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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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文明发源以来，“理性”一词就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题，成为贯穿西方文明历程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典范，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到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智者，还是当今学者，对“理性”存在诸多争议，或褒或贬，或拒斥或认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动摇。它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特质，成为众多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多种理论样式的思想立场和思想源泉。韦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等等，理性成为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核心概念。理性选择理论正是结合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特质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而生成的。它是当今社会科学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思想工具，成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思想空间的研究方向。

在吸收了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和分析。理性选择不仅用于分析经济行为，还被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对社会学的两大主题社会行为、社会系统作了较为有效的解释，也对解决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和方*争论做出了贡献。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的复杂性。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

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

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

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

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

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 “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构成了该理论生长的关键。总体上看，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学基础、社会学方*基础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运用经济学“合理性”概念对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做出新的解释。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就在于他能够在对各种利益的比较中选择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最大的需要。斯密同时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个人选择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进而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个体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理性地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尽管存在很多缺陷并且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学家们的修正，但是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维方式却为所有的理性选择理论者所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为基础解释了个体的目的性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有目的的选择。

从方*上说，科尔曼“采取个人主义方*。”事实上，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行动理论，而是解释和说明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功能发挥的理论。科尔曼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在他看来，社会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整体主义和个体主*释方法。整体主义方*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方*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因而科尔曼选择了个体主义方*，他称之为“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

此外，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还受到霍曼斯、布劳的交换理论以及纳什的博弈论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而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交换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强调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通过个人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可以形成整个社会行动。这有助于对个体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做出解释。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轮廓

面对社会学方*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面对社会学研究路线的微观主义与宏观层面的断裂，面对霍布斯难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科尔曼试图建立一套社会学理论弥合、衔接宏观的裂痕，实现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自然的过渡、连续，还唯名论以现实的微观基础。因此，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在方*上是以个体行动为起点和出发点，以宏观的社会结构为研究目标，实现微观与宏观的连接。即他主张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也就是说，他进行的是以个人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多层次解释——个体是如何合理性地展开行为获取最大效益，这些众多个体理性行为又是如何形成规范从而形成系统和秩序的。

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和出发点，以效益最大化为行动的追求目标。“理性人” 不同于社会学的纯粹工具理性的抽象经济人假设，也不是帕森斯意义上的仅受限于社会规范的“社会人”，而是处于社会互动、社会关系中的能动选择的主体，获取最大利益的主体。所以，“理性人”兼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性质，既追求最大利益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科氏的“效益”并不局限于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道德的多种偏好影响下的其他效用，理性人以合理性行动追求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达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E2]理性人的合理性行动促成了规范，也孕育了结构和团体组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