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内的俄罗斯史研究

近年国内的俄罗斯史研究

王晓菊

2012-12-5 22:07:24 来源：《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近五年来，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国内的俄罗斯史研究总体上获得了快速发展。学术水平稳步提升，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俄罗斯史学科呈现出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俄国史研究

首先，俄罗斯道路问题，特别是俄国现代化问题颇受关注。

陶惠芬对彼得一世时期以来的历次改革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1]赵士国回溯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俄国急剧变革的时代，从历史选择性角度分析了革命、改革与俄国现代化的关系。[2]张广翔深入探讨了俄国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过程、城市人口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农民进城打工与城市化进程等问题，从而使国内学界对俄国现代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3]

由刘显忠撰写的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的建立及其政治功能的专著的出版，对于深刻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4]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对国家杜马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反革命”，或者参与革命“不坚决”。姚海则认为，士兵起义开始后，国家杜马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直接领导起义，实际掌握政权，实行革命暴力，推进革命向前发展。从要求成立责任政府到采取旨在夺权和推翻旧制度的措施，国家杜马从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转变成为二月革命的领导机构。[5]

姚海在探讨战争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影响时认为：莫斯科公国时代，经常性的战争状态导致了动员型社会、国家战时体制、专制主义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形成。

但从16世纪到18世纪，对外战争迫使沙皇政权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以增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从而推动了俄国的欧化进程。19世纪以来，几次大的对外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建立军事强国和追求帝国利益的传统目标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6]

其次，俄国农村公社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农村公社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俄国人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罗爱林在充分挖掘米尔判决书、农民请愿书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俄国村社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社会封建化、农奴制的形成和发展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村社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司法、赋税、土地制度以及村社制度对俄国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封建晚期农村公社既是农民的自治机构，又是国家的统治工具。村社的二重性调和了农民、地主、国家三者的利益，是它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村社的二重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延缓了农民的分化，同时也是土地私有制和农奴制瓦解的诱因。[7]付世明的专著《20世纪初期俄国村社》则专门阐述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俄国村社的发展特点，认为村社中重组与分化并存、传统与现代化并存，村社已经向资本主义发展，但资本主义并未在村社中确立绝对优势的地位。[8]

再次，俄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白晓红撰写的专著摈弃了传统研究中对斯拉夫主义的不公正评价，认为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具有核心地位和巨大影响。[9]张建华则阐述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从个体初萌到群体形成、思想启蒙、观念交锋、政治分化和政治活动的历史。[10]

作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基础，东正教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俄国宗教史》一书[11]以东正教为主要线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天主教、基督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萨满教等在俄罗斯有影响的各大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研究了俄国宗教的多元化、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关系等问题。

此外，俄国外交史(包括中俄关系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杜正艾详尽地分析了自彼得一世到苏联解体的俄罗斯外交传统。[12]《俄罗斯汉学史》一书撰述了俄罗斯汉学形成、发展和成为世界汉学一支劲旅的全过程，为国内第一部贯通古今的俄罗斯汉学史专著。[13]《俄国汉学史》一书则涉及俄国汉学诞生前的中俄交往，俄国汉学之肇始、成熟、发展及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等内容，以对于俄国汉学分期和总体把握的宏观架构而成一家之言。[14]《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15]收入了约60篇学术论文，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中俄关系研究成果的结集。

二、苏联史研究

关于斯大林模式和苏联解体原因等问题的研究热度不减、争鸣不已。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体制的政治特点是“一党制”，“关键性毛病”是“广泛实行委任制”，“一党高度集权”……从而导致“大清洗”等弊端。[16]苏联解体的原因应当从制度中去找，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些领袖人物。正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最后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17]一些学者则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着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又面临着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渡过这两个生死关是检验“斯大林模式”、评价斯大林模式历史地位的唯一实践标准。实践证明，

斯大林时期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对于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些严重弊端也必须加以重视。[18]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社会的确存在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以及党内思想僵化等严重弊端，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但绝不意味着这个体制已经丧失发展潜力而必然灭亡，关键在于执政者执行什么样的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蓄意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苏共党的领导，使苏联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政治基础和统一的领导力量，加上叶利钦脱离苏共队伍后的所作所为，最终埋葬了苏联”[19]。

由于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苏联外交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一些学者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苏联与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有学者认为，1941—1942年波兰军队在苏联境内的组建和最终撤出的艰难历程，折射出苏德战争开始前后，苏英波三国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21]关于1990年被苏联学者披露出来的“诺维科夫报告”，有学者指出，该报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缺乏准确性，也不符合斯大林的战后国际战略设想，因而并不代表苏联在冷战初期的外交政策方针。[22] 苏联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一些学者运用大量新近解密的档案，对苏联最高领导层、特权阶层、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民族精英、工人农民的形成与演变加以剖析，并力图据此揭示苏联剧变的原因。[23]有著作以独特视角和实证方法重新解析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领导干部住房研究、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等专题，令人耳目一新。[24]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特殊移民、二三十年代大饥荒等问题的研究悄然兴起。

苏联地区史研究相对薄弱，但依然有所成就。侯艾君对车臣史进行了细致考察，对车臣危机的根源、实质及后果等进行了全面分析。[25]有学者对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该州的创建与发展不仅反映出东亚局势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