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历史概述

春秋時期歷史概述
1.春秋時期的各國爭霸
西元前770 年，邵周平王放棄豐、鎬遷都洛陽起，到西元前476 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說的春秋時代。

春秋時代的諸侯國與西周時期的封國相同，“邦域”以外還有其勢力範圍。

《左傳》載，齊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責齊師侵到“風馬牛不相及”的邊遠地區時，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左傳》僖公四年），如此遼遠的地帶實非齊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

直到春秋戰國之後，齊人還自己說它的疆土“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方三百六十裏”（《管子·小匡》）而已。

在各諸侯國勢力範圍內的小國，除淪為奴隸主貴族的采邑外，多數降為附庸。

隨著殖民封國的推展，這種附庸，便逐漸淪亡，所以趙佑《溫故錄》說：“魯屬國之邦域者多矣，自向為莒入宿，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

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

這種滅亡人國的現象，非獨魯國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間滅國以千數，“名邑廢邑”（《管子·地圖》），必定星羅棋佈。

至於象衛國太子蒯聵，閑來無事，登城賞景，望見一處部族，問知是戎州，就說：“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傳》哀公十七年）。

這樣，不明不白被翦滅的又不知有多少。

所以周初號稱千八百國，到了春秋時代僅餘一百四十八國，其中比較大的只有齊、晉、楚、秦、
魯、曹、鄭、宋、衛、燕、陳、蔡、吳、越等十四國，最大者則為齊、晉、秦、楚四國。

2.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末年，關中地區因受戰爭和災荒的破壞以及當時階級矛盾的尖銳，東遷後的王室實力，大為削弱。

晉文侯和鄭武公幫助平王遷都洛邑，作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權。

鄭武公的兒子莊公繼續作為周室卿士時，竟然打起“以王命討不庭”（《左傳》隱公十年）的旗幟，聯合齊、魯，攻打宋、衛，制服陳、蔡，打敗北戎，獨攬了王室大權，所以平王欲立唬公為卿士加以牽制。

但是，鄭莊公卻因此埋怨平王，平王為了表示對鄭莊公的信任，便和鄭國交換太子為質，此即《左傳》所說的“周鄭交質”。

平王死，桓王將使虢公執政，剝奪鄭伯的權力，鄭伯不滿，派祭足帥師在夏季麥熟時“取溫（周地，今河南溫縣）之麥”，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陽）之禾”（均見《左傳》隱公三年）。

桓王終於罷了鄭伯，鄭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陳、蔡、衛三國之師伐鄭，結果被鄭國打敗，“射王中肩”（《左傳》桓公五年）。

這一仗不僅打敗了王師，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風掃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這時的周“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鄭玄詩譜·王城譜）。

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諸侯政績；而諸侯也須定期朝見天子“述職”，天
子重新宣佈一次諸侯的爵位，這是王權的重要標誌。

可是，這時的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記·王制》）的規定向王室述職納貢。

與此相反，倒是天子對諸侯聘問起來，據載“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至二十。

..天王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十四”。

周王室由於失去了進職貢納的收入，經濟上貧困到不得不向諸侯國去“求賻”（《左傳》隱公三年）、“求車”（《左傳》桓公十五年）、“求金”（《左傳》文公九年），所謂“天子不私求財”（《左傳》恒公十五年）的尊嚴也就無法顧及了。

3.列國爭雄的序幕
春秋初年，晉有內亂，楚國勢力尚未達到中原，洛邑以東地區的諸侯中以宋、衛、齊、魯、陳、蔡、鄭為最強。

鄭國除作周卿士、挾天子令諸侯外，還有著在春秋各諸侯國中比較發達的經濟、政治上的有利條件，因而列國爭雄的序幕首由鄭國拉開。

鄭與宋近，又是勢均力敵，鄭國在莊公時代採取了遠交齊、魯，近攻宋、衛的政策；宋也常常聯合衛、陳、蔡以敵鄭，但多為鄭國所敗。

鄭國在幾次勝利中聲威大振，齊、魯兩國聽從了它的指揮，宋國歸服之後不久，衛國也來講和，於是鄭莊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當各國畏服鄭國的時候，魯桓公十一年（西元前701 年）鄭莊公死去，發生內亂，鄭國因而中衰。

原來莊公的太子忽是鄧國女鄧曼所生，
莊公又娶宋國雍氏女雍姑，生一個兒子叫突，莊公死後，莊公太子忽即位，是為昭公。

雍氏在宋國貴族中很有勢力，於是把祭仲誘騙到宋國，逼他立公子突，否則就要殺死他，祭仲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從。

公子突回國即位，是為厲公，昭公逃往衛國。

厲公即位後，宋人逼討賄賂很急，宋鄭間的關係日趨惡劣，幾乎打了起來。

當時的魯國，從中調停不成，約與鄭國會盟於武父地方，聯兵伐宋。

第二年鄭國又聯合紀、魯兩國，與宋、齊、衛、燕四國開戰，結果四國聯軍大敗。

但是，宋國不服，又聯合了齊、蔡、衛、陳伐鄧，焚了鄭國的渠門，一直打進大街，又侵擾鄭國東郊，奪取了牛首（鄭郊，今河南許遠縣東北）地方，鄭國由於寡不敵眾，敗北。

在鄭國敗弱之際，內部又產主了矛盾。

鄭厲公是祭仲擁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厲公對此不滿，準備派祭仲的女婿雍糾在郊區設宴時殺死他。

雍糾不知怎麼把消息透漏給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問她母親說：“父與夫孰親？”其母回答說：“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傳》桓公十五年）雍姬聽了這話，便把雍糾的陰謀暗示其父，於是祭仲把雍糾殺了。

鄭厲公見事機已泄，逃往蔡國，昭公回國複位。

先前被鄭國所滅的許國，也乘機複了國。

不久，厲公又引動鄭國南郊的櫟邑（今河南禹縣）人民殺其守將檀伯而占其地，與鄭昭公政權相對立。

莊公十四年（西元前680 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鄭厲公複位時，齊桓公已經上臺六年，形勢大變，加之內亂一直困擾鄭國，使他無暇外顧，鄭莊
公所開創的有利形勢，終也失掉。

4.管仲治齊與齊桓公稱霸
齊在今之山東省，先以營丘（今山東昌東東南）為都，幾世後，遷都至臨淄（今山東臨淄），地處黃河下游。

齊於周武王時受封後，太公因“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漢書·地理志下》），也就是說“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史記·齊大公世家》）。

齊地雖然位於中原邊陲，由於東邊東萊，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東北臨渤海，有魚鹽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齊在諸侯國中已最強大。

西元前685 年，齊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齊，使齊國的社會、經濟更有飛速的發展。

管仲（？—西元前645 年），名夷吾，字仲，或稱敬仲，齊穎上人，桓公稱他為仲父。

其先與召忽輔佐公子糾，糾敗，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鮑叔推薦給齊桓公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臨著齊襄公遺留下來的殘局，管仲在內政上首先提出了“三其國而伍其鄙”（《國語·齊語》），即“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國語·齊語》韋昭注）的制度。

其內容為“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十五個士鄉又分為三部分，這叫“參其國”；把原來的“鄙”劃分為五個屬，叫做“伍其鄙”；“鄉”和“屬”的下麵又各有四個等級，都分別設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國語·齊
語》）。

所謂“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農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區，不能隨便遷徙流動。

所謂“成民之事”，就是士、農、工、商“四民者勿使雜處”，“使（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因為這樣才能使公社農民各有所務，“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數，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才能使他們的子孫“恒為士“、“恒為工”、“恒為商“、“恒為農”。

管仲就這樣發揮了他的“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以上均見《國語·齊語》）的原則，糾正了由於社會變動而帶來的四民流動雜處，重新固定生產活動以保證社會生產的發展，使公社繼續成為一種基層組織，加強對公社農民的控制。

在這個基礎上，管仲又採取了“作內政而寄軍令”的措施，即把十五個士鄉內每五個士鄉為一帥，有一萬人，由齊君率五鄉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

同時，把“軌”、“裏”、“連“、“鄉”的政治組織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軍事組織形式統一起來，加強了國家對常備軍的控制。

在這種軍政合一的形式內，“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處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繼續著，即“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

因為利害福禍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在這樣的組織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

是故卒伍整於裏，軍旅整於郊”。

管仲利用公社殘留的血緣宗族關係的力量，實現建設一支能“方行於天下”、“莫之能禦”（以上均見《國語·齊語》）
的武裝力量，為後來的爭霸戰爭做了準備。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齊桓公“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所謂“修舊法”，是整飾舊制度的意思，“業”，韋昭注雲：“猶創也”，頗是，指注入符合新時代的新內容。

這樣，管仲就為自己能夠在較大輻度內突破舊制度的束縛，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論根據。

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國語·齊語》），六柄就是“生、殺、貧、富、貴、賤”（《國語·齊語》韋昭注）。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當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選擇的。

所以他“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

“柄”，是後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權觀念。

“六柄”，約而言之，就是賞罰“二柄”，即生、富、貴是賞；殺、貧、賤是罰，《韓非子》中就有《二柄篇》。

“六柄”的加強，也就是君權的強化，開始了國君集權的序幕。

管仲如何擇舊法而慎用六柄，《史記》、《國語·齊語》沒有記載，但薑齊曾轉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說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稗輔先君，而成霸法”（《國語·晉語四》）。

由此可見，管仲雖尚不可能制定或公佈“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當是管仲“嚴刑”的結果。

如果承認“嚴刑”自管仲起，所謂“法家”也當自管仲見其端倪。

管仲還規定，國中有“慈孝於父母，聰慧（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國語·齊語》），由鄉長推薦，試用為
官。

試用稱職的，正式委任為吏。

任官稱職的，要經過君主當面審核，才能令他協助上卿治理政事。

這就是“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語·齊語》韋昭注）的選拔人才的三選制。

這種三選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過去的世卿世祿制，為下層士民進入仕途開創了條件。

在經濟方面，當時的井田制度雖然沒有解體，還實行著“井田疇均”的生產方式，但已採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見《國語·齊語》）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質好壞而徵收賦稅。

這是促使生產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

對於工商業，管仲在“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的同時，還規定“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齊語》），把全國的山林河澤統一管理起來，這樣就幾乎把所有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國家手中。

他還主張“輕重魚鹽之利，以瞻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檄山海之業”（《史記·平准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輕重魚鹽之利”和“徼山海之業”是否就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現在雖無可征信的材料，但從《管子》書中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耳”的“山海”就是鐵和鹽看來（《管子·海王》），當時可能已經有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

此外，他又設輕重九府，採取鑄造貨幣、調劑物價、免除關市之征等措施，使齊國積蓄了雄厚的經濟力量，具備了爭霸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春秋初年，各國的對外政治，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關係：一是華夏對
夷狄，二是諸侯對周天子，三是諸侯對諸侯。

齊桓公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後，便積極開展對外活動。

他首先拉攏宋、魯兩國，接著把鄭國也爭取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

這時，戎狄勢力很盛，對華夏族的一些小國有極大的威脅。

魯閔西元年（西元前661 年），狄伐邢（今河北邢臺），前660 年，狄又破衛（今河南淇縣），衛人連夜棄城而逃，逃過黃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

桓公把他們和共邑（今河南輝縣）、滕邑的人集中在衛國曹邑（今河南滑縣西南），總共只有五千人。

齊於是出兵救邢存衛，遷邢於夷儀（今山東聊城），遷衛於楚丘（今河南滑縣），這就是《左傳》閔公二年所說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在狄人伐邢的戰爭爆發時，管仲極力諫言，明辯華夷，促齊出兵相救，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詩》雲：‘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

”（《左傳》閔西元年）。

在古代，各族之間的鬥爭是一種存亡的大事，而當時華夏族內的利害衝突，減弱了其對戎狄的抵抗力量。

面對這種危機，管仲提出了“同惡相恤”和“諸夏親昵“的號召，使齊國聯合了華夏各國，擊退了戎狄的進攻，把一些小國從戎狄的蹂躪下拯救出來，從而提高了齊國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國，從考古資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漢平原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東到安徽中部，南達湖南的資興、郴縣一帶。

其國都初在丹陽（今河南淅川縣），1978 年到1979 年在淅川縣丹水下寺發現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國貴族墓葬。

在下寺東北不遠處有一座長九百
米、寬四百米的古城龍城，可能就是楚國的初期都城丹陽。

楚文王元年（西元前689 年）遷都到郢（今湖北江陵縣紀南城），其古城遺址比丹陽龍城規模宏大，東西長九裏，南北寬七裏，面積達四十八平方裏。

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養生息近四百年，積蓄了雄厚的力量。

楚國西部的群蠻、百濮、盧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鳩、舒庸等也都先後為楚所滅。

比較強大的徐（在今安徽泗縣）也服屬了楚。

周朝封於漢水以北的“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所以，周平王東遷後就於申、呂、許佈防，以阻楚國北侵。

但是，楚文王時，楚滅了申、息、鄧諸國，攻入曹國，伐黃和鄭，其勢力逐漸向黃河流域擴展。

這時，由於齊國開始強大，所以一向臣屬於楚的江、黃等小國轉向於齊。

楚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於是連年伐鄭，以此對齊施加壓力。

魯僖公四年（西元前656 年），齊桓公率齊、朱、陳、衛、許、曹、魯等國軍隊攻伐追隨於楚國的蔡國，蔡潰敗，齊於是伐楚。

當時楚也很強，而且不肯向齊示弱。

最後，雙方結盟於召陵（今河南邱城）。

齊國這次雖然未能把楚國壓服，但是還是暫時擋住了楚國北進的勢頭。

齊桓公在召陵與楚結盟後，事實上楚國承認了齊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齊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後，為了鞏固這一勝利，魯僖公九年（西元前651 年）在葵丘（在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召集魯、宋、衛、鄭、曹等國開會，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參加，賞賜祭肉給桓公，並且附帶一個命令說：“以
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而管仲卻跟著說：“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均見《國語·齊語》）。

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就是據禮而有的，如果齊桓公不尊守禮的規定，使天子不尊，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禮，那麼桓公的地位也就難保了。

無怪桓公聞管仲之言而懼，結果還是下拜接受祭肉。

桓公尊王，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

所以《國語·齊語》說：“諸侯稱順”。

通過這次盟會，齊桓公遂成為中原霸主。

霸者，亦作伯，《一切經音義》卷二引賈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

”
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之際，霸者之出，則是一件大事。

但是，霸者的本義卻不僅止於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國。

齊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於維護過去的邦國制度，也即為了防止諸侯國內部矛盾和危機的發生。

魯僖公三年（西元前657 年）陽穀之會時，《公羊傳》僖公三年記載桓公之言曰：“無障穀，無貯粟，無易樹子（《穀梁傳》僖公九年傳，範注雲：“樹子，嫡子。

”），無以妾為妻”，障穀或以鄰國為壑，或斷鄰國的水源，貯粟，則不通有無最易危害邦國的安全和存亡。

那時國小，一水可能流過數國，上游國家障穀，下游國家便要斷絕水源；反之，上游國家便要積水，都足以影響生產。

《戰國策·東周》的“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便是障穀的具體說明。

由於國小，一有饑荒則非求助於鄰國不可，鄰國不救，便會有舉國無炊的危險。

齊桓公為了維繫邦國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無障穀，
無貯粟”，因為這是關係到民生的基本要政。

至於廢嫡立妾都與西周邦國禮法不合，這是內亂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

所以六年後的葵丘之會，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時，又重複“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均見《穀梁傳》僖公九年）。

三百年後，孟子述“五霸，桓公為盛”（《孟子·告子下》）時，條舉葵丘之盟的五項命令，與《公羊》、《穀梁》皆合，這才是齊桓霸政精神之所在。

所以，桓公身死，齊侵魯，魯使展喜犒師，答以不恐之故也說：“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桓公糾合諸侯是要繼承和發揮諸侯子孫“世世無相害”的傳統。

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於東周以後天子衰弱，這個禁令也只有由諸侯來“壹明”了。

《左傳》襄公十一年範宣子主盟時所說的：“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繼承了霸政精神，承襲齊桓而來。

管仲相桓公後，以其本身的才智，應當時的客觀條件，以“尊王攘夷”的口號，把黃河中游的諸侯國聯合起來，北禦戎狄，南制強楚，扭轉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機形勢，保衛了比較進步的中原文化。

所以，孔子曾讚揚管仲的功績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

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視社會現實，“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開始了國君的集權和權威的提高以及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不僅對當
時齊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後的歷史中也有深遠的影響。

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制，他所採取的“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的原則，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強，經濟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

管仲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傾向雖受時代的限制，但不失為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為、有見識的政治家。

5.宋襄公圖霸未成
齊桓公無嫡子，西元前643 年立內寵鄭姬子公子昭為太子。

但桓公死後，衛國女長衛姬與易牙、閹人貂勾結宮中權勢作亂，立公子無虧為君，太子昭逃往宋國，齊霸遂衰。

宋襄公於魯僖公十八年（西元前642 年）聯合曹、衛、邾伐齊，送太子昭回國即位，是為齊孝公。

戰勝齊國後，宋襄公以為自己強大，想借齊、楚威勢稱霸中原，於魯僖公二十一年（西元前639 年）把齊孝公召來同他一起與楚國的鹿上（今安徽阜陽市南，或說在今山東巨野縣西南）結盟，楚國假意允許了他，暗裏卻布了天羅地網。

到了這年秋天再會，宋襄公自矜信義，不帶兵赴會、楚、鄭、陳、蔡、許、曹等國諸侯約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縣），楚國乘機拘捕了他，並且起兵伐宋。

公子目夷從會上逃回，力抵楚軍，堅決不降。

楚見捉一國君並無用處，遂把宋襄公送給魯國，魯僖公乘機出面說情，放他歸國。

本想趁齊國內亂奪取霸主的宋襄公，結果落得個如此下場。

宋襄公並未從此吸取教訓。

當時楚強，鄭國朝楚，為此，宋襄公在西元前638 年伐鄭。

楚救鄭，與宋軍戰於泓水（今河南柘城縣北）。

當時宋軍已經列好陣勢，楚軍正在渡河，司馬子魚（即公子目夷）對宋襄公說：“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渡河未畢）也，請擊之”，他不同意。

楚軍渡河以後，還沒有擺好陣勢時，子魚讓他乘機發動進攻，他還是不同意。

一直等到楚軍準備好了之後，宋襄公才下令出擊，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傷，國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卻說什麼：“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泓水之戰，宋國損失慘重，國勢從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傷而死。

宋襄公的霸業，由於他泥守“古道”，實行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失去良機而致敗，成了一個歷史上的笑柄。

6.晉文公的霸業
宋襄公圖霸失敗之後，楚國的勢力正在骎骎北上，北狄也因宋襄公伐齊而救之，並與齊國在邢結盟。

楚國北上與北狄南下的形勢比齊國初年還要險惡。

這時齊國既不能再興，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業自然就為晉國所承擔了。

晉國受封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叔虞，都於唐（今山西翼城縣境）。

叔虞子燮父時遷都今之太原晉水之旁，改國號曰晉（詳見《國語·晉語》、《史記·晉世家》），就是後來的晉國。

它的疆域居今晉南和汾、澮流
域一帶，表裏山河，“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渠”（《國語·晉語二》），“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左傳》昭公十五年），四面都是戎狄小國，雖然地大勢固，但影響了它與中原的交往。

到了西周末年，晉國開始強盛，晉文侯曾與鄭武公共同輔平王東遷。

西元前745 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師於曲沃，建立了一個強宗。

此後的晉國，實際分裂為二。

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間，內亂一直沒有停息，到西元前679 年，曲沃武公滅晉而自立，買取周王的冊封，終於取代大宗列為正式諸侯，結束了長期的分裂局面而統一起來。

晉武公死，其子佹諸繼位，是為獻公。

他由於參與過其父攻滅大宗的鬥爭，頗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採用大夫士■的計策離間桓、莊之族，使他們自相殘殺，從此晉國內部消除了威脅君位的力量，專力向外擴張領土。

魯閔西元年（西元前661 年），晉獻公始作二軍，起兵滅掉耿（在今山西河津縣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縣）和魏（在今山西芮城縣）三國，把耿、魏賜給了趙夙和畢萬，這就伏下了後來三家分晉的根苗。

次年，命太子申生進攻狄人東山皋落氏（今山東曲沃東）。

魯僖公二年（西元前658 年）命裏克、荀息率軍進攻虢國。

於是，晉國西到黃河與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門峽一帶扼有桃林塞險關，南到晉豫交界地，東達太行山麓。

成了北方的大國，開始參與中原諸侯的會盟。

獻公滅掉群宗後，晉國的力量一時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軍經武，兼弱攻昧，已經積累了向外爭霸的潛能。

可惜他晚年沈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廢嫡立庶，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