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电影中的哥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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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电影中的哥特传统
邓彦
内容提要 在欧美国家，电影这门新兴的艺术在诞生之初便和一种古老的文化——哥特，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从单枪匹马的爱迪生时期，及至百年后的今天，欧美电影不断地从哥特文化中汲取着养分，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关键词 哥特恐惧壮美黑色清教主义

一、概述哥特

哥特这个词在如今越来越流行，尤其在欧美国家，每年定期会举办以哥特为主题的艺术集会和爱好者聚会，一般能引起黑色、苍白、神秘、阴郁等等感觉的事物场景我们都会蹦出哥特这个词语。其实哥特最初是条顿民族中一个部落的名称。原居住在北欧的条顿民族，尚武而愚昧，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事迹也使得哥特部落与“野蛮”、“凶狠”、“嗜杀成性”联系在一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一千多年之后，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将“哥特”用于称呼他们不喜欢的一种中世纪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在12-16世纪盛行于欧洲，主要用于建造教堂和城堡。巴黎圣母院和圣保罗大教堂堪称代表性的建筑，其特点是高耸的尖顶、厚重的石壁、狭窄的窗户、染色的玻璃、幽暗的内部、阴森的地道甚至或者是地下藏尸所等等。在崇尚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家眼里，这种分割代表着落后、野蛮和黑暗，正好和远古的哥特部落的特性不谋而合。这样，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下，哥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种含义。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大地席卷浪漫主义风暴，浪漫主义的先驱十分接受本是贬义的哥特文化，在他们看来哥特式建筑是对作为理性时代代表的古典建筑的对抗。因而复兴的哥特式建筑在19世纪十分流行，不仅仅是建筑方面，这一时期的一批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也被形容为“哥特小说”，并且逐渐形成了哥特文学这样一个流派。哥特文学的主题通常是讨论一种极端的感情及一些黑色话题，并且背景通常是古堡、废墟、修道院、荒野等哥特式的场景，情节上恐怖刺激，凶杀、暴力、复仇等为常见元素，并且常常有鬼怪神灵(著名的吸血鬼、狼人等就是哥特文学的主创对象)或者其它超自然现象出现。《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对其特点有一个精辟的概括：“它成功的手段是借助于峭壁和深渊，折磨与恐怖，巫术，恋尸癖以及心神不定。它沉浸于尸魂出没、突然死亡、地牢、梦境、妖术、幻觉和预言之中。”[1]哥特文学作品中常常笼罩着神秘、阴森恐怖的气氛，充满悬念，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

从十

八世纪以来，哥特经过了一个由形到神
的发展阶段，不仅仅在文学上，许多一流的诗人作家(英国的司各特、拜伦、雪莱、狄更斯、勃朗蒂姐妹、康纳德、福斯特和美国的布朗、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霍桑、马克吐温、詹姆斯、福克纳、奥康纳、莫里森等)都要么直接创作过脍炙人口的哥特故事，要么把哥特小说的手法大量运用于创作之中，使哥特文学从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进入中心和发展的主流，从而在英美文学中逐渐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哥特传统。在音乐、设计等诸多艺术领域，哥特文化也有着纷呈多样的表现，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上演近代哥特运动，最大的体现是在音乐上展现哥特精神，哥特音乐以表现人性的阴郁、空虚为主题，并且对死亡亦有着浓烈的兴趣，缓慢、悲伤甚至是恐怖都是其音乐的特色。这样的音乐也引起了全球很多乐迷的追捧。



二、哥特在电影中的呈现



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自然不会忽视哥特文化的影响力，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欧美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哥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早在爱迪生时期，他便将哥特元素引用到电影中，1910年，他第一次把哥特小说中的经典形象——吸血鬼“德拉库拉”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德拉库拉》是爱尔兰作家斯托克的成名之作，在影史上也是被反复拍摄，1922年德国茂瑙以此为原型创作了《诺斯费杜拉》，影片刚一上映便取得巨大成功，传到大洋彼岸的好莱坞，1931年美国导演勃朗宁创作了第一部赋予哥特气息的有声影片《吸血狂魔》。上映后同样轰动不已。1958年在德库拉小说诞生的英国，特雷西？菲舍尔拍摄了《德库拉的噩梦》，该片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吸血鬼形象，从这部影片开始，吸血鬼开始拥有又长又尖的獠牙，一张大开嘴便会可怖地露出来，主演克里斯托佛？李还赋予吸血鬼不同以往的气质，高大英俊，举止威严，神情兼具贵族的优雅和邪恶的兽性，这也称为后来者模仿的样板，此片也奠定了至今为止哥特风格电影中吸血鬼形象的标准模式。而在1979年，新德国电影四杰之一的赫尔措格翻拍的茂瑙的吸血鬼开山作《吸血鬼诺斯费拉杜》在50年取得了不亚于前辈的成功，他也成功地将哥特文化中吸血鬼形象推向一个顶峰。

当然，欧美电影中的哥特传统并不只是体现在吸血鬼的塑造上，非常态的人(物)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早在1919年，《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现在看来，如何评价这部电影的史诗地位都是不为过的，恐怖电影、表现主义电影的先河等等，但是我们会很轻易地看到哥特气息如何在影片中体现，

影片发生的场景是哥特文化中常有的城堡、修道院、神秘的处所，情节离奇充满
恐怖悬念，人物是具有孤独怪癖的非常态人和惊慌迷惘的受害者，这些都深得哥特文化的精髓。而诸如卡里加里这样这种表现变态人、变态心理的影片在其后的影史上也是层出不穷，1931年詹姆斯惠尔创作改编自哥特小说代表作雪莱夫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又开这种“怪人”影片的先河，弗兰肯斯坦也是电影中拍摄较多的人物原型，1935年有《弗兰肯斯坦的新娘》，1957年英国也拍摄了《弗兰肯斯坦的诅咒》。提及变态人题材的电影，不能不说的是60年代，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实际上希区柯克电影中的近乎荒诞的灰暗色调，也是由于他在同一时期承袭了文学大师霍夫曼、爱伦·坡和卡夫卡的哥特传统。

巫术、魔幻、鬼怪题材同样在哥特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在电影中也有这经久不衰的魅力，1921年弗里茨朗格(德国)的《疲倦的死神》首开先河。影片中死神的造型哥特气息十足，主题也是哥特传统的爱与死的交结，而在1982年，英格玛·伯格曼在其著名的影片《第七封印》中延续了这个哥特死神形象，并加以了强化，高耸的死神院落围墙、哥特式拱门、漫长的阶梯等等。1973年，威廉弗莱德金的《驱魔人》是这种题材的经典，它也激发了一系列妖术和魔怪电影，如《凶兆》系列(1976)、《魔女嘉丽》(1976)以及《驱魔人续集》等等。

进入90年代之后，表现哥特文化的电影进入了一个高潮，其中以1990年蒂姆·伯顿的《剪刀手爱德华》为首，虽然这部影片没有吸血鬼，没有巫术，但人物原型爱德华可以看出孤独不被人类所接受怪人弗兰肯斯坦的影子，造型也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中梦游者卡萨尔一样，黑色衣服，凌乱头发，苍白的肤色，他居住的是哥特式的古堡，阴森幽暗。导演鬼斧神工地编织出了一个黑色的、讲述孤独、痛苦、爱情和死亡的精彩的哥特画卷，有好莱坞鬼才之称的蒂姆·伯顿把古老的哥特文化和当下的时代背景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给哥特题材的电影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而他本人也被公认为表现哥特文化的电影大师，在1999年，他拍摄了《断头谷》，影片改编自享有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的《睡谷传奇》，小说是欧文在司各特和德国哥特小说家的影响下创作出来来的，蒂姆·伯顿运用电影手法生动地将小说中哥特精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剪刀手爱德华》的成功鉴定了好莱坞制片人投资哥特题材电影的信心，1992年，吸血鬼德拉库拉再登银幕，这便是由大卫·科波拉执导

的《惊情四百年》，尽管是吸血鬼，但风度翩翩，用情专一的德拉库拉伯爵赢得了观众，于是1994年又一部重磅级的《夜访
吸血鬼》在爱尔兰导演尼尔乔丹手上诞生。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也趁势而出，1994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也掳走了不少人的心。还有被无数影迷奉为哥特经典的《乌鸦》，因为增加了些许温情更易于被接受。

当然这一时期，表现变态人、变态物的哥特题材的电影也是层出不穷，广为人知的《沉默的羔羊》、《七宗罪》、《得克萨斯电锯杀人狂》等等无一不证明了在欧美电影中源远流长的哥特传统。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表现哥特文化的电影其实有增无减，只是于很多其他元素融合在一起，很多影片开始以一种魔幻、巫术、鬼怪杂糅的风格呈现在日益挑剔的观众面前，《指环王》、《哈利波特》、《加勒比海盗》等系列的成功无疑证明了这种风格的可取性。



三、哥特电影的心理根源与美学基础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电影表现哥特文化呢，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哥特电影取得了广泛而鉴定的认可。这样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与受众力度必定具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和美学基础。

不难看出，以上所列举的很多影片普遍都会营造出一种让人恐惧的氛围，《沉睡谷》中的小镇沉寂、静默，似乎陷入永恒的睡梦当中，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氤氲的雾气从河边的芦苇丛中缭绕开来，这样的场景让人会立刻产生可怖而紧张的情绪。美国现代著名哥特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说“：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2]达尔文的《动物的表情》一书中也描述过当人感觉到恐惧时的状况：全身兴奋，眼睛闪亮，荷尔蒙分泌增多。这说明恐惧体验和兴奋体验对人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的确能给人带来快感。而在观赏电影时，观众既能在幻觉中置身险境，但又从心底知道危险不会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所以便能感到强烈的愉悦。

与恐惧相关的美学基础被称为“壮美”，在美学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奉行的以“秀美”(the beautiful)为基础的美学原则不一样，哥特艺术的美学基础是产生超验感受的“壮美”(the sublime)。而关于壮美的讨论在哥特文学产生的十八世纪恰恰是最为滥觞的，这也产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在这其中伯克(Edmund Burke)的《关于壮美和秀美概念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1757)对这个理论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概述，在他看来秀美的事物小巧、柔和、协调、均衡，并且为人们所熟悉，是清风明月、幽林曲涧、和风细雨等等，它们在人

们心中所引起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快乐或者温柔的喜悦。与之相对，在伯克的解释中，壮美与秀美相似，但又完全不同。壮美是心灵被物件或情感突然征服时体
验到的“一种愉悦的恐怖”，[3]一种“带着恐惧的静谧”[4]。正如上文所说的恐惧的心理根源，壮美是有惊无险的，它带给人的是恐惧的战栗，以及意识到自己全然安全的愉快。关于能体现壮美的场景，伯克最中意的例子是茫茫海上的暴雨滂沱，而黑暗的森林、空旷的深洞、矗立的悬崖峭壁、亘古的荒原也能产生同样的壮美感。相对于自然界，人造物只要足以引起敬畏，也可以是壮美的，例如埃及金字塔或年代久远的古堡。这样就很好理解电影中特有的哥特场景缘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了，最近热映中的《加勒比海盗——海之尽头》就非常好创造了这样的壮美，波澜壮阔的大海，伸手不见五指，电闪雷鸣，海浪翻滚咆哮，人在其中渺小如沙，而《哈利波特》中巍峨的有着高耸塔尖霍格沃茨学校，校外神秘茂盛的森林，黑暗的密室，飞行中空旷的青灰色天空等等无一不营造着一种壮美。



四、黑色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哥特元素的电影不仅仅是展现哥特风情的画卷，而是在主题上延续了哥特文学的特色——黑色传统。所谓的“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情节上，浓墨重彩的渲染暴力与恐怖，神秘失踪、凶杀、暴力、复仇、变态等等骇人听闻事件；在主题上，并不像一般影片那样从正面表达理想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念，而主要是通过揭示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揭示人性中的阴暗来进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道德上的探索。我们熟知的《沉默的羔羊》中可怖的杀人方式，羔羊无助的眼神，杀手冷静手法，不由触动人心底的恐惧和怜悯。《恐怖角》中男主人公被复仇者一步一步逼得走投无路，明知即将到来的残忍的伤害却无能为力，最后被抛到阴暗的丛林，只能靠爪子和牙齿厮杀，这样的绝境让人不寒而栗。为什么这些电影可以无所顾忌地表现血腥残忍可怖的黑色情节呢？其实这种黑色的理论支持最早就可以从《诗学》中找到，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冲破了柏拉图设定的文学作品不能描写恐怖、凶杀、罪恶等黑色内容的禁区，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可以最大程度地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怜悯的情绪，与壮美能引发的美感相似，这其实是一种化丑为美的艺术观点。“经验证明了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5]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进一

步解释了这种“快感”，他称“思维的快感”[6]远比一切更为纯洁，“只要是一方面有被思想的东西、被感觉的东西，另一方面有判别力和思辩力，那么在活动中将有快感(快乐)存在。”[7]也就说，所
谓能化丑为美的快感，实质上是一种“思维的快感”。那些丑的东西并不是本身具有美感，而是它们的存在可以引发人们看到其本质，思索其为何丑，更引起关于美的思索，从丑中得出的美因而更深刻也就更能引起人们的“快感”。这种快感是要达到一种合乎理性的和有价值的精神状态。这种“快感”理论支持使得十八世纪哥特小说从通俗小说这一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进入文学发展的中心和主流，这同样也适用于电影。已被奉为经典的《七宗罪》，影片将人性罪恶的一面放大，并导致血淋淋的杀戮，在杀戮场景上影片利用了电影的特性将其展现得栩栩如生，并无遮盖，这种直白的画面对观众引起的震动是无可言喻的，凶杀的场面固然使人心惊，让而思索到人性之丑陋，不由让人觉得巨大的悲怆。就如同著名的哥特小说的创作者同时也是美国南方文学的先驱弗兰纳里·奥康纳说：“对于耳背的人，你要大声疾呼；对于视力不清的人，你不得不画出大而惊人的人物。”[8]“我们多数人已学会对恶无动于衷，我们紧盯着恶的面貌，却常在上面发现我们咧嘴笑的反影，因而并不与其争论……”[9]这充分解释了奥康纳为何不遗余力地进行哥特题材文学创作的原因，也解释了哥特电影中种种浓重色彩渲染的血腥残酷的场面，因为恶已相对于太普通，不把它画大画生动，就无法触及到人的内心，无法产生足够的震撼。



五、清教主义的社会背景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欧美电影之所以如此层出不穷地采用哥特元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欧美国家普遍为新教国家，其中英美更是长期被清教主义(Puritanism)所统治。清教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把《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他们宣扬“原罪说”，强调人性的堕落，坚信命定论，认为人只有靠上帝的恩赐才能获救。事实上，在《圣经》里，就有许多能在人们心中引起敬畏和恐惧的壮美场面，比如大洪水、上帝毁灭索多玛，耶稣死亡、末日审判等等。仔细研究这些场面，我们可以发现就如同是哥特电影一样，都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在清教徒看来，所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都是源于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永恒斗争。

“他们以十字军骑士般的狂热、替天行道，把一切

不符合清教信仰、清教道德的东西统统看作是邪恶而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许多天主教徒和各种男巫女巫因此惨遭迫害，被处以极刑。当然，天主教同样也对清教徒残酷镇压。清教徒同天主教以及一切与清教信仰、清教道德相悖的东西进行
的激烈而且常常是血腥的斗争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在上帝的旗帜下演出的‘哥特故事’”。[10]这也就说明了哥特文化在欧美国家有着深厚的传统的社会背景，及至在电影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特定的清教主义的社会背景注定了哥特电影在欧美的盛行。



六、电影对于哥特文化的影响



当代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的发展阶段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语言文字所能带来的感官冲击力，开始寻求能够给人带来更强烈刺激体会的方式，丹尼尔·贝尔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当代西方文化的转变“目前居‘统治’地位的视觉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一大大众社会力，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可见，电影比起建筑、雕塑、绘画、文学等艺术会更利于传播，在哥特文化传播上也是如此，如果说十八世纪哥特小说使得哥特文学从边缘进入到主流创作层，那么自电影诞生以来，这门第七艺术使得哥特文化从拥有部分钟爱者接收者迅速扩大，对于电影本身来说，也大有类型的模样。称为类型固然有其积极的方面，易于被接受、被理解，但这样的易于恰恰也是消极的一面，因为类型极易形成套路，形成套路的后果就是丧失了本身的个性，只留下易被接受的部分。不难看出，电影在哥特文化的发展上推波助澜的同时，却削弱了它的批判意义。哥特文化在文学中被体现时，哥特小说主要通过突出表现暴力和堕落来强有力地揭示社会罪恶和探索人性中的阴暗，它自然就对以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为目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构成颠覆的危险。尽管哥特小说中也有一些理想化的人物，而且也在间接表达理想的价值观念，但其重点从来就是暴露罪恶与黑暗。但在电影中，它限制了哥特的这种锋利的棱角，可以说它自觉不自觉地抹平了哥特的反骨，消解了它的叛逆。无论是《指环王》还是《哈利波特》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它们只是在影片中借鉴了哥特的外在元素，却将内在精神进行更通俗的包装，将叛逆式的边缘人物转化为现世理解的英雄，将压抑人性、束缚个体的社会体制表现为仅仅是凸显英雄的可轻易打破的壁垒。当然，这是由于全球一体背景下，电影的本性——商业性所决定的，惟愿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能够理解到

哥特的宽容、博爱、尊重个体以及引发对生命、死亡、欢乐、痛苦、永生、孤独等等深奥的哲学命题的思考，哥特的文化精神，正如Dead Can Dance所说，“打动的是别人不曾触及的心灵领地”。



注释

[1][英]安德鲁·桑德斯著：《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修订本)》，谷启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527页。

[2]H. P. Lovecraft：“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in Cliv Bloomed，Gothic Horror[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8，55。

[3][英]伯克著：《埃德蒙·伯克读本》，陈志瑞(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37页。

[4]同[3]。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亚里斯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2版，第11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5页。

[8][美]苏珊·巴莱著：《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文学的先知》，秋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页。

[9][美]苏珊·巴莱著：《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文学的先知》，秋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页。

[10]肖明翰著：《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2月，第90～101页。参考文献

[11][法]德比奇等著：《西方艺术史》，徐庆平(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12][英]安德鲁·桑德斯著：《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修订本)》，谷启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3][英]伯克著：《埃德蒙·伯克读本》，陈志瑞(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亚里斯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2版。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16][美]苏珊·巴莱著：《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文学的先知》，秋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7]肖明翰著：《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