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建筑,保护民族未来(精)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梁思成
唐韦应物有诗云：“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此首伤怀之作在我漫步北京新城时屡屡浮上心头。

犹记梁思成公当年力主在北京老城外建造新城的方案遭否决后，北京古建筑如何在历次风风雨雨蹉跎反复之中沧海桑田。

老人们大概不会忘记老城门，新人们却也无法从大量拷贝西方的写字楼上看到一丝巴黎纽约的味道来。

自元大都安居京城以来，虽中有几次波折动摇，但北京城作为一国之都的地位却是基本稳固的。

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下，中央所在地北京的一举一动全如蝴蝶效应般在全国产生波动和影响。

以北京城市建筑的变迁作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建筑变迁的一个标本，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妥。

且让我们将目光回放至一百余年前，去看看这些文明古国的艺术珍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如何尝遍了世态炎凉，阅尽了变故沧桑。

以１８４０年为近代史的开端争议不多，这一年也是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文化开始剧烈动荡的开端。

鸦片战争的意义绝非局限于政治和军事等亲眼可见的领域内，其文化层面上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本质。

鸦战为国人开辟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的衡量与评价标准不再为本国所有。

西洋人带给中国另外半个世界，而这半个世界远比中华帝国眼界内的四海五洋凶猛得多，也先进得多。

中华文化自此被放置于全球之中，有了它自己的位置——亚洲东部临靠太平洋的国家。

中华文化从自我陶醉的幻影中开始被人指指戳戳。

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很快让中国的大片领土沦落为殖民地。

而殖民也绝非简单的单向侵略。

实际上依仗着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武器装备，中国人也开始在对西洋人的学习过程中进行有意无意的自我殖民。

文化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再以五千年历史之长或哲学理念之复杂文化结构之精巧而博大国之名，奴役与被奴役的主奴关系当下确立了两种文明的“高低优劣”关系。

现在在天津散步的时候，还经常看见不少西洋建筑，都是殖民时代遗留的产物。

从鸦战开始，中国人开始对西洋人从鄙薄与惊恐转而追随并且崇拜，从器到道，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全学了个遍。

建筑当然不能例外。

君不见从鸦战到今天，古建筑拆了多少，二手的西洋模仿品又建了多少。

从鸦战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模仿外国建筑的一个高峰期。

需要说明的是，建筑与绘画音乐文学不同，其设计到施工完成必然是商业行为，建筑师的作品也必须获得出资方的认可才能付诸现实。

而这一认可也绝非仅是出资方的意愿，考虑到建筑的公共性，其背后还有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传统与舆论等诸多因素扭结在一起。

所以建筑往往比其它艺术样式更能敏感捕捉社会心态。

从北洋政府开始，为配合袁世凯复辟，建筑界曾有过一段时间弘扬国粹的复古风潮。

这一段时期有大量仿古建筑出现。

到民国时蔚然成风，各种办公楼的设计方案中必须要有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大屋顶，审批才能通过。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一次外国建筑师模仿中国建筑风格的热潮，尤其以教会学校和医院作品为多。

燕京大学、协和医院、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其代表人物是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建筑顾问的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

而实际上早于这个时期，西方传教土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在设计指导圆明园的修建时，就已经在探索中西合璧的道路了。

不过直到墨菲和他作品的出现，才真正使中国建筑师开始思索如何探索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建筑之道。

墨菲的美国身份多少是耐人寻味的。

建筑大师梁思成有名言云：“建筑是可以翻译的。

” 号称中国建筑界“南杨北梁”的杨延宝与梁思成都在国外受过专业系统的西洋建筑训练。

两人回国后，却并无一味模仿西洋建筑文化
之心，反而高瞻远瞩地开始探索和整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梁思成更率先在清华开设了《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并成为该学科的创始人。

实际上，梁杨二人的建筑修养和境界迄今仍无人能及，他们不但对西洋建筑熟稔于胸，且能从根本上把握民族建筑的走向与未来。

在举国上下大兴土木，拆毁古建筑之风盛行之下，更显
出两位建筑大师的远见卓识。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模仿西洋建筑，多是模仿西洋古典建筑，如希腊柱式或者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等。

而真正意义上的西洋现代主义建筑则并不多见。

４９年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所谓“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成为全国建筑界的指路灯和坐标轴。

北京展览馆就是一个突出代表。

虽然西洋现代建筑造价便宜，却因为路线问题一直少人实践。

而国共两党在执政理论上尽管有本质不同，但其建筑成果的风格与影响却也差不太多。

一时间传统建筑样式大屋顶满天飞。

５０年代中期三反五反运动大举开展，大屋顶因其造价相对较高且不实用而作为浪费典型受到严厉批判。

梁思成在报纸上写自我检讨的文章。

待到批判浪头一过，５９年建造新中国十大建筑，大屋顶又恢复了其重要性。

十个建筑中有七个是民族样式的。

政策反复，路线无常，建筑家们完全不知该如何拿捏中国建筑的方向。

人民大会堂的出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其建筑风格自然有很多西洋的痕迹，但为了避免沦为二手西洋货，建筑师们在改动细节上下了功夫。

建筑在这里绝不仅是艺术品，它更是各种政治力量与文化思潮乃至国民心态微妙的晴雨表。

一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人民大会堂的复制品。

原因很简单。

建筑风格问题乃是路线问题。

中央集权治下的国家，惟有对中央的一举一动亦步亦趋，才能保全头上那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

艺术被莫名其妙地扣上莫须有的帽子，承担了艺术之外完全多余的政治使命。

文*化*大*革*命的对中国建筑的摧残不待我来细说。

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各级院校被勒令取消建筑系，但土木工程系却一律予以保留。

这与不爱红装爱武装，革除小资情调和温情脉脉以及八个样板戏都有相通之处。

美已经成为一种罪恶而遭到毁灭，似乎人们只要有技术和革命就足够了。

对美的摧毁导致了艺术创作的全盘覆灭。

而对美与艺术的摧毁就是对人性的摧毁。

在这样翻天覆地的血雨腥风之中，古往今来几乎一切文化都遭到批判。

西洋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都被当成罪恶滔天的垃圾品而惨遭毁坏。

这一段时间的建筑只有使用价值，而无艺术价值。

文*化*大*革*命最致命的后果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焚毁，其精神层面的破坏更是遗毒甚久。

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与根源在这里彻底被一刀两断了。

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洋建筑的模仿与拆除中国传统建筑是出于一种被动的殖民心态的话，那么到文*革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与毁灭实际上成为主动的主人心态，似乎对传统文化毁坏的越深，中国就越是进步，越是昌盛。

传统文化在历经了西洋人的摧毁之后，竟然在自己的后代手中惨遭灭绝。

此种心态背后当然有共**产**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为其理论根据，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种种摧毁举动的深层次心理却与传统无二。

共**产**主**义学说是相信进化论和历史进步论的，明天胜于昨天，年轻胜于老年。

所以要否定昨天才有美好明天。

这种愚蠢的逻辑直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市场，也即简单将社会的进步与否等同于对传统的批判是否深入，对西洋文化的学习是否透彻，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满北京城如此多烂俗的现代建筑。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建筑界对于传统二字仍然心惊胆战，谈虎色变。

现代主义的建筑倒是出现了一些雏形，然而具有传统风格的建筑却迟迟没有出现。

仍然是杨延宝起了开新风的历史作用。

时值北京图书馆新馆招标，在所有参选作品中只有杨延宝的作品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

历经了文*革摧残的杨延宝仍然如当年一般高瞻远瞩，毫无畏惧。

而梁思成公却先杨先生而去了。

１９７２年，梁先生在批判与侮辱中离开这个世界，先生晚年十分悲惨凄凉。

方案一出即获得通过，虽有上级领导支持，但杨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学却找不出一个敢为先生
绘制图纸的设计师来。

大家仍旧噤若寒蝉，文*革阴魂不散。

最终不得不集结了一些老建筑家们才使北京图书馆新馆变成现实。

自杨先生开艺术风气后，传统建筑样式才开始慢慢被人接受采纳，到九十年代陈希同任北京市长时，更提出了“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成立了“首都建筑委员会”，明令要求没有传统形式的建筑政府不予批准。

可事实上这场运动只是制造了大量伪劣的仿古建筑而已，北京西客站就是一个典型。

在传统文化惨遭文*革毁灭
之后，新生代的建筑师们很难对中国传统建筑有本质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无论对其尺寸规格的把握还是对古典意韵的领会，都已经非常隔膜了。

所以我们看到九十年代建造的仿古建筑无论在哪个方面来讲都不能与五六十年代相比。

陈希同喜欢亭子，于是他治下的北京城一夜之间出现了无数亭子，戏称“希同亭”。

待陈希同下台之后，仿古建筑一下少了大半。

可以看到，艺术的发展完全是在领导人的意愿支配下的，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与随意性。

待陈希同一走，留下了大量劣质仿传统建筑，使得人们对于一味复古多少犹豫起来。

建筑师们历经文*革摧残，其美学功底与技术水平大踏步倒退，自然设计不出具有纯正中国意味的建筑作品，再加上咨询流通的便利和外资的大举流入，北京出现了大量拷贝西方建筑画册的建筑品便绝非偶然，因为这种建筑设计起来既“洋气”又方便。

而与此同时，国外建筑家们也带着他们的方案来到北京，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就是国外建筑家们的作品。

复古的传统建筑被斥责为“假古董”遭到建筑界的否定。

那些做了点抄袭拷贝西洋现代作品的中国建筑师们却摇身一变，成为建筑界的新锐和前卫人物。

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的保护古建筑与拆毁古建筑的决策已与文化无关，只不过是商业利益权衡的结果而已。

如果保护的利益大就保护，如果拆毁的利益大就拆毁。

所谓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未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

我想用古人所谓“礼崩乐坏”形容绝不过分。

当年建国时甚至有拆毁整个故宫的决策，区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封号又怎么能真正保存文化？前面说过，一个建筑作品能否成型，出资方有决定作用。

商业资本的蓬勃发展使得所谓保护古城风貌成为空谈。

一切向钱看，哪里有利润哪里就盖楼。

８０年代北京市政府曾有以故宫为中心，进行系统保护古城的城建方案，到９０年代遭到不断破坏。

以最近受媒体注意的北京胡同来说，虽然政府已经公布了细致的保护名单，但这些名列保护政策的胡同仍然遭到推土机的疯狂摧毁，其拆除速度在不断提高。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一名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可想而知了。

为迎接奥运会在北京举办而提出的口号“新北京，新奥运”很能概括这种现实。

所谓新北京已经彻底替代了老北京。

但我们看看，这所谓的新北京究竟有多少地方
是真正崭新的呢？满街满巷的滥俗建筑不过是大量复制西方的赝品而已，不多的一些中国风格建筑，也因设计师功力不够而显得蹩脚做作。

那些代表整个一国最深厚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老建筑，永远消失在了写字楼和钢筋混泥的侵略面前。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生命与历史。

作为一个大城市而言，其存在的文化根基就在于它的个性。

举凡巴黎伦敦罗马东京，无不在高楼大厦中留存着历史的步履和文化的印痕。

伦敦与巴黎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体现在那些古老建筑上的风格自然也不同。

罗马更是避开老城单独建设了一个新城。

如今罗马人可以骄傲地告诉游客，你看到的罗马古城仍然保持着它的千年风貌，当年的皇帝们就是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地方。

而北京城里的这些现代西方风格的复制建筑却是全世界随处可见的。

我绝不是反对北京修建新建筑新风格，而是以为建造新建筑起码要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底线：首先，建筑师应该透彻把握和系统了解中西建筑文化的精髓。

如今的中国建筑师们只懂西方不懂中国，所谓懂西方也不过是懂得一点时髦的现代建筑，而对于西方古典建筑也是一窍不通。

须知西方现代建筑的发展正是牢牢镶嵌在它的漫长的历史之中的！不了解希腊柱式
不懂文艺复兴不晓得巴洛克不熟悉哥特式怎么可能产生出现代艺术流派？对于现代艺术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西方建筑师们所知甚少，结果做出来的所谓的新潮现代建筑不过是些蹩脚的二手货罢了。

而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无知使他们更不可能造出纯粹的中国建筑，正所谓中西都是不伦不类，还谈什么中西合璧！
其二，要把握好拆与建的关系。

有一个说法，说巴黎之所以建了那么多的像埃菲尔铁塔一般突兀的现代建筑却并未失去法国风情，是因为巴黎保留了大量老建筑老房子作为整个城市的基础，也即这些现代建筑是在这些老城区老建筑之间点缀和修饰了一下，自然显得水乳交融，古今一体，其城市的底色并没有因为新建筑而变化。

相反北京的城市规划却整个是本末倒置，将那些现代建筑作为主要部分，将老建筑圈起来，以零星的方式予以保护，从而失去了古都风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最
近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修建一些城楼（当年梁思成力主保留城楼却仍遭拆除，现今却又原封不动建造些复制品，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和城墙（老北京的城墙一倒，梁公号啕大哭，北京古都风貌就此瓦解），并着手开始从整体上营造北京老城的文化氛围与格调，然而再怎么修建也无法还原老城风貌了。

毕竟那些已经倒塌和消失的建筑是不可能真正原样复原，何况北京早已经被新建筑覆盖得密密麻麻。

在建筑变迁的风风雨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民族的百年心路。

从夜郎自大到自怨自卑，从外国殖民到全球化，全部在建筑的变迁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

所谓的现代则是西方概念。

现代的涵义在某些意义上而言即欧美标准，要现代化不学习西方是不可能的。

而具体怎么学该学什么什么不该学？传统该如何对待？却一直是众说纷纭，从鸦片战争争到现在也没有取得共识。

在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会很容易以一个落后者的心理而对传统文化产生鄙薄之心，并以否定传统作为“现代”的象征。

以建筑为例，清末拆毁大量传统建筑，有很多是根本不必要的，拆除这些古建筑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多么自强自新，多么现代，多么革命。

这种意识在经过了袁世凯复辟，民国时期仿古建筑的复苏，到解放后屡次反复以及文*革的全盘毁灭后，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再一次成为很多拆除古建筑的深层心理。

全球化带给中国这样的后起文明古国的，绝不是自由主义者允诺的美好的世界大同，相反在欧美经济强势和政治铁碗面前，更多的是与清末相似的殖民。

看一看世界语当年如何雄心壮志，而如今风光全英语已成全球第一语言，就可以得知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大同世界是如何幼稚如何不可能。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开篇即言：“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

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只有在深刻批判和系统了解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一个民族才能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复兴光大。

任何一味地放弃历史或鄙薄历史的想法都是愚蠢的，何况传统也不是你想放弃想鄙薄就能放弃鄙薄的了的。

以建筑为例，我们现在
走的路正是当年日本走过的，有些人所谓中国建造了这么多垃圾是“交学费”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人当年追随欧美发展经济，也修建了大量伪劣拷贝建筑。

不过日本人很快就从模仿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现如今的日本建筑水平在世界上也是有口皆碑的，在对现代与传统的处理上相当出色，日本建筑家们对日本古典与西方现代的把握与了解都是透彻而细致的。

我们中国建筑家们何时能达到这种艺术修养与功力呢？何时能够自信地对待本国的优秀文化呢？
很多学院内的人至今相信单纯的历史进化论，认为今天一定比昨天好。

在这里我不便评论整个历史进化论，但可以指出的是某些时期倒退，今不如昨是常见的历史现象。

我们在技术层面的确比古人进步了不少，而在生命的境界与可能性方面，灵魂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就真的比古人强很多吗？我不想过于铺展本文去作哲学层面的追问，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绝不相信这种单纯而幼稚的历史进化论，而认为正是所谓的全球化降低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国人民
的素质与高度，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起文明古国更是如此，因为她还面临着本国文化失传的危险。

在历史进化论和自由主义者们的鼓吹下，学院内的很多建筑学家将那些仿古建筑斥责为“假古董”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看来模仿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就要扣上“假”的帽子，而模仿西方人的作品就可以堂而皇之成为建筑精英建筑新锐，这难道不是百年前的殖民心态在作怪吗？这种心态背后不就隐藏着世界大同的幻觉吗？而我前面就说过，这所谓的世界大同不过是大同于欧罗巴，大同于美丽坚而已！
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的建筑艺术，可以清楚地传达出中国的危机与机遇。

我们丢弃了那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却又有意无意继承了那些糟粕，我们拆毁了古城墙，古庭院和悠悠胡同，然而官本位，人治胜法治，漠视公民权利与尊严的事情却仍旧在天天上演，这些黑暗事实却都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学习西方一直停留在器的层面，以为拆几个城楼，盖几幢大厦就是现代，而对于欧美国家城市的现代政制，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对生命的关爱与珍视等优秀的精神资源却始终没有真正学到手。

这当然需要时间慢慢体味和改变，然而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无进取之心，仍然对传统抱之以鄙薄的态度，而对于西方文明则不加区分地盲目追
求，其结果非但实现不了现代，反而不过成为使人家更加现代化的工具而已。

我想也许每一个后起国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心路变化的，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漫长的国家而言，这种跌跌撞撞的探索也许会相对坎坷一些。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对传统文化单纯施以盲目批判了，中国只有在对传统有了清醒认识与一定继承之后，才能不失去中国之为中国的主性，才能使国民对本国有认同之心，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健康地拿来，健康地发展，而不致沦为。