVD、酒吧放映等“自动、自由”的传播方式在民间广为开展的。

新纪录电影运动产生于1980年代末期，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兴起或者说它的萌发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的诞生。尤其片子的拍摄横跨了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同时吴文光的行为也暗示了这种独立制作人存在的可能。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这些新纪录片人的出现，似乎标志着一个“业余影像时代”的到来。和1990年代早期的“新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们用来创作的器材，除了雎安奇使用了16毫米摄影机和总共20分钟的过期黑白胶片，显得稍微“职业化”一点，其他人则是靠数码DV甚至超8家用摄像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而且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像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暂且不管这样做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新纪录片运动”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仿佛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全民健身运动似的“业余影像时代”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