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提一个非常久远的事情

在08年的秋天，我来到北京，上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住宿舍的。那时候一切井井有条。那年秋天很热。我总是穿一条褪了色的旧仔裤，一件褐色毛衣，和一双白色匡威。我的头发还很短。我随身带着一个收音机。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好学生。早晨我听国际广播的英语新闻，晚上听国际广播的摇滚乐节目。后来出了一个电影叫《海盗电台》。那里演得真实极了。我就是那样听电台的。熄灯以后我蹑手蹑脚弟披上衣服，拿上烟和收音机。在晾衣台上听。男生宿舍那边会传来打闹的声音。还有女生的尖叫。一切都很朋克。

秋天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乌托邦》，是讲几个小朋友的故事的。这个剧本得到了戏剧社社长的赏识。鬼使神差地，我进了戏剧社。当上了这部大戏的副导，参加一个大学生戏剧节的比赛。真正的故事从这时候开始了。在为《乌托邦》选拔演员的时候，我遇到了陆路。

我参与了演员选拔的工作。那天来了很多的文艺小青年。大家都穿着一样的铅笔裤和高帮的匡威鞋，紧身的T恤。他们脸上脆弱又矫情的神情让我感到亲切。陆路在很晚的时候才过来。他的脸很白，头发很乱。他抽到的题目是：公交车上。他表演的是公交车上的星球大战。他在傻气地躲闪子弹的时候我觉得他美极了。他总是心不在焉，格外出神地思索着什么。我注意到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拨片，陆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死尸甲演？”然

后就走了。

陆路成了《乌托邦》的男一号。

陆路的出现就像一支大麻烟。此时他只是在我的身体里打开一个口。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我不以为然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打开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张开了，所有力量都会走进来。好的，不好的，之后他就毫不负责地抛下这具张开的身体走开。

在《乌托邦》开始排之前，我依然每天听电台，上课的时候去拉屎，在天还亮的时候去教学楼背后抽烟，表面上跟每一个普通的好孩子一样。《乌托邦》开排之后，我就能常常看到陆路。他总是那么可怜，勾着脖子缩在墙角吸食香烟。我总是不知道和他说什么。我们就这样沉默如谜地呼吸。

有一天，在我们沉默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们出去租个房子吧。我原来一支跟我女朋友住在外面。但是现在，我们分手了。所以咱们一起租房子怎么样？我们当合作伙伴。”我愣了一下，说：“我考虑考虑。”他笑了一会儿，把烟掐灭回了排练室。

那段时间我迷恋一切少年的东西。就是那种微笑的纯净的，奔向希望的少年。陆路是一个少年式的人物，虽然他不是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人。虽然他是一个你看到就会觉得要完蛋，要毁灭，完全没有出路的丧人。可不能不承认他让我着迷极了。

在陆路提出要跟我租房子，做合作伙伴的那天，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就是奇迹一般涌出四个人，凑齐了一个乐队。我的乐队叫zzz，就是喜鹊z

hazhazha的意思。我的乐队就像一股暖融融的trip-hop，带着微微迷幻色彩温暖着我的身体。如果没有乐队，生活的平庸将使我痛苦不堪。这样，顺理成章地，我和陆路一起租起了房子，当作排练室，垃圾场以及一个家。那时我才知道陆路也有一个乐队，组了很久，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

我们的房子在五道口与上地之间，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方。老房子，很促狭的两居室。我们住在五层，有一个梯子，可以爬到楼顶。幽深的走廊有蚯蚓一般湿的腥的味道，陆路房间的窗户还破了一个洞。我们在大钟寺的批发市场买了红色和蓝色的丝绒布，遮住抹满鼻涕的墙面。在这样的房间里听《丝绒公路》，是很美的事。这样一个锈迹斑斑，颤颤巍巍的老楼是我在北京第一个家。我那时是一个独立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人。我

的欲求如此简单。我有一个合作伙伴，一个家，一个乐队，就觉得已经可以瞑目死去。我个陆路的合作很愉快。有课的时候我们都在学校住，装模作样得好像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周四回家，排练。排练完我们一个接一个爬上天台，喝酒，飞叶子。我们的鼓手总是把梯子彩得吱吱响。我们的家很快就变成一个猪窝。地上横着吉他音响瓶，长出苔藓的杯子和脏衣服。我一直觉得那时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处于一个不断被挤压又不断被释放的过程。一切都刚刚好。

糟糕的是我和陆路越来越像。我们互相影响，渗透着，以一个非常危险的速度。我们的乐队刚成立，总是跟在陆路乐队后面，给陆路他们暖场。那时候我们总在小D22演出。那儿舞台特别小，但是感觉很好，很酒吧。演出完后其他人都走了，我和陆路坐在D2 2。那里的酒保都认识我们。我们坐在那里，喝赠送乐队的热啤酒，吃花生米，看演出的视频。陆路是做grunge的，我是做车库迷幻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陆路的g runge里有迷幻色彩，我写的迷幻在高潮的时候总有奇形怪状的转音。我们坐到D22开始扫地了，就以一个奇怪的形状搀扶着，缠绕着，一步三摔跤地走回家。我们住的地方很荒芜。到了深夜所有的楼都黑乌乌的只有路灯很亮。有一个通宵营业的沙县小吃。福建人给我们倒蜂蜜水。我们默默地吃小馄饨。青灰的蛾子轻轻地撞击着灯泡，噗噗噗。一切都美极了。

那年的冬天很干燥，很温暖。

冬天我们听了很多的歌。我觉得好像把全世界的歌都听过了。直至今日，我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当时听过的。我们靠在最大的那个laney的音箱旁。喝着酒，听着歌。这样的时候我总有心里发毛的感觉。高中我做梦都想要这样的生活，好像在那些书里，电影里说的，在房间离开趴替，抽大麻，和男孩子做爱。我每天穿着校服骑着自行车要去写一本试卷的时候，这些画面就像抽了帧，盘旋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我和陆路过上了这样的生

活。但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老了。

不得不提一首歌。是木马在《果冻帝国》那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叫feifeirun。这是木马写给他的女人阮菲菲的一首歌。我和陆路在高中的时候都听过这首歌，虽然现在我们

和木马成了朋友，在mao我们和谢强坐在二楼喝酒，他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他也会讲笑话。但是这些都部妨碍我们对这首歌着迷，家里总是盘旋着木马诗人的歌声。我喜欢那句：用我不悠扬的歌声温暖你整个旅程。我总把这首歌改成lulu run。用我合成器上的各种宇宙音弹奏这首歌。陆路总是挂着大傻子一般的笑容说：“真好听。”

给我一个保证，让我一直在你身边。

那是我跟陆路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们都到了一个巅峰，每天晚上都喝得很醉，写不出歌，说不出话。我烦透了那个时候的陆路，他粗俗不堪，他骗太多的姑娘回家，上床，然后甩掉。我常常跟他吵架。吵架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有一次，陆路和我吃完饭，他在楼道里跟我说：“我不想租这个房子了。”我说：“那你住哪儿？”他说：”平时住宿舍。周末，可以随便找一个姑娘家住。”我没出声。回了家，我把他的效果器摔碎了。之后我把他的木吉他举起来砸。他扳住我的手说：“你不要这样。你神经病么？！”他在这个时候脸上出神的表情更加浓烈。这把我的愤怒推到顶点，我把他的琴砸了，砸了很多下。我们都盯着那把吉他破败的尸体发呆。我有一把和他一模一样的箱琴，Yamaha fa700，他的琴是漆面的，我的是磨砂饿。我盯着那把琴想起我们在楼顶上一起弹琴的情景。能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些星星让我们觉得民谣比摇滚美。我们的琴包上都贴着lucky strike半个烟盒。我不知道我当时处于怎样一个状态里，好多真气在我的身体里撞来撞去，我的手都抖。这时我看到我的那把琴，悲伤地躺在一堆酒瓶里。我一下就不行了，我开始哭，并且停不住。陆路这时做了一个让我吃惊的动作。他把我推倒了，然后我们就厮打在一起。那种厮打是无声的。

那天晚上我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厮打在一起。半夜停电了，我们就在黑暗里打。四肢缠在一起，把那些痛不欲生的，猛烈的情绪都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有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太近了，太近了。我们交换了灵魂。我们听了很多遍feifeirun。所有的歌都逃跑了，只有这首该死的歌不停地放。我们把家里一半的东西都毁了。我们都流血了。我们疯了。天亮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我要死了。陆路在天

亮的时候问我：“我们还是不是合作伙伴？”我说：“是。”他想了一会儿，说：“可是你越界了。”

清晨如此虚弱。清晨如此冷。

那次流血事件之后我们没有立即分开。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演出的时候，陆路乐队的一个小歌迷跑过来问我：“你是陆路的女朋友么？”我走了一会儿神，说：“是。”小歌迷眉开眼笑，她说：“我能感觉到。你们的气场就像。刚才你们坐在外面的时候，虽然没说话，但我能特别强烈的感觉到你们的灵魂在交流。”我失声大笑。笑得我的手又开始抖了。我想：陆路，我们他妈都越界了。那是故事第一阶段我和陆路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们喝了

好多温吞吞的啤酒。北京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雪。我们在D22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陆路已经走了。我撑着支离破碎的头颅回家。陆路的房间几乎没变样。音箱喝一把电吉他还在。少了他的电脑和监听耳机。他把脖子上戴的那个蓝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