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对比分析

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对比分析

作者：方雷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6)

来源日期：2009-8-30

本站发布时间：2009-8-30 9:03:52

阅读量：361次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和剧变以后的中东欧国家同为转型国家，在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背倚着共同的出发点，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但是二者在政治发展的启动背景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摆脱传统政治模式的方式，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目标模式设定上截然不同，因此两种政治发展的实践效果差异也比较大，但是共同构成当今世界转型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的不同图景。

[关键词] 政治发展转型国家中国中东欧

[作者简介] 方雷，1966年4月生，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副所长，法学博士。（济南 250100）

一引论

国外政治学界对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比较著名的学者有亨廷顿、派伊、阿尔蒙德等人。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从理论上寻求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以求对第三世界国家有所帮助。他们经常使用政治系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及政治整合等概念范畴，所探讨的范围主要包括：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工业社会的政治模型，大众动员和参与，稳定与秩序等方面。70年代以后，研究者转向寻求更具经验性基础的相应理论，由于超越了前一阶段只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因而对转型国家更具现实意义。然而各国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大多因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一种激进范式，而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国外学者对转型期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在内容上涵盖了点线面三个层次，点的研究比如有国别研究，线的研究比如有政治发展某一个领域，像选举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研究、议会制度研究、宪法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等；面的研究就是从整体上把握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目标模式、政治社会化，比如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其转轨的影响、政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在研究的方法上，他们一般注重用民主化理论的模式框架去分析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或者说他们更愿意把东欧的政治发展看作是“民主转轨和巩固”[①]；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上也多是采用行为主义政治学偏重实证和量化的手法去分析政治现象，比如在分析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建构时设立一些变量，在分析选举过程时多采用量化的指标、图表说明自己的观点。

国内政治学界对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的学者借助于西方政治学60年代以来创建的种种理论模式、工具和方法，分析转型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优势和劣势，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选择等问题。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的，它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政治发展由于受经济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及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家论述的重点多集中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追求和路径选择等方面。

国内学者在当前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进行一般理论分析的比较多，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不是很充分，尤其是把当代中国与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应该说我国理论界对于剧变前中东欧国家的研究还是比较发达的，可是近年来对于这些国家剧变以后的研究明显减少了，多是停留在对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目前这一地区转型改制的一般性介绍上，更多的是关注剧变后这一地区左翼势力的复兴上，比如左翼的构成、东山再起的原因、前景分析等[②]。既缺乏对中东欧国家正在进行的政治发展进程的研究，更缺乏从比较政治的视角将其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

笔者以为，中东欧国家现在虽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它们并没有放弃对政治发展的追求；中国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同为转型国家，都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或者说都处在向民主政治跃迁的同一阶段。只是二者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方式、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及对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上差别很大。本文主要比较二者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各自表现出来的特点。

二起点模式比较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不仅同为转型国家，而且在向政治发展推进的过程中还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在各自国家有着相似的表现形式和严重影响，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政治发展的停滞和断裂。具体表现在：

第一，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严重的党政不分，“党管理国家，党是政权的核心”[③]，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把党的力量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统治整个社会。党的目标是完全控制公共领域。”“党采用各种方法确保自己的控制”。[④]在东欧国家，苏联模式的一个首要的特点就是党的绝对控制，虽然各国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权力结构上存在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形成了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领导人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东欧各国和中国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和家长制，特权思想和腐败行为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第三，政治参与方面存在渠道不畅、简单的群众动员、干部与群众的脱离倾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包办一切，缺乏对人民群众的起码尊重，造成党与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隔阂。”[⑤][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对立，在中东欧国家后来的改革中转化为实际

的政治不服从、对抗和反叛。而在中国则留下了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政治激情消退后政治冷漠的后遗症。

第四，监督和制约机制薄弱，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一般说来，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是中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存在相对完备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下面出了问题，中央很快就会知道，而且惩处得也比较迅速，但是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的监督。

第五，法制不健全、不完备，没有建立法理性权威，人治大于法治，政策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等。在传统政治模式下，中东欧国家关于法治国家的观念（即国家依据法律授予的权利统治，而不是靠强权或意识形态统治）被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合法性代替，什么是“正确”的裁决要由党──国家来决定。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器集合了党的控制和卡夫卡式混乱的所有最坏的特点[⑥]。而中国在1978年社会转型之前的权力体系属于个人魅力型权威，这种发自内心的对领袖人物的崇敬和迷信致使个人权威至高无上，整个社会以言代法、以权凌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三启动背景透视

从宏观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剧变后中东欧国家重新开始的政治发展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即都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不同的是，由于各自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所差异，政治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差别很大。

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启动，从内部因素看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政权更迭之后，重新开始了新的尝试。剧变后的中东欧的政治发展包括两个环节，一个是政权的更替，一个是制度的转变。政权的更替非常迅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倒了，所以我们在说东欧的这个变化时用的是“剧变”这个词，而不是“巨变”，西方人更喜欢用“崩溃”来形容。中东欧如此快的剧变的确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有人曾计算过，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只用了7个月，东德的政局变化只用了70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只用了7个星期，而罗马尼亚仅仅7天就完了[⑦]。中东欧政治发展的第二个任务，以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的构建虽然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时间也不是很长，大约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确切地说也就是7年多的时间就基本确立了。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2年，多党制的建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5年，议会民主制的基本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1996年开始进入的巩固和完善阶段[⑧]。虽然还不能说整个中东欧国家彻底地完成了政治制度的重建，但是可以说，到1996年和1997年的时候，他们政治体制转轨的两大主要任务已经大体完成了，当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外部条件看它们的政治发展是伴随着回归欧洲、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的。冷战之后，伴随着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改变，或者说是从东欧的撤退，两极格局瓦解，这些国家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中东欧国家重新融入欧洲，与欧洲全面接轨，实现欧洲一体化，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安全与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