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的几点思考

浅谈关于道德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与国际社会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地球村的发展，东西方文明、中外文化冲击，加之物质需求的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求、道德需要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现今社会道德问题突出，道德矛盾尖锐，人们价值观念碰撞，使道德建设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社会资源分配造成的道德问题

当前我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当前经济模式极大的刺激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功能的自由性，亦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本人入伍前有幸就读于国家某重点大学，每逢出行，校外的车站总是挤满着候车的人，公交进站后，人群又总是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场面混乱、吵杂。而在当地，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相较建国初期，我国的教育已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亦普遍大幅度提高，而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学生的年轻人，更是“优中选优”的一代人，其个人素质、道德水平理应有相应的水平，为何还会出现争抢车座的问题？

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学校处在武汉光谷环形路口的拐角处，路口分岔出六条大道，途径学校的公共汽车大约有8辆，在路口处分别驶向不同的道路。日常出行的在校学生，又是以家教等兼职工作为主的学生，如果错过一班车，他们将要花费15到20分钟的时间等待下一班车到来。而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还要面对如堵车等交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可能面临因迟到而造成的辞退问题。因而，在出行未得到保障与解决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拥挤。这些“拥挤者”并非不知道如此拥挤行为有悖于道德、有悖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拥挤者”也会产生犹豫、矛盾、心中的道德观念与实际行为的斗争，但其中亦存在着一种无奈。当一个经济学家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即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当社会资源不足时，无论道德水平高低，人人都会抢夺最有利于自己的资源。一个饥饿的人，当面对道德和面包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面包。说到底，高尚的道德是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上。

台湾在公共交通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例子，台湾的公共交通制度建设完善，人们礼貌谦让。而此前，台湾亦面临与上述案例同样的问题，且就发生在赫赫有名的台湾大学。而经过发展与整改的台湾，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海峡的这边，一线城市广州的公共交通建设，也是比较完善的，其公交线路配套完善、车上残疾人专座、语音播报系统、高低扶手等设施，很好地照顾到社会各界人士。其地铁系统方便高效，只需要少量工作人员即可维持正常运行，且与高铁、火车、汽车等公共运输系统结合在一起，拥挤抢座等现象鲜有发生。作为国内一线城市，广州以其完善的公共交通运输制度彰显着其包容力。

从台湾、广州两地的经验以及武汉正面临的问题可以看出，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合理利用对社会道德有着重大影响。由此及彼，贫富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地域黑”等现实问题造成的“道德问题”，如富人炫耀“施舍”、山区孩子接受教育与发展较好地区的浪费现象、地域人们相互辱骂攻击等，均可通过适当的税收、地区帮扶等政策调整社会资源分配而得到极大的缓解。

二、法制建设与道德

花园国家新加坡，以其优美的环境以及良好的国民素质而闻名于世，但其同时也是对国民行为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境内乱丢垃圾、在公众场所吸烟、不冲公共厕所等行为会被罚款数千元，嚼食口香糖则会被判处鞭刑，受刑者会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在这种严厉、高压的法制之下，新加坡人们言行谨慎，因而以良好的国民素质而闻名。

再看日本，在我们用舌尖丈量中国的时候，日本人用垃圾分类向世界展示着他们的国民道德。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匮乏，因而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对其具有重大意义。于此，日本人亦做得相当出色。日本每个家庭最少设有三种不同的垃圾回收箱，如瓶

罐、可燃、有害、厨余等。简单如一个烟盒，日本人亦会将其分成三部分丢弃:薄膜是塑料类，盒子是纸屑类，封圈是其他类。日本人扔垃圾还需要根据日子而定，每周不同的时间扔弃不同类型的垃圾，如果错过了日子，就会等下一个回收日进行丢弃。1994年广岛亚运会，日本观众离场后，看台上没有一片纸屑。日本垃圾分类的成功、民众道德的养成，除日常教育外，还得益于其法规，如果没有按要求将垃圾进行分类，或是没有做好如用胶带粘缠破碎玻璃等细节，都将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及相应的责任。久而久之，日本民众便养成了良好的分类习惯，具备了良好的社会道德水平。

反观我国，在1994年19年后的2013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后，观客们留下了大量垃圾，集处甚至看不到地面而难以落脚。150名清洁工，手持扫帚，在2辆清扫车和2辆运输车的配合下，拉网布阵，采取地毯式的方式，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扫除了5吨多的垃圾。垃圾里面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纸片、烟头到报纸、画页，从水果、面包到盒子、塑料袋。最令清洁工头疼的是斑斑点点的口香糖残迹，非要经过喷药、铲除、冲刷、清洗等好几个步骤，千辛万苦才能清除一滩，但地面上仍会留下梅花般的花白印痕。

同样是公共场所，同样是大型活动，一个地面干干净净，一个则遍地垃圾，巨大的反差，令人震惊，更令人深思。日本的体育场，并没有“保持整洁”的横幅、标语，也没有喇叭告诫，一切顺其自然，却没人扔下一片废纸；我们这边到处是警示、提醒，喇叭声声，五十步一废物箱，一百步一垃圾桶，不少人就是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两相比较，反映出巨大的道德落差。究其根源，既是公民个人道德水平的问题，又是社会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恶果。在我国，相当大一部分事情的处理准则依赖于公民心中的道德水平，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条例。而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又是主观的，在日常小事上的约束更是随意的、易变的。垃圾扔与不扔、怎么扔，并没有明确的、客观的准则，更没有人要求你怎么做好扔垃圾这件“小事”。在者，准则的缺失，致使群众对于做好这么一件小事的意义并不明确，缺乏褒贬奖惩，这件小事便更加的不起眼，道德建设、道德水平提高更无从谈起。法律是对人的行为准则的最低要求是看得见摸得着，而道德约束是一种高于法律的来自自我和他人内心的评价，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警告人们如何做是错的，做错的后果是什么，因而道德的约束效力相较于法律而言低得多。

三、家庭教育、旁人眼光和道德绑架与道德水平

街上，我们毫不费力地就可以找到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老人，在我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我注意到有这么一种现象:老人教导孩子用纸巾擦完鼻涕后，孩子揣着手纸四处张望，似乎是在找垃圾桶，而老人却教导孩子丢弃到地上。从一老一少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孩子的父母是有对孩子进行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的，但老人（孩子的爷爷奶奶）则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孩子最初接触到的家长们的行为，其实亦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在孩子父母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培养的前提下，下一代道德水平提高的道路，还是比较光明的。但在道德教育意识不强、甚至没有专门道德教育的家庭里，下一代的道德行为，恐怕就会与上一代、上上一代人一致无误。显然，在现今飞速发展的社会里，这种情况是极其落后的、不合理的。因而，家庭教育在道德水平上，占有着启蒙性的地位。

而另一种情况，我们作为有意识的个体，总是处于某一群体中，我们的个人行为，总是受到这个群体的的影响，同时也总是影响着这个群体其他个体的行为。而这种影响，在我们面临选择前，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身边的人都在乱扔垃圾，而我们却独自揣着像一个空饮料瓶这样的垃圾，旁人就会说我们这样“很笨”，甚至会“规劝”我们也随意扔弃垃圾。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作出抉择，因为对象只是一个小小的垃圾。又比如。我们在食堂、车站排队打饭、买票，如果身边人都争先恐后乱作一团，我们会怎么做？是否也“无奈之下”加入到拥挤的人群里面，做着有悖道德的事？如果人们都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排队等候，我们是否还会当这个不顾形象争抢的人？

所以，“旁人眼光”对个体的道德行为是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当“旁人眼光”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